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故事系列（五）,中共中央御林军：铁帽子部队

　红军长征故事系列（五）

　中共中央的御林军：铁帽子部队 史可鉴 2020-06-27 23:42:13 1935 年 1 月 28 日上午，川黔交界赤水河边的小镇土城。弥漫在小城外青岗坡上的迷雾还没有完全散去，而充斥着血腥味的山谷里枪炮声和喊杀声早已响成一片。在这次抢夺由黔入川要道的战斗中，红军和川军已激战了十几个小时。红三、五军团损失惨重，红三军团十团政委杨勇更是身负重伤。

　贵州土城青冈坡 忽然，据守在山顶上的川军郭勋祺旅向正往上仰攻的红三军团发起了多梯次反冲锋，并迅疾冲垮了红军的阻击阵地，杀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连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不得不提枪应敌。

　就在在这万分危急关头，一飚人马从红军指挥部侧后的树林里杀出，

　他们个个戴着德式钢盔，手提花机关，迎着川军的队列冲了上去，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停顿。川军被这群武器精良，勇猛无比的勇士吓住了，瞬间土崩四散，红军乘机反攻，打到了川军的指挥所跟前。

　这飚人马就是被称为"铁帽子"部队的中央红军干部团。青岗坡一战，干部团伤亡百十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 3 个。一营伤亡最重，共有90 多人流血牺牲。虽然最终红军在土城战役中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艰难历程，但干部团却由此声名远播。川滇一带的老百姓都知道"铁帽子"红军的厉害，川军更是看到戴钢盔的干部团便闻风丧胆，无心恋战。

　 军委纵队干部团 干部团最早的前身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红四军里创办的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后扩大为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4 年 10 月初，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被合编为"干部团"。

　干部团下设 4 个步兵营和 1 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一营、二营是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连、排长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政治营，由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政治科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

　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编成；"上干队"则由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编成。全团 1480 人，可以说都是身经百战，立场坚定的红军战斗骨干，更是红军营、团、师干部的后备军。而装备更是集合了红军历次战役缴获的最好装备，德式钢盔、武装带、大皮靴人手一份，全部配备了长短双枪，pm-18 冲锋枪，俗称"花机关"配备数量也是全军最多的。

　干部团战士 再来看干部配备，更是高职低配，将星云集。红军著名战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任团长，红五军团主力第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任政委。一营营长李荣，又名李振亚，是原第二步兵学校一营营长，营政委暂缺；二营营长黄彦斌当过红十三师第三十九团代理团长，营政委

　原为苏启胜，遵义会议后由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接任；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曾先后担任过红三十五军军长、政委；四营营长韦国清先前是红军大学总支书记，政委黄金山曾为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团团长兼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的宋任穷和陈赓 "上干队"级别就更高。队长萧劲光两次赴苏联学习政治、军事，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的中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 年就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上干队"政委余泽鸿 1929 年曾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秘书长，长征前为建宁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建宁独立师师长，扎西会议后，他被党派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政委由红八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接任。

　 “上干队”队长 肖劲光 "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等 3 个科。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是 1924 年入党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后任师长；政治科科长苏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31 年参加宁都起义，担任过红四十四师师长；地方工作科是由随红军长征的苏区县委书记、县长们组成；科长冯达飞，在百色起义时就是红七军的纵队长，后在湘赣红八军代军长。"上干队"全体战士都是团、营级军、政干部。

　这样一只部队放在谁手里都是宝贝疙瘩。所以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经常走在干部团的队伍里，干部团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御林军。军委只要求他们为军委纵队担当前卫和沿途警戒、掩护任务，并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不到危机关头不赋予作战任务。

　然而危机接踵而至。一个月后的 2 月 28 日，红军回师黔东北，再次占领了遵义，然而在向南追击敌人时，与敌中央军吴奇伟部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遵义城 老鸦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

　红三军团第十团在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与敌五十九师反复争夺老鸦山， 阵地几易其手。混战中，张宗逊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剑牺牲。

　最危急时刻，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

　就在这时，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土城战役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最危机关头。

　时任干部团一营政委的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 27 日傍晚到 28 日傍晚，整整一昼夜里，我们干部团 4 个营走了 130 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都和我一样，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那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敌人的攻击势头。"

　干部团重机枪阵地 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后路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二团和红四团如饿虎般扑上去，一口气撵出 50 多公里，在鸭溪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大部歼灭。

　此役红军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 2 个师、黔军 8 个团，俘敌 3000 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

　1935 年 4 月底，红军在滇川边界发起了抢渡金沙江，进军四川的战役。红军兵分左、中、右 3 个纵队，计划分头抢占龙街渡、皎平渡和洪门渡。干部团再次临危受命，他们要完成 140 公里的强行军后抢占皎平渡，掩护军委纵队过江。时间只有两天。为了保证任务完成，总参谋长刘伯承为渡江先遣司令，带军委工兵连和一部电台随干部团先遣营指挥行动。

　5 月 2 日清晨，干部团整装出发。在随后的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他们硬是用双脚走完了 140 公里的崎岖山路，赶到了皎平渡。并用征集来的两条小船，抢渡金沙江，控制了两岸的渡口，击溃前来增援渡口的一营敌军。

　 绞平渡老照片 紧接着为了巩固渡口，干部团将士又一刻不停地奔袭 50 里外的通安镇，与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塘部展开了激战。5 月 4 日早晨，正当干部团前卫五连与敌在通安镇外拉锯争夺，僵持不下之际，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了。

　陈赓当即调整部署，命二营正面强攻，一营、三营向右翼迂回，由侧面包抄攻击。

　当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刘元瑭所部有 1 个团， 3 个营加直属队，共 2000 余众。而干部团只有不到 800 人，明显处于劣势。

　然而，这群个个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红军精锐，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对三，毫无畏惧。随着冲锋号声响起，通安州这座沉静了数百年的川边小镇，被一波猛烈的枪炮声、喊杀声撼动，暮色渐浓的小镇上，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

　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分晓。

　今日绞平渡 敌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后来回忆说："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溃败下来，残部逃回会理的大约只剩 400 人。其时刘元瑭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跟追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以后更不好办，不如收拾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出城逃走 10 余里的老婆追回来……"

　皎平渡之战，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红军主力 3 万多人，靠着干部团夺取的 7 条木船，连续 6 天 6 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一人一马，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追，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巧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终于和红四方面军在 6 月18 日会师懋功。在会师后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同年 9 月上旬，由于张国焘不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顽固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行动，招致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原属红四方面

　军的人员离校南下，原干部团人员则成立了陕甘支队随营学校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

　1936 年 2 月，以干部团为前身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正式成立，开始了它为国家、为民族继续奋斗的新历程。

　干部团的历史使命结束了，但作为中央红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它的功绩将永远被人铭记，而作为我军军事精英的摇篮，它也是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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