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研究
宫兰一
摘 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为浙江的红色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东南局紧紧抓牢抗战进步文化的领导权，通过创办抗战红色报刊、开展抗战文艺活动、依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多种途径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传播内容、手段和效果上，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地域性特点。全面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思想状况和话语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和选择，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关键词：
中共中央东南局;全面抗战时期;浙江;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肩负起传播和创造先进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下简称东南分局）、①
中共中央东南局（以下简称东南局）②
组织和引领相关地区的抗日斗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中，东南局及其前身东南分局，作为闽、浙、赣、苏、皖五省的指导机关，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与敌人进行了近三年半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南分局与东南局坚持组织东南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抗战时期浙江主要处于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政治力量的角逐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独特地域。东南局在浙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系列工作取得了卓著成效。目前，学界关于东南局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东南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③
鲜有涉及东南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东南局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进行探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群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只有当科学的、革命的真理为绝大多数人所熟知和应用，我们才能真正推动历史车轮的进步。东南局自成立之日起，便一直致力于浙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以《东南战线》和《浙江潮》等刊物为主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利用留守处开展宣传，通过群众文艺演出和集会等形式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传播媒介：抗战红色报刊
创办思想先进的报刊，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东南局及前身东南分局积极组织创办红色报刊，并以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团结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为此，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做了系列重要指示，提出要“加强出版界与各报纸杂志的联系，及有计划地进行抗战的宣传与教育工作”。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1938年6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在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国共两党省级机关南迁至战事尚未波及的金华和永康方岩，金华一时成为浙江省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金华设立中共临工委、中共金衢特委等机关。1938年夏，中共浙江省委成为东南分局直接领导的党组织。
苏多寿主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史略》，第11页。
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由永康迁至毗邻金华的丽水，金华—丽水区域成为浙江抗战的“文化主战场”。据统计，1937年底至1940年初，浙江省先后创办的抗日期刊多达500余种，这期间创办的期刊数量是全面抗战时期期刊总数的一半以上，
浙江出版史编委会：《浙江出版史料》第1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数量远超战前的几十倍，
金延锋、黄旦主编：《浙江抗战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这些期刊大部分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创办的，抗战文化宣传在金华—丽水地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也是东南分局和东南局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浙江省创办的红色报刊，主要有《抗建论坛》《东南战线》《青年团结》（东南分局青年部在金华创办的机关刊物）《动员周刊》《抗日报》《战地半月刊》《生线》《东南儿童》等。
金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华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3-766页。
东南局直接领导的《东南战线》是当时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发行的机关报。
《东南战线》半月刊由《战时生活》和《抗建论坛》合并而成，是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战时生活》于1937年11月1日由王闻识、陈叔时、翁泽永等创办于杭州，设有社论、短评、战时动态、通讯报告等栏目。该刊贴近抗战生活与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反映劳苦大众的心声，深受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受到青年读者的青睐。1938年12月因并入《东南战线》而停刊，共出两卷30期。《抗建论坛》于1938年7月15日在金华创办，主编骆耕漠，原名《新中国》，第6期起改为《抗建论坛》。1938年12月停刊，共出15期。从1939年1月20日创刊到1939年6月12日被国民党禁刊，总计发行5期，在全国设有36个发行点。尽管《东南战线》存续不到半年时间，但它在浙江抗战史上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东南战线》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刊登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与解读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经典著作等内容，从而更利于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推介了列寧的《帝国主义论》、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等著作。第二，《东南战线》相继刊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理论文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宣传，同时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战立场。如第二期刊登了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论新阶段》的讲话，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余敢：《介绍〈论新阶段〉》，《东南战线》第1卷第2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323页。第三期刊登了王稼蔷的理论文章《论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
王稼蔷：《论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东南战线》第1卷第3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348-351页。
第三，发表了大量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的文章。如第一期刊登了千家驹的《国民动员的两种态度与两种方式》，
千家驹：《国民动员的两种态度与两种方式》，《东南战线》第1卷第1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232-234页。第四期刊登了题为《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四周年》
《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东南战线》第1卷第4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400-401页。的社论。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籍进步人士的文章，如第三期刊登了由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发表的演讲词——《只有团结广大群众，才能争取胜利》，
[美]史沫特莱讲，思今记录：《只有团结广大群众，才能争取胜利》，《东南战线》第1卷第3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东南战线》，第347页。第五期上刊登了美国进步作家D.M.D君原的《统一则我们能抵抗》。
[美]D.M.D君原著，高文达译：《统一则我们能抵抗》，《东南战线》第1卷第5期，八路军总政治部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前线 边区政报 東南战线》，第457页。
中国共产党间接支持和指导下创办的具有红色灵魂和导向的报刊数量也很多，如《浙江潮》《民生日报》《民族日报》《合工十日》《浙江妇女》《野战》《浙江日报》《政工生活》《铁血》《嘉兴人报》《战声》《民舌》《力行》《火花》《进攻》《突击》《中华儿女》《战旗》《战地合工》《战时生活》等。这类报刊虽多由国民党出资创办，但在思想上行动上，则由中国共产党主导。
熊彤：《抗战报刊在浙江抗日救亡中的作用：以〈浙江潮〉〈东南战线〉为例》，《中国纪念馆研究》，2014年第2期。
其中，《浙江潮》是全面抗战时期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委托严北溟创办的进步刊物，旨在启迪民智，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它一方面代表了政府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声器”。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民族日报》社和《浙西导报》社内组建了特支（总支），归中共浙西特委领导，同时中共浙西特委又主要接受东南局的领导。
湖州市民国史研究院编著：《湖州简史（1911-1949）》，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6、318页。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浙江潮》所反映的内容具有统战性质，给广大民众所传达的思想是积极进步的。
创办抗战进步书店和发展出版业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方式。为了发挥进步报刊、书籍的宣传引导作用，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特别是救亡青年的需要，浙江党组织选派党员在各地开设进步书店，发行销售各种进步书刊。战时浙江出版机构的进步力量始终以坚决的抗战态度活跃在出版领域。抗战初期，浙江党组织在金华开设生活书店金华分店和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在丽水开办新知书店丽水分店;在绍兴开设绍兴战旗书店和嵊县群力书店;在温州开设生活书店特约分店、新知书店特约分店;在宁波开设新生书报社、抗建书店、抗战书店等。这些书店出售和发行了《列宁主义问题》《资本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什么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A、B、C》等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和文章，如《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同时销售《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东南战线》等各种抗日进步报刊。此外，这些书店大部分设有中国共产党的联络站和交通站，用以联络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号召大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去。正如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浙江在文化教育上的进步表现是其他省份很难比拟的，因报刊出版物的贩卖相对比较自由，“抗战以来浙江出版的先进刊物和报纸至少有百种左右，开办了几十家新书店”，
《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抗日战争时期上），第131页。书籍销售范围相较于其他省份也走在前列。
全面抗战时期，浙江的进步书店和出版业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民众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成为激励浙江人民英勇抗战，迈向最终胜利的精神力量。
（二）传播方式：抗战文艺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通过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生动、贴切、易于接受的歌、舞、戏剧、漫画等宣传方式，来推进通俗大众化的文化启蒙工作。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省文委）在金华成立，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文化工作。在东南分局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做得扎实细致、精准有效。浙江党组织非常重视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浙江临时省委提出要“利用所有的宣传方式——文字的、口头的、戏剧、歌咏、座谈会、纪念会、各种刊物、报纸、各种救亡团体进行广大的宣传”。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六、七两月工作的决定》（1938年6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32页。
同时，还明确要求切实对宣传队、话剧团、唱歌会、研究班、座谈会等活动给予指导。
《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七、八两月工作的决定》（1939年6月11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93页。
1940年春，东南局决定在浙江省文委的基础上成立东南文委，领导浙、皖、赣、闽四省的抗日文化工作。在金华，东南文委继续加强对浙江文化界的团结和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组织文艺界以歌、舞、戏剧、漫画等各种传播渠道开展抗战文艺活动，激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在浙江抗战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是被称之为“的笃戏”的越剧演出，它是融合了音乐、绘画、诗歌、戏剧、舞蹈和装饰美的一种综合性艺术，在浙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东南局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对“的笃戏”的改造，将原本内容多是封建迷信、低沉、哀伤，甚至黄色的旧戏，改造成内容积极向上的新剧，新创剧目20余个，主要有《大义灭亲》《桥头烽火》《龙溪风云》《血钟记》《儿女英雄》《北撤余音》等，以及新编历史剧《风波亭》《戚继光》《文天祥过关》等。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 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478页。东南局还组织云岭军部服务团演出《魔窟》《一年间》《兄妹》等能唤起民众共鸣的剧目。
程兰芬：《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此外，东南局还利用茶楼、酒馆表演诸如《放下你的鞭子》《卖梨膏糖》等话剧。1939年春，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新四军军部时，看望了以刘良模为队长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以吴大琨为团长的上海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剧团，并殷切地希望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动员人民，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册，第246页。
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实际指导的杂志《刀与笔》，常以木刻画进行抗日宣传，每期基本订数约2万份，零售4000份左右，在全国颇具影响。中国共产党对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在浙南工作进行总结时指出，在艺术上，党组织了许多歌舞队、剧团、木刻社、漫画社、墙画队，以巨幅动人的抗敌画报、有力的标语与化装表演，作为宣传的主要形式，满街满巷甚至乡村偏僻角落都弥漫着抗敌的呼声，在宣传教育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抗战以来浙南两年工作总结》（1938年5月-1940年4月），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編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241页。
全面抗战时期，浙江以抗战为主题创刊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著名的有由黄萍荪编辑、新阵地旬刊社发行的《新阵地》，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出版的《老百姓》，蒌子匡、翁北溟主编的《血流》，何德明主编的《文学月刊》，聂绀弩主编的《文化战士》，王沉主编的《文艺新型》等。此外，浙江还有一批活跃在浙西的抗日文化团体，主要有浙西民族文化馆、浙西民族剧团、最前线剧团、前哨剧团等。
（三）传播主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人士是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主要力量，进步人士是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生力军。作为战时浙江的文化中心——金华，迎来了从沦陷区撤出的大批抗日仁人志士和爱国学生，一时间金华的文化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100多名著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在金华。其中比较有名的如巴金、夏衍、冯雪峰、曹聚仁、薛暮桥、艾青、胡愈之、范长江、杨朔、沈从文、林默涵、骆宾基、辛劳、林淡秋、骆耕漠、孙慎、石西民、赖少其、王闻识、聂绀弩、汪海粟、严北溟、张乐平、王亚平、何家槐、沈任重、乔木、王西彦、叶浅予等。
叶志良、王嘉良：《战时东南文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这些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先进人士，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立场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他们注意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坚持现实主义和使命意识，在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又揭示了社会的前进方向。很多报告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从而给人们以精神鼓舞和动力支持。当时的浙江还汇聚了一批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许多研究成果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他们积极向知识分子和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比如王亚南、郭大力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还对《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商业资本的利润的真正来源做了阐述和介绍。在新闻出版领域，郭沫若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著和茅盾、夏衍、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都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爱国进步文化人士集思广益，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进步人士，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始终坚持加强文化统战工作，东南局在浙江通过多种渠道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增强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根据组织指示，东南局组织专家学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在浙江系统介绍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重要理论，进一步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由中共金衢特委领导的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和生活书店金华分店，大量经售总店发行的各种革命、进步书籍。新知书店金华分店利用官方印刷厂，排印新四军机关报《抗敌》杂志和代为发行《新华日报》，发售《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斯大林言论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书刊。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当时正是学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的热潮时期，印过《联共（布）党史》，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文艺方面的小册子。”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
生活书店金华分店大量发售马列主义著作，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论左派幼稚病》等，大力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首先，对毛泽东持久抗战的军事思想进行宣传。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温州平阳北港水头街三桥堂设立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留守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留守处创立后，主要围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进行宣传，特别是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基本走势的判断，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是一场终将取得胜利的持久战。1939年4月5日，周恩来先后会见了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东南局宣传部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人，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精神，对浙江党的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浙江省代表大会在浙南召开，大会分析了急剧变化中的浙江局势，再次提出要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在浙江广为发行，还远播东南各地，就连国民党军队、机关也暗地购买阅读。国民党顽固分子曾哀叹：“这些书籍，虽在穷乡僻壤，仍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王嘉良：《王嘉良学术文集8 战时东南文艺史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49-350页。
足见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
其次，积极对主政浙江的新桂系巨头黄绍竑开展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向其宣传和介绍了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中共浙江党组织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进行了密切联系，双方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黄绍竑发布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正是在浙江省党组织的帮助下完成的，实际上参照的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党员汪海粟、张锡昌等人参与了纲领的起草和讨论，这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浙江抗战期间遵循的政治基础。为了支持皖南新四军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平阳、温州和丽水设立了新四军办事處。中国共产党还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名义召集战时政治工作队，这支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下，已成为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之一。
《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册，第10页。
东南局在浙江极端艰苦的政治环境下，始终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宣传，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武装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从而使浙江人民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定革命路线，掀起了宣传抗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时文化思潮。可以说东南局为引领和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浙江的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十月革命使中国知识界先驱们开启了由“西学东渐”到“以俄为师”的思想演变。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吸引了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最终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作为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成功经验被无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国家出路的过程中所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局运用在思想和行动上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浙江潮》《抗建副刊》等刊物，积极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对苏联经验、事件、纪念活动、重要人物等进行着重推介。1938年11月7日，《浙江潮》刊登了《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
荃麟：《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浙江潮》第43期，严北溟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浙江潮》第2卷，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169页。同时刊发短评《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
《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一周年纪念》，《浙江潮》第35期，严北溟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浙江潮》第2卷，第160页。同期又向民众介绍生活书店发售的一批有关苏联的书籍，包括《苏联革命与中国抗战》《二十年的苏联》《今日之苏联青年》《苏联红军是怎样长成的》《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国家与革命》。
严北溟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浙江潮》第2卷，第172页。
1939年9月18日，《浙江潮》刊发了《苏联集体农场是怎样工作的？》。
于友译：《苏联集体农场是怎样工作的？》，《浙江潮》，第78、第79期合刊，严北溟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浙江潮》第4卷，第64-66页。《抗建副刊》刊登的《孙中山和列宁》一文指出中国和苏联联合起来，便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孙中山和列宁》，《抗建副刊》，1938年第4期，第1页。这些新闻报道使民众对苏联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有了深切的理解，对于坚定民众抗战信心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宣传抗战时期党的政策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开始转变对内对外政策，选择在政治上遏制共产党的发展，反共势头愈演愈烈。在此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746、748页。
的策略方针。东南局不断深化党在浙江政策方针的传播。一是利用新闻报道时效性强的优势，通过《东南战线》与《浙江潮》等报刊大力向民众和社会各阶层报道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并将金华作为宣传的主阵地。1938年在东南分局领导下的宁绍特委编印了《统一战线问答》，让更多群众认识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二是积极宣传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三是东南分局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第748页。的政策。
为了使大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东南分局和东南局积极举办干训班开展各类培训工作，着力提高学员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从理论上加强学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同。一是开办军政干部培训班。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温州平阳县凤卧乡大屯村、玉清岩村、凤林村等地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该干训班所有课程均由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英，以及组织部长兼军区司令员粟裕亲自授课，内容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等，通过系统学习，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二是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培养知识分子干部成为当务之急。1938年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又在温州平阳山门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总计150余人，他们多是来自温州各中学的学生，以及从上海、台州、丽水、宁波、绍兴等地来的大中学生。校长由粟裕兼任，黄先河任副校长。学校开设有政治经济学、哲学、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门课程。这批学员日后有一部分追随红军北上抗日，大部分则奔赴浙江省内各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东南局创办的各类干训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 第一卷（1921-1949）》，第333-334页。
三是成立东南局党校。党校由李嘉林讲授马列主义课，陈毅讲授统一战线，曾山讲授党的建设，项英讲授游击战争军事课，欧阳惠林讲授形势教育课。
程桂芬、程兰芬：《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第279页。
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在东南局党校毕业后分散到各地工作，成为抗战主力。
三、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浙江在多元政治竞争下呈现出多元文化格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内容和效果上，中共中央东南局秉持“三个统一”，即隐蔽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多样性与主导性相统一、时代性與先进性相统一，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
（一）隐蔽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抗战时期，浙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共中央东南局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上必须注意将隐蔽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加入新四军的进步青年汪大铭的回忆，1939年，“浙江云岭存在一个‘特种工作团’组织，它原是由国民党区政府管辖的委托工作团，负责指导群众运动。现在这个组织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中，我们要抓住时机，用好这个组织，开展好群众工作，让各处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来掌握，而当时该组织还并未公开”。
蔡长雁摘录整理：《〈汪大铭日记〉中有关中共中央东南局的资料》，《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著：《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册，第189-190页。
193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公开视察金华，分别接见了《东南战线》《浙江潮》《青年团结》的编辑骆耕漠、匡辛芜、葛琴、邵荃麟、翟毅、沈馥等人，并叮嘱他们工作要讲究斗争策略。他说，《东南战线》《浙江潮》不要搞得太“红”。《青年团结》的封面上不必使用红色的五角星。我们应该注意并隐藏斗争策略，《东南战线》杂志应区别于《群众》杂志，两者性质不同，应该注意“内外有别”。他告诫所有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在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的情况下努力工作，以团结周围更多的人一起工作。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周恩来抗日前哨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此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争取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合作，开展灵活机动的统战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在浙江天目山、金华、于潜等地与黄绍竑进行多次会晤，共商抗日救国事宜。3月31日，周恩来在诸暨向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兼第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他又在富阳单独与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一支队的司令员赵龙文谈话，尔后在东南局领导下的金衢特委又加强了对赵龙文的统战工作，使其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在政治、军事、文化宣传等方面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受东南局领导的浙西敌后抗日武装不断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侵扰和袭击，被迫从浙西地区撤退。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对浙南和浙西南地区发动了军事“清剿”，并在浙江等地疯狂逮捕和驱赶抗日进步人士。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由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局面在浙江已经荡然无存。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中共中央指示全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对国统区的工作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1940年5月，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6页。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召开了闽浙两省部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强调要搞独立自主的武装，执行“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策略。
面对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浙江局势，中共中央东南局坚持贯彻“十六字方针”。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的“隐蔽精干”方针，一些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转入地下秘密开展。根据中共中央和东南局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决定改变领导方式，将党委制改为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要求省委应停止进城，需上山;上山后，省委要加强上下联系，在丽水或温州设立交通枢纽;省委在山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办干部培训班，二是办党报，帮助干部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此外，为了确保党组织的安全，基层党组织还建立了第二党支部，以适应隐蔽斗争的需要。同时将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撤往苏南、苏中或桂林、重庆等地。浙江省委还多次指示，各级党组织要转变为群众服务的方式，“要由非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去工作，凡是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我们都要积极参加进去，从数量的增加及工作推动中去充实它的内容，逐渐改变他的质，而不是要与国民党争组织形式与表面的领导”。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一、二月份工作的计划》（1939年1月6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 抗日战争时期（上）》，第65页。
尽管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但浙江党组织始终贯彻上级指示，将隐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巩固组织、保护党员、积蓄力量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二）多样性与主导性的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主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主体、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首先，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是多样和广泛的。广大共产党员、民主进步文化人士，甚至是国民党左翼人士也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其中，核心力量是党员干部，不可或缺的桥梁是知识分子，传播的重要客体是工农群众。多元化发展的传播主体有益于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这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式多样。自1938年以来，东南局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干部在刻苦研读马列著作的同时，还带着一些爱国的进步分子一同走向街头、走向农村，深入群众，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他们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即便是在时局最为艰难的时刻，浙江省委“上山”后仍坚持通过开干训班和办党报的方式，帮助干部提高政治理论素养。
再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多样化。东南局开展了多种方式的抗日宣传，包括发传单和宣传册、贴标语、办救国报、专门组织宣传小组开展演讲等口头宣传、召开军民会议和座谈会等集会宣传，同时结合家访谈心、军民茶话会、宣传部门和剧团的特别表演和宣传及俘虏现身说法等多种方式。
施昌旺：《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编：《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同时，东南局开展宣传时还注意与浙江地域文化特色相融合，将宣传寓于民众喜闻乐见的“的笃戏”中。东南局将广泛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在坚定民众的抗战意志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时代性与先进性的统一
所谓时代性，就是为满足现实的需要，紧跟时代主题。列宁曾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韦建桦主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可见，时代特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与投降，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利益挺身而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指出的：“无产阶级报刊应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1页。
抗战文化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提倡宣传抗战先进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其本质上是通过思想文化来唤醒民族意识、反对外来侵略。
中共中央东南局围绕团结抗日这一时代主题，将抗战先进文化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做得扎实细致、精准有效。抗战时期，东南局以金华、丽水等城市作为抗战文化的宣传中心，以抗战红色报刊为传播媒介，以抗战文艺活动为传播渠道，以抗战进步书店和出版业为传播阵地，以爱国进步人士为传播主体，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抗战文化活动。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政工队，在各地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团体，极大限度地激发了全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对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浙江抗战文化既是抗战时代的需要，也是民族的需要。正如《浙江潮》的創刊号《潮头语》发刊词所称：“《浙江潮》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的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以争取最后胜利。”
《潮头语》，《浙江潮》第1期，创刊号，严北溟主编：《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 浙江潮》第1卷，第1页。
浙江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深入传播这一鲜明时代特征。
所谓先进性，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相比较而呈现出来的特点和优势。一个政党若要坚持先进性，需要先进理论做指引，“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密切联系实际，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东南战线》等抗战时期浙江的红色刊物正是通过介绍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工作作风，翻译马克思经典著作，诠释马克思经典的科学精神，追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客观地向群众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其发展壮大并非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其指引下切实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联系，有的放矢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南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合浙江抗战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开展工作，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积累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工作的经验。
四、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采取灵活精准、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将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到底，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共产党良好的政党形象深入人心。东南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大众化进程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积极传播真理，开展抗日宣传，吸引了广大青年自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牢牢掌握了浙江舆论话语权，成功反击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和污名化，对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大众化进程，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东南局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坚持走群众路线，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广泛传播，选择人民大众乐于接受和学习的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起步较早。从1921年开始，著名革命家、思想家陈望道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斯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等文章，这些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译文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一些青年学生在陈独秀、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等影响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浙江因拥有一批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沃土。
然而，从时代角度来看，全面抗战时期浙江民众深陷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双重压迫，国民党大肆宣扬反共言论，丑化和仇视中国共产党，不断诋毁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日本肆无忌惮地在浙江进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这些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障碍。为让更多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其科学性、革命性，公允评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让更多民众看到中国的出路和希望，东南局竭尽所能地开展灵活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宣扬活动，如创办抗战红色报、开展抗战文艺演出等。据新四军女战士、老共产党员程桂芬的口述，“我们几十人如饥似渴地在这里（东南局党校）学习，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记得李嘉陵同志讲‘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曾山同志讲‘党纲党章’。最难忘的是陈毅同志给我们讲‘统一战线’课，不是学员的也都来听。”
程兰芬：《新四军两姐妹：程桂芬、程兰芬自述》，第46页。
由此可见，东南局创办的党校开设的课程不仅深受党员干部的欢迎，还深受群众的喜爱，通过这种方式让身处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浙江群众精准有效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由于新思想的传播，各校学生办起了许多班级墙报，组织了许多读书会，开展抗战宣传和对马列主义的讨论。当时的一些进步教员，还在“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讲述唯物辩证法，从上海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上，选读解放区的各种消息。
尹世洪、傅修延主编：《永远的惨痛——江西省抢救抗战时期遭受日军侵害史料口述实录》下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32页。
这些活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大众化进程，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
（二）在浙江积极传播真理开展抗日宣传，广大青年自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东南局成立以后，吸收了大批爱国青年加入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媒介在浙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浙江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同时以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这为浙江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党的大政方针的广泛宣传打下了良好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浙江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的信赖，许多进步青年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南局抓住机遇，适时在浙江政工队内开展了党建工作。余姚县政工队从1938年7月开始建立党支部，党员占全体队员的70%以上。浙南各县的政工队中党员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浙江全省有38个县政工队建有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或党小组。党组织在政工队内发挥了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作用，大多数政工队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传抗日救亡的群众工作队。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 第一卷（1921-1949）》，第348页。
东南局历来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指战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随军书店成为一个与军队同行的特殊组织。抗战时期浙江云岭地区随军书店的职工经常身背图书深入各部队摆“流动阅览摊”，深受指战员们欢迎。从新四军随军书店流动供应队集体创作的队歌可见一斑：“我们是抗日救国的文化轻骑兵，我们是传播马列主义精神食粮的运输队，我们是发行革命书刊的流动供应队。”
朱晓光：《回忆皖南新四軍随军书店》，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编委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83-484页。
东南局通过开设灵活的随军书店，不仅给部队指战员们送去了马列主义精神食粮，还给行军途中的当地百姓送去了党的抗战主张、方针与政策。1938年4月，粟裕奉命带领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从浙江奔赴皖南抗日前线，途经丽水和遂昌县时，对沿途百姓做了大量关于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
于化庭：《粟裕征战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这些宣传工作无疑在思想上坚定了军民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宣传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舆论宣传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客观上促进了群众对党的抗战方针政策现实层面的理解，同时党的抗战方针又深化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理解。东南局根据浙江的现实情况来调整宣传策略，既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传播理念的与时俱进，又要服务以抗战为中心的思想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政策之所以被浙江民众了解和接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广泛传播。全面抗战时期，在浙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东南局就很难在国民党控制区和沦陷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更谈不上发展与壮大党组织。
（三）牢牢掌握浙江舆论话语权，反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和污名化
通过在浙江传播马克思主义，东南局筑牢了舆论与文化两大阵地，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由于信息不对称、敌对势力的诋毁等原因，部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出现了一些偏差。一是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极大分歧，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受到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和贬低，制造共产党“游而不击”“不支援正面战场”等污名，进行大量不实宣传，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一些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某些疑惑和误解;二是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言论严格管控，查禁进步出版物，设置图书杂志审查机构，用各种手段防止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为向民众澄清事实，解开困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南局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浙江传播的必要性。
中共中央为适应新形势，成立东南局领导浙江抗战和宣传的各项工作，积极争夺浙江舆论话语权，反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和污名化。一是在浙江建立多处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平阳设立了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温州设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丽水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
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 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这些留守处的工作人员，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读抗战方针政策，报道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消息，让群众看清楚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二是展现共产党领袖和普通党员的可亲可敬、真实可信的先锋模范形象，借助红色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态度。1939年，《东南战线》《浙江潮》等刊物对周恩来视察浙江抗战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塑造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引领、团结抗战的正面形象。三是借助多种媒介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形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通过开展浙江抗战的组织动员活动，提升了形象传播的效果，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掌握舆论话语权。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浙江人民汲取真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浙江以及中国的抗战实际相结合，推进红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同时东南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牢牢把握时代浪潮，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呈现出隐蔽性与灵活性、多样性与主导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整体特征。抗战时期的东南局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大众化进程，积极传播真理开展抗日宣传，以及掌握浙江舆论话语权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责任编辑：吴 彤
The Southeast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Zhejiang
GONG Lan-yi
（Research Cent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outheast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led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Zhejiang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ed culture in Zhejiang. Facing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the war， the Southeast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irmly grasp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gressive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spread Marxism by using the red press， carrying out literature and art activities， relying on proletarian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means，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Zhejiang. In term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nt， means and effects， it show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bination of concealment and flexibility， diversity and domin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advancement.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Zhejiang profoundly changed the ideological situation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masses， influenced people’s judgment and choice， and laid a mass foundation to w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outheast Bureau in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Southeast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Zhejiang Province; the spread of Marxism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2.0024
收稿日期：2021-05-12
作者簡介：刘百恒，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② （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二《两都》，第24页。
③ （清）钱泳撰，张伟点校：《履园丛话》卷一八《古迹》，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9页。
④ （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866册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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