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歌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探究
张博雅
摘 要：抗战歌曲产生于特殊年代，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为宣传抗战思想、传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顺应时代的要求、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成为重要的宣传媒介。文章在学界对以往抗战时期红色歌曲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的图书、文字、视频等资料，运用实证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创新视角、丰富研究内容和形式，最后对新时代以红色歌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当代建议与启示。
关键词：抗战歌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45-0094-03
一、抗战歌曲大众化的产生背景
1931—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使中国百姓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国家和民族背负着巨大的耻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致使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伴随着时代的变化，相关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一切为了救亡”。由此之后的所有文艺作品创作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成为当时音乐创作与歌咏的主元素。与此同时，基于救国救民的迫切愿望，激发了一大批曲、词作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使革命歌曲从萌芽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华儿女带来了前进的力量和方向。
抗日战争期间所创作出的歌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特殊的战斗风格。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音乐创作成熟发展的重要时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始发展到新的阶段。作品多取材于相继爆发的战斗以及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生活，内容通俗易懂、感情基调慷慨激昂，不仅能使受众听后激发起充分的斗志，而且能够通过简单便捷途径表达情绪，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在当时众多宣传抗日战争思想的方式中，抗战歌曲成为中国共产党运用最多、效果最好的揭露侵略者罪行的方式之一。例如冼星海创作的《流民三千万》这首抗日歌曲，是他创作的众多抗日歌曲当中被大众广为流传的一首。
（一）萌芽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全民族的抗日热情也高涨了起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很快踏上了东三省的土地。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东北大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华儿女对于民族的信仰与依赖从未改变过，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对抵御外来侵略和人民解放的斗志一直都在努力中。当百姓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罪行，难以熄灭心中的怒火。于是，一批对祖国怀有深深情感的音乐工作者开始创作抗日救亡歌曲。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中心的学界培养了大量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音乐家，他们在当时迅速创作。黄自就是其中之一，他作词谱曲创造了我国最早的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作品《抗敌歌》、四声部混声合唱《旗正飘飘》。从这一时期开始，标志着中国的新音乐事业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打破了之前在作词作曲上模仿西方的模式，该阶段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的爆发。
（二）发展阶段
随着红军长征成功之后，大量人民喜爱的歌曲也不断出现，当时传唱还是以当地的民歌为主，随即出现了“新民歌”的歌曲形式，“新民歌”的内容大多还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怀揣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大批知识分子和具备专业音乐素养的音乐工作者们纷纷来到了抗日前线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许多新形式的音乐创作机构。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歌咏运动的展开也在短时间内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大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工作者来到延安，也使延安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文艺创作中心和“歌咏城”，主要的歌唱形式以大合唱为主。冼星海是当时为挽救国家命运冲在一线的爱国作家之一。1939年，冼星海完成了大合唱曲目《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并且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是《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歌曲节奏铿锵有力，歌词朗朗上口，随着歌曲的传唱，对侵略者的斗志根植于人民心中，这首歌曲更是将延安歌咏运动推向了顶峰。
文艺作品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不论处于什么年代，文艺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脱离生活、浮于生活、脱离人民。随着一些外地文艺工作者的不断涌入，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在延安相继出现。但由于部分文艺工作者在短时间内并不能完全了解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生活情况，导致有些作品脱离了生活，未能使百姓燃起對挽救国家民族的共情，甚至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负面影响。因此，在1942年5月，毛泽东针对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部分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文艺作品中没有做到贴近百姓生活，不重视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使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浮于表面，明确地确立了文艺创作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三）成熟阶段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树立好文艺作品“为谁而服务的”观念，无条件、真真切切地把文艺作品的内容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创作出喜闻乐见的、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文艺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广大的音乐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从只创作纯粹的艺术作品，转向了以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的实际生活为创作主题，极大地提高了抗战热情，促进了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发展。
在这一时期，秧歌作为陕北当地音乐文化形式的代表，同样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很多新秧歌作品都基于广大人民群众与音乐工作者的相互配合，深受百姓喜爱，如王大化、李波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的，是当时秧歌剧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加上秧歌富有表现力的独特表演形式，丰富了延安当地的文艺生活，明确了“文艺为谁而服务”的问题。
（四）抗战歌曲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抗战时期正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最高涨的时期。由于形势影响，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因此党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所要接触最频繁、最广大的人群就是农民群众。与五四运动时期相比，当时宣传和普及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普遍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受众群体产生变化之后，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不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抗战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以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如何运用音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通俗易懂、让百姓一听就懂，成为当时最主要解决的问题[2]。
歌曲没有国界，不受年龄、性别、社会等级以及文化的限制，听众可以通过旋律与歌词的结合来直观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这种表达方式是最直观、最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过要想从思想上改变，文艺工作者们就要真实地走进农民群众的生活，去了解农村的一草一木，才能创造出被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3]。抗战歌曲是在特殊的时代下产生的，所创作的主题内容基本上是以表达爱国情怀、抵御压迫、英勇抗敌为中心。例如歌曲《救亡进行曲》，曲词的内容是鼓舞中华儿女防抗外来侵略者。抗战歌曲极大地提高了作战士气，从而也使人民群众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选择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二、抗战歌曲大众化的实践过程
抗战歌曲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因歌曲独有的表达方式，不受文化基础的限制，内容很容易被大众理解与接受，成为最受群众喜爱的形式之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文艺创作者的创作方向与创作手法都向着人民的真实生活靠拢，所创作的作品具有民族气息，易被大众所接受。许多抗战歌曲在谱曲填词时也结合了当地的方言，在革命根据地广泛流传。在这一时期，创作手法上虽然摒弃了曾经一味模仿、推崇西洋式的歌曲，注重与本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但也不能忽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借鉴西方音乐在创作上的优点，创作出可以反映人民群众真实情感的歌曲作品[4]。
抗战歌曲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其原因与其传唱方式密不可分。因合唱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受场地等因素影响，可以在广阔的场所进行，并吸引较多的群众参与。在特殊的形势下，合唱完全体现出了全民性，激发了群众对民族使命的认同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肯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地方政府经常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合唱活动，使得歌曲广为流传。1942年3月，在吴伯超的亲自指挥下，合唱曲目《满江红》等十首爱国救亡歌曲在重庆市白沙镇开展。除了政府统一组织的合唱活动，还有群众自发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合唱活动。例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约有5000名上海群众自发演唱了这首歌曲，当时场面浩大，甚至不得不派遣警察来维持秩序。当听到高昂、振奋人心的歌声时，群众被这种情绪感染，纷纷加入了合唱中。可见，大量抗战歌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及抗战精神，用这种特殊的参与方式激发了大众对抵御外来侵略者、挽救国家命运的认同感[5]。
三、抗战歌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红色歌曲体现时代精神
抗战歌曲在抗日战争期间，不仅用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唤醒群众救亡图存的热情與决心，对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党的领导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无论是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进入新时代，不同时期的红色歌曲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所创作的主题内容也各不相同。但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红色歌曲的主题一定是紧紧围绕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精神的。近年来，我国在每一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全体中华儿女坚定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的结果。抗战时期，抗战歌曲的作用是为了宣传抗战精神来体现特定时期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同样，当代中国的红色歌曲创作也要把反映时代性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体现时代品格与精神面貌。
（二）坚持文艺工作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6]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要想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创作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关知识就成为重中之重。
坚持正确的思想阵地，就要培养具备高理论素养的专业人才，相关高校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丰富专业创作人才的理论素养，从而树立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参考文献：
[1] 黎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9.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70+86.
[3] 曹泳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01）：63-70+86.
[4] 陈志昂. 抗战音乐史[M].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
[5] 冼星海全集编委会. 冼星海全集：第1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690.
（荐稿人：潘玉萍，南京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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