新时代我国绿色治理结构性路径探析
新时代我国绿色治理的结构性路径探析
[摘 要]新时代我国的绿色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以社会生态化为核心的绿色政治，它凸显着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的双重意蕴，需要宏观价值引导、中观制度落实及微观行动实践三个维度的支撑。以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实现宏观避险，以完善现代化治理制度体系实现中观着力，以创新基层绿色治理模式实现微观搞活，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构建绿色治理生态的突破口，以容错纠错机制作为绿色治理的保障机制，是新时代我国探索绿色发展的尝试。
[关键词]政治生态;绿色治理;绿色政治;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新时代政治生态的建构需要从宏观理念、中观制度及微观创新实践三个层面构建全方位的绿色治理框架。绿色政治的兴起是对人文主义过度膨胀的反思，后者逐渐滋生出一种狂妄的“人类中心论”，绿色政治主張“环境中心论”，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主张未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对“经济发展无限论”，既注重全体人类的广度，又注重人类未来利益，旨在在不同种族、阶级、性别和国别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关系[2]（P17）。西方学界曾一度将绿色政治与绿党政治等同，然而在中国场域，两者区别甚大。西方的绿色政治思潮是绿党秉持的一种区别性价值追求，绿党政治是西方多党制的产物。在我国绿色政治的理念是解决新时代凸显的社会生态与政治生态的价值引领问题。绿色政治源于人们对生存困境的反思，如当时西方普遍的福利经济危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展开军备竞赛，加上无止境的粗放型发展引发全球生态恶化等，但这些问题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发展困境。
一、基于知识图谱的绿色治理文献研究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绿色治理问题的关注度逐年上升，以绿色治理为主题进行期刊论文的检索，发现研究的层次以基础研究为主，工程技术、行业指导、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紧随其后;从研究主题的学科分类看，主要集中在环境、国民经济、工业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从人文社科领域看，公共管理学科、政治学科、环境学科、法学学科排名靠前，社会科学的政策研究与基础研究层次的研究进步明显。
（一）高频关键词的统计 高频关键词能够直接反映绿色治理相关研究主题，本部分基于 CiteSpaceV 的关键词分析，选取频次在 2 以上的关键字段进行统计，得到排名靠前的关键词表（见表 1），频次靠前的关键词是绿色发展、绿色治理、环境治理、生态环境等。这表明当前在绿色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特点。
第一，侧重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对环境生态保护。这实际上体现了西方绿色运动的核心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类应该关照共同的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区别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主要关照，破除经济发展中心主义，是人类史上发展观的一次革命。第二，绿色治理、治理转型等关键词的出现体现出学界开始注重对治理手段的探讨，面对全球环境的恶化，改进各国治理结构、强化全球治理行动的协同最根本的在于政治制度、政治生态上的变革。
（二）社会网络分析 为了明确表现绿色治理相关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分析该主题的研究热点，我们运用 Bicomb 生成共词矩阵，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软件 Ucinet 生成社会网络图谱进行共词网络分析。通过分析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我们发现由高频关键词形成的社会网络中，“绿色发展”“绿色治理”“环境治理”“生态文明”“气候变化”等关键词处于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绿色发展”与“绿色治理”的出现次数最多，这说明学界在发展方式以及治理方式方面的研究比较密集。
“绿色开采”“绿色食品”等关键词位置偏离中心，反映出学界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较少关注状态。
通过各个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在当前学术研究中，一方面在明确发展与治理并重的路线上能够达成一致，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发展观，提倡绿色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通过绿色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食品安全、矿产开采安全等方面需要进一步重视。
（三）多维尺度分析 多维尺度分析方法旨在低维空间内通过点与点的距离来显示两者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通过 SPSS 软件的多维尺度分析功能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ALSCAL）绘制的二维尺度知识图谱，能够更好地明确研究主题与研究高频关键词之间的网络位置关系。从二维坐标上通过点与点的远近关系展现当前绿色治理的相关研究领域（见图 1）。“协同治理”“绿色转型”“治理转型”等关键词距离坐标原点和坐标轴较近，由此可以预见绿色治理主题研究中治理方式的研究将可能成为以后的研究热点，而这关系到治理价值、治理架构与治理制度的设定问题。我们可以将当前的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呼应了早期西方绿色运动的关注重点，经济发展不应与生态破坏等同;第二类是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经济体系的研究，丰富了绿色发展的内涵;第三类是绿色技术、协同治理等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技术的研究，涉及政治生态、政治体系的生态化。可以看出，对于绿色治理的探讨已经超出了西方绿色运动的话语范畴，寻求从政治、经济、生态等多维度同时着手，新时代我国绿色治理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二、我国绿色治理生态：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的双重意蕴 任何政治生态的建构必须基于特定场域，西方的政治生态的建构考量多党制（或两党制）、三权分立与议会制的制度建构，我国的政治生态依托独特的政治架构与社会环境。就绿色政治建构而言，社会生态化的主张源自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是全球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政治生态化是实现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当生态危机威胁政治运作时，政治生态化必然是社会生态化的最终走向和解决路径。
（一）社会生态化：绿色运动的传统价值追求 绿色运动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出现的群体性社会斗争形式的总称，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福利危机，进而出现失业率上升、财政困境、经济发展衰退，社会矛盾凸显;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展开军备竞赛，核威胁笼罩全人类;全球扩张式发展导致生态恶化，核泄漏、全球变暖、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鉴于此，罗马俱乐部首先提出“增长极限论”，获得各国强烈认同。20 世纪 70 年代，以践行绿色运动的政治组织绿党在各国相继成立，新西兰“价值党”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绿党，之后成立的德国绿党是影响力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
绿色组织超出了一国的范围，“生态欧洲”成为第一个国际性绿色运动组织。绿色运动在西方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然存在破坏环境的行为，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是所有国家的聚焦点，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破坏并未威胁到生存，因而当时已经产生的绿色生态意识并未受到重视，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撒切尔夫人曾称绿色主义者为“国家的内部敌人”，但随着生态破坏程度加剧，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绿党进入欧洲议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开始接纳绿色运动。1992 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呼吁保护环境，关注生态。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绿色政治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所倡导的绿色政治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在多党竞争制度下，绿色政治逐渐成为一种获取选民认同的政治主张，日益具有政治性。这种绿色政治强调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仍然是绿色政治的根本目标，政治仅仅是维持自然环境的工具和手段[3]。
（二）政治生态化：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亨廷顿将政治现代化概括为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及社会的广泛参与，三者是实现政治发展的有效路径。政治生态化意味着合法性的政治、有限政府及民众广泛参与，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这也是政治发展的目标。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个体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彰显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关注，政治体制架构中体现民主趋向的结构不断调试。同时，个人价值的彰显引发社会利益分配的多元化，权力分配机制、公民权利体系、各阶层之间的关系
迫切需要调整。政治生态化是用生态学的视角审视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及政治体系内部各种关系，通过不断调适达到和谐。此外，绿色政治发展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要求政治系统具有开放性、相关性及生态化。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政治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一样，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其运作效能，政治结构决定政治功能，政治功能又反映政治结构的状态，况且政治系统不是独立的存在，不能脱离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态系统。
政治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外部环境的刺激与推动是政治系统变革的动力。从社会生态化到政治生态化是绿色治理对政治领域不断聚焦的结果，社会生态化强调对自然环境与生态的持续性关注，而政治生态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三）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的融合：我国绿色治理的价值定位 “建設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是不断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环境的需要的现代化，社会生态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政治生态化是当前实现绿色治理的关键，“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4]（P15）。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5]，以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党中央强调动员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严惩懒政和为官不为现象。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建立容错纠错制度，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错误”[6]，“容错机制”的适时提出给有志投身于改革实践的党员干部吃下一颗定心丸。政治生态化的打造既需要干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自律，又把干部在治理过程中因缺乏经验导致的失误同违法乱纪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实验同我行我素的违法乱纪行为区分开来，把干部的无意过失同牟利的违法行为区分开来。
绿色政治在西方盛行之时，我国经济过快增长导致社会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7]。
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发展潮流和生态危机，我国越来越重视社会生态与政治生态的建设，我国追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先发展后保护的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保护更具有紧迫性。社会生态化要求作为能动者的人能够自觉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生态化环境的实现要求在社会层面存在一种生态化精神，它应具有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创新性、主导性和整合性的特征[8]。
因此，在社会价值层面，社会生态化必然要求主导价值的一元性与实现形式的多元化之间的辩证统一。我国的社会生态化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社会个体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实现个人价值;就发展方向而言，社会生态化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与个体多元化价值实现途径的融合。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发展不仅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适应，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且要求政治系统内部不断进行权力结构调整，完善制度规范。
作为领导核心，我们党如何完善自身以肩负起建构中国绿色政治发展之路成为关键问题。
三、理念、制度与行动：我国绿色治理的结构性推进逻辑 以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为内容的绿色治理的实现需要通过价值观念的引导、制度的支撑及基层创新的实践。绿色治理的推进需要将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以实现宏观避险，把制度作为中观着力的关键要素，并通过基层的绿色治理实践创新搞活治理实践。
（一）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宏观避险 西方绿色政治的践行依靠绿党和大众的环保意识，我国的绿色发展之路需要执政党的顶层设计，发挥价值导向的引导作用，把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是摆脱现代化治理进程中发展误区的宏观战略。就西方而言，绿色政治的产生
源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其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取向发生变化的结果;绿色政治是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政治要求与传统政治主题和政治制度发生冲突的结果[2]（P2）。
这种由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与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完全不同，前者的转变过程中，大众的民主意识及反思能力成为绿色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大众的政治观念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的后物质主义，而我国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大众由最初的保守主义观念转向以发展为主导的价值取向，绿色运动单靠大众的自觉意识不可能获得发展，必须依靠执政党在思想上的引导与行动上的推进。我国的绿色治理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着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清明的政治生态是绿色治理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历史地位及政治作用决定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作为执政党，在组织运用国家资源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不可比拟的优势。在双重双轨的国家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党组织对同级组织的领导，因而其廉洁程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二元国际环境要求强化国家领导权力，如何在赋予执政党强大政治权力的同时，确保权力运行的合理合法成为新时代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观着力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包括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及社会体制 [9]，现代国家治理体制需要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三者的良好合作与互动，形成优化的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完成从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而“碎片化治理”是多元治理必然要克服的困境，前者会导致各部分之间相互转嫁成本，具体表现在公共服务水平低下、重复建设严重、深层次原因是多元主体的领域界限模糊，功能不清晰，导致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复杂，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成为有机的治理体系，注重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子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与社会结构的优化。后者意味着“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它们之间具有较为确定的稳固联系和明显的序列层次关系，这就决定了社会系统的相对不变性和秩序性”[10]。具体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上，一方面重视治理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制约与契合，各部分之间相互拱卫，达到整体效能大于各部分之和，使之具有系统性与协同性;另一方面，治理体系中的各个部分体系能够职责清晰，各司其职，每个治理主体的效能得到最优发挥，政府治理体系提供制度供给和秩序维护，市场治理体系支撑“自发秩序”和财力供给，社会治理体系活跃社会力量，培育社会资本。
（三）创新的基层绿色治理模式：微观搞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個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11]。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基层治理的总体要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提出首先源于对治理实践困境的认知，既有来自外部挑战的倒逼，又体现在治理主体职能的错位，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治理现状，在深化社会治理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主张。梳理近几年有关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文献发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微观的治理实践，根据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态，各地摸索出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治理经验，各种治理模式侧重点不同，有的侧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元，有的治理模式尤为注意治理对象的差异，还有的治理实践以党建促治理。具体而言，“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学者综合考察了上海市的治理路径，在鼓励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同时强化政治引导，将服务群众作为政府职能重点，通过精简机构、培育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及鼓励居民自治的方式践行多元治理[12]。上海的社会治理坚持“互联网+治理”，社会治理越来越依托互联网，比如，北京市西城区构建了“全响应”网络化社会治理模式;朝阳区和平街道创新社区量化考核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还有的治理模式注重治理对象间的差异，提出分层治理模式和大联动的治理模式。中山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意治理主体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即分层精细化治理[13]。
四、全面从严治党与容错纠错机制：我国绿色治理的核心战略与关键动力
我国绿色治理生态的构建必须依托中国特色的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绿色治理理念的践行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组织，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具有无可比拟的组织宣传资源和严密的组织机构，这是推进绿色治理的坚实力量。因此，执政党的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及党内风气对绿色治理的成败具有关键影响。
（一）绿色治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路径 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同步，绿色政治的产生源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取向的变化。西方的绿色运动主要是通过绿党参与议会、在地方建立倡导绿色政治的基层权力组织两种途径影响政治。目前各国绿党不能掌权，但可以通过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
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适合后发展国家。我国绿色治理的推行必须使绿色治理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结合，不仅在党内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政生态，同时要积极引导干部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建立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为绿色治理提供制度保障。绿色治理在我国的践行，必须包括多种治理主体，以政府为中心，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体都应成为多元治理的一元;绿色治理也应包含透明政府、绿色经济、和谐社会等要素，将绿色治理的价值理念形成重叠共识，形成有效的合作行动推动治理，既要履行政府应有职责也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在技术上支撑绿色治理，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主体获取信息的机会平等;绿色治理应以健全的法制体系协调治理主体间的关系，规范和引领治理行为。
（二）全面从严治党：构建绿色治理生态的切入点 我们党一直对自身的执政纪律严格要求，“从严治党”在 1985 年《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被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中央和各地方的高度重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表明了我们党坚决遏制党内腐败、坚决从严治党的决心。
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行全面从严治党，主要是基于权力自身的易腐本性、党的执政地位及社会公信力的考量。腐败就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权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掺杂着私欲的成分，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同时容易被权力腐蚀;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严峻，纷繁复杂的事务考验着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智慧，“从严治党”是共产党人在忧患意识里寻找出的一条正确道路。通过“严治”，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凝聚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14]。
在改革的背景下，党员干部就是开拓者，既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谋取利益，也需要踏实肯干，推动改革往前跨步。党员干部作为政府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政府的形象，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责无旁贷。
（三）容错纠错机制：推动绿色治理的制度保障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八项规定”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和群众的联系。在高压反腐、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背景下，党中央对那些对党不忠诚、做人不干净、做事无担当的官员进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制裁。党风逐渐改善的同时，部分党员干部有了心理负担，所以我们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容错机制，2018 年 5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就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行了详细阐发。容错纠错机制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进入改革深水区后克服干部“为官不为”的有力机制。容错纠错机制能够为干事者撑腰鼓劲，有利于鼓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15]。容错纠错机制能够促进创新改革，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有利于促进干部改革创新工作的实施，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并为深化改革提供内生动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活力[16]。建立干部容错纠错机制能够克服部分干部产生的懈怠心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全社会形成积极作为、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为干部担当作为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17]。
五、良好的绿色治理与善治的实现：我国治理生态的应然之义 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善治的预期目标之一，我国绿色政治生态的建构不仅倡导社会生态的改善，更侧重政治生态的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改善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动力，容错纠错机制的实行改变以往干部的行为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18]。
（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善治与绿色治理的共同目标 绿色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而国家治理体系旨在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下的体制机制运行，达到“强国家，强社会” 的状态，善治是国家治理需达到的状态。善治的出现源于治理困境，多元主体的治理观念导致缺乏明确的治理责任，社会主体与政府的互动不平等，政府干预行为常常带来负面影响，如何在市场化运行中改善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的关系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成为善治的着力点。达到善治的目标，首先明确评价标准，克劳斯·斯莫茨、罗伯特·罗茨、俞可平、王浦劬等克劳斯·斯莫茨把法治、效率、责任及透明性作为善治的核心要素;罗伯特·罗茨把有效、责任、开放及经过审计监督的治理看做是善治;俞可平认为善治是公共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公共管理，并提出十项标准;王浦劬总结了善治的四大主要特征。给出了具体衡量标准，他们认为善治以满足社会多元诉求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基本目标，这也是绿色政治的核心精神。当前处在物质主义与后无物质主义观念的并存的时代，个人经济利益的维护与公民权利的表达、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成为公民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动因。绿色治理的政治发展道路需要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发挥了国家总揽全局的能力，又调动了社会创新活力，形成国家-社会双重动力拱卫绿色治理道路。
（二）绿色政治生态的形成：我国绿色治理的最终诉求 绿色政治的形成必须需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生态。“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19]（P239），“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20]。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应具有生态化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及政治制度。
第一，生态化的政治文化是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导向和灵魂。绿色政治的价值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经济无限增长论”的批判和反思，肯定人的有限理性及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摒弃传统经济增长的唯一数量指标，将经济发展质量与影响纳入指标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化的政治文化将政治发展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单一经济增长思维让位于可持续性的适度发展，人们的环境質量、社会公平、幸福感等都被纳入政治发展的指标体系。第二，政治生态化的重要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生态化。抽象的政治是行为者通过一系列政治行为表现出来的，政府作为主要的行动者，其采用的政治管理方式对社会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绿色政治管理行为是指政府将环境保护纳入其管理理念中，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效益的统一。公众作为绿色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必须被允许参与到有关环境生态的发展决策与论证中，政府要逐步完善动员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政治活动的体制机制，使听证制度、信访制度、网络监督、信息发布、专家参与制度等都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此外，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引导，摒弃传统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引导公众追求一种新的促进精神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幸福观。第三，政治生态化实现的最坚实的依靠是生态化的政治制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骨骼，是保障社会有序运行与人们行为规范化的基本框架。生态化的政治制度是指政治制度的形式、组织机构及运行程序必须符合绿色政治的要求。绿色政治的形成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保证生态文明的建设有法律依据，而且需要加强对这些制度法规运行规范化程度的监督，同时培育适应绿色政治制度运行的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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