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外的人生修行
周新民
岁月倥偬，一晃工作三十多年了。如果从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在《湖北日报》发表文学批评文章算起，我已有二十多年的文学批评从业经历。这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的时间里，我的脑海中一直盘桓着三个问题：我为何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何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价值何在？值此《芳草》开设“新世纪批评家档案”专栏机会，我回顾一下我的文学批评道路，系统梳理一下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一
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我为何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呢？这个话题的答案不得不从我的经历说起。我们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受过完整、系统的专业教育，而我则有些另类。我常常戏言自己是“游击队”出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全日制本科教育。在注重“第一学历”的当下，我这样的出身的确显得很是“寒碜”。一九八八年秋，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上了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家里的想法是想我早点跳出农门，早点出来工作，解决家里的经济窘境。然而，上师范学校不是我的本意。自从走上那所建在凤栖山上的学校，我就郁郁寡欢。大多数同学把三年中师生活过得轻松惬意，而对于我而言则是倍感失落。中师的文化课程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的“学霸”来说，倒是不难。同时，我们又没有升学、就业的压力。因此，我们就有大把大把的课余时间。情感上的失落，又有大量空闲时间，适逢青春岁月，孕育文学的土壤十分优良。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讲，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文学热”渐趋冷却，然而，小县城仍然有大量青年男女沉浸在文学梦中。我就读的学校，有着非常浓厚的文学创作风气，有不少学兄学姐在读期间，就在《诗刊》《星星诗刊》发表组诗。学校也因势利导，十分热心地组织文学活动，创办一多文学社和社刊《红烛》。中师一年级下学期我接任文学社社长和社刊主编。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都做着作家梦，整天沉溺于文学之中，以此慰藉失落的心灵。同时，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开始阅读美学与哲学著作。这些著作我也许不一定能读懂，但是，把充沛的青春岁月交付给哲理与玄思，的确让我的心灵获得了洗礼和净化。我至今还记得阅读克罗齐《美学原理》、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等著作的情景。那是师范二年级的暑假，在乡村最繁忙的“双抢”时节，白天我像乡下所有农民一样，在田、地里干着各种农活，忙着抢收抢种。晚上我捧着书本“啃”美学著作。以我当时的基础这些著作我自然是无法读懂的。但是，我却看得兴趣盎然，似懂非懂之间也明白了文学艺术的许多“道理”。我至今依然还记得在乡村的夏夜，月色朦胧，蛙声一片，一位少年挑灯夜读的情景。上中师有一个好处，因为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我可以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好在学校藏书也很丰富。每当课后，我就去图书馆看书，寒暑假也借了很多书带回家看。至今我还非常感谢图书管理员韩老师，每次寒暑假她都“违规”借给我一捆捆书籍，让我寒暑假在乡村依旧能始终坚持阅读和学习。这段囫囵吞枣地阅读经历，应该算做我从事文学批评的自发阶段。一段特殊的学习经历，让我无意间走近了文学批评，完成了初步的文学批评知识启蒙。工作后我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成教学院，开始系统地修读中文专业的课程。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华中师范大学成教学院发给我们的参考资料主要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毫无疑问是我在乡村中学任教期间最主要的读物。那几年我最渴望的就是每年寒暑假的集中学习。而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次学习结束，大包小包地背着学习资料回到工作单位。这些学习资料非常珍贵，极大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乡下中学的教学工作任务倒是不重，但是精神生活匮乏。身边的同事基本是“半边户”，每到周末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在学校。比精神生活匮乏更为折磨人的是，我看不到人生的前路。我在乡村中学工作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分税制开始施行。分税制对我们这些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教师的影响最大。那时我们工资微薄，经常被拖欠。即使偶尔发工资，也只是在本乡镇流通的“白条”。这样的经济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流动和消费。无法出门闲逛，无法消费，我们就在乡村中学过着接近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教学工作之外的時间，我就把自己关在那间朝北的房间里，刻苦攻读这些难得的学习资料。师范学校的阅读经历和继续教育期间的学习经历，影响了我的学术兴趣。后来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艺学专业。那一年的研究生考试，除了英语成绩不是很理想外，三门专业课——文学理论、马列文论、美学的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硕士研究生是我系统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把精力放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学习和阅读之中。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丹尼尔·贝尔、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哲人的译著，我基本上都阅读过。这些理论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所显示出的颠覆与批判锋芒，构成了我理解中国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文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强大理论穿透力，吸引我去阅读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观察一九九〇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
作为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除了自主学习与自主阅读外，课堂学习也很重要。课堂学习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相关文学经典理论的研读。尤其是马克思的《一八四四经济学哲学手稿》，给了我深入的影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读通这本经典著作，我们扎扎实实地花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一八四四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人的全面发展入手，以遵从个体感性生命为主要核心观点，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既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又提升了我思考问题的穿透力。《一八四四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迄今为止我反复阅读的经典理论著作之一。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重新学习它，从中汲取理论滋养。硕士研究生后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一段时间里，我依然沉迷于理论的玄思，现代性理论著作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
上述所谈及的文学理论包括文化理论构成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我写作的文学批评，和上述理论资源有着紧密的关系。像《现实主义新探索》《激进主义文化的反思》《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等批评文章，均有比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我知道这种学院气息，尤其这种偏重理论演绎与阐释的文学批评，难免遭致诟病。文学批评是否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始终确信，文学批评是一种科学活动。这种科学活动和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活动一样，都需要理论作为支持。不过，对我来说，能学习和接触到文化理论、文学理论是一种生命体验、人生体验，是我生命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件。我的求学经历包括生命经历决定了文学理论作为我个人生命体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镶嵌进了我的人生。为什么在师范学校的那段时间爱上了文学和诗歌呢？为什么在那段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青春期能沉浸在文学理论之中呢？为什么华中师范大学的继续教育偏偏又是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学习为特色呢？种种人生机缘，铸就了文学理论和我之间的生命联系。
每个人的文学批评都会和他的学习经历包括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都带有批评者的个人生命体验。在乡村中学那几年的工作经历，为我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动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同时，正是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对文学包括文学批评的价值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我看来，文学始终是及物的。在传媒非常发达的今天，文学仍然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认知历史和现实方面，文学仍然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前几年去北京出差，同学组织的聚会上碰到了一位校友，当初他也是文学爱好者，虽然工作后承担着繁重的行政工作。但是，文学仍然是他的最爱。他告诉我，每次出差，他都要带上文学杂志，既是消遣，也是想借文学去认知历史和现实。他说，很遗憾，现在的文学作品认知社会生活的能力有些缺乏。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文学批评要走出象牙塔，必须要强化文学的认知功能。只有这样，文学批评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对于精神世界的探求成果，才能转化为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人生经历不仅仅影响了我对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选择，也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同样也影响了我去选择文学批评对象。在我所有文学批评文字中，来自老家黄冈的著名作家刘醒龙的创作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和他初次结识是在一九九一年的春天。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声誉鹊起的作家，而我还是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文学爱好者。他和其他作家来家乡浠水县采风、辅导青年作家。他的报告会让我对文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后来我系统地阅读过他的作品。他对于历史、社会现实的真诚地观照与使命感，都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不得不去关注这位从黄冈走出来的作家。文学批评和我生命体验紧密相联系的另外一点是，我格外关注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我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深知青年作家不易。因此，我比较关注青年作家。我省青年作家郭海燕、宋小词、唐诗云，北京青年作家周李立、霍香结，宁夏作家李学辉在创作起步之初，我都给予过积极回应。
二
一九九八年秋冬之际，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有过短暂的停留，了解了文艺学专业的报考事宜，并且报考了西方文论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停留期间，我参加了相关的专业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我所从事的文艺学专业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一直是师法西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也是以介绍、研究西方文学理论为学术前沿。同时，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就在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为指要的想法。然而，我自身的古典文学修养毕竟有限，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对于我来说显然不是很适宜。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我看来，无论受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有多深，它所面对的最终还是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用西方学术资源，解决中国文学的本土问题，是我在这个时候结合我自身的专业背景作出来的学术选择。正是抱着这样的决心，我决定报考著名学者、批评家武汉大学於可训先生的博士生。一九九九年九月，我考入武汉大学，跟随於可训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些学者认为，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再去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占有较大的先机。从总体上看，这观点也能成立。但是，得看从什么层面来讲。文学研究一般分为三个领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从根本上讲，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般是隶属于文学史研究领域。虽然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素养能为文学史研究打下一定基础，却不能说就具备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优势。事实上，自从转投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用业师於可训先生的话说，我是吃尽了苦头。好在於老师也是從文艺学专业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在於老师的指导下，我加快了从文艺学研究到文学史研究的转型。
学术转型无疑是痛苦的。在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开始了艰苦的文学史学术训练。我恶补文学经典，勤奋爬梳文学史料。我非常感谢这段学术时光，让我日后的文学批评渐渐走出了理论阐释的单向思维。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是沟通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桥梁。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应该具备文学史视野。在理论观照的基础上，充分注意文学史维度，是我开展文学批评时格外注意之处。我始终以为，文学批评虽然和文学史研究属于两个不同学术领域，但是，正如韦勒克所言，文学批评不能脱离文学史。现在很多媒体批评，包括一些所谓的酷评，就是建立在忽视文学史基础上的浮夸之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这类文学批评的共性。在这些批评家那里，当今中国是一个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频繁出现的时代。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当下创作实际的。
文学批评之所以与文学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是因为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横空出世的。除了与作家个人精神气质、个体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一部文学作品还和前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缺失的关系。布鲁姆曾认为，当今诗人就像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必须面对“诗歌父亲”的强大影响。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必须面对文学上的“父亲”，他是超越、复制、修正了“父亲”，还是躲在“父亲”的阴影之中偷得余生？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必须要从文学史的角度解读出文学“孝子贤孙”面对“父亲”时的种种表现。要解读出文学作品，或者在主题上，或在母题上，或者在具体的表现方法上与前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发生的种种联系。这是无法否认的文学事实。没有《金瓶梅》何来《红楼梦》？没有前代种种有关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何来《西游记》？我以为，一名批评家，尤其是一名学院批评家，必须要有文学史视野。我甚至认为，文学批评如果离开了文学史观照的维度，文学批评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是偏重作家创作感受和创作经验的作家批评，也不应该撇开文学史。作家创作体会、创作经验的意义，绝不是建立在孤岛上，必须建立在和作家个人的创作历史、和其他作家的网络化的关联之中，才能确立起必要性和价值。这些年我一直坚守文学批评要心怀文学史的信念。我撰写的《〈红旗谱〉〈播火记〉与〈水浒传〉传承关系》《〈人生〉与八十年代文学史叙述》等，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作品的典型尝试。而从作家自身创作流变，或者从作家的文学创作的横向关系出发来探讨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我也写得更多。
我还有意识地展开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中，原本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分支。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流变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所以作为学科分支存在，是因为中国古代产生了诸如《典论》《文心雕龙》《文赋》《诗品》等等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或者批评著作。后来由于学科建制的调整，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被取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被归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鉴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实际情况，文学批评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学批评事实上成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但是，这一重要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基于此，近些年来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以为，一个人的文学批评是不能脱离历史语境的。先辈的文学批评实践，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从文学批评家的个体角度来看的话，我以为，我们的文学批评同样是一个历史行为，既有历史背景，也有历史语境的限定性。如何突破自我？怎样在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我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常思考的问题。结合我主要从事小说批评的实际，近些年我把目光投向小说理论史、批评史的研究。在我看来，小说理论史、批评史既是从事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照，也是洞悉小说自我历史发展的呈现。我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批评史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历史研究，凸显小说文体观念的演变，为当下的小说批评寻找到一种历史参照。这些年我先后发表了《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新时期中国式形式批评的创建》等论文，主编了《中国新时期小说理论资料汇编》，论著《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也即将出版。我希望通过历史回溯与参照，为我的小说批评寻找到新的道路。
三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但是，文学批评毕竟不是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直接表现。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是“文学性”，不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观念性的材料。因此，文学批评所要针对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当然也包含文学观念。一九九〇年代兴起的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一样，眼中只有抽象观念而没有文学性。在这些批评家眼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社会学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容器而已。文学批评也因此成为纯粹观念的演绎，文学的社会价值看成压倒一切的终极价值。于是，我们看到的文学批评，像社会学论文、调查报告，像文化报告，唯独不像“文学”批评。
我认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对象是“文学性”。文學作品不同于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在于，作家是通过语言的形式来表现思想情感和对社会的看法。文体不同，其文学性体现的重点不同。诗歌、散文、戏剧自有其“质”的规定性。小说也自有小说的“质”的规定性。小说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三种类型。一是人物小说，也被称为“正格”小说，也就是最典型的小说类型，其基本要素是人物、环境、情节；
第二种类型则是抒情小说。它和第一类小说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没有完整的情节要素。第三种类型的小说则是形式主义小说，也就是那种不关心讲述了什么样故事，只是关心怎样讲故事的小说。第一种类型的小说比较注重社会学价值，张扬的是小说的认知功能。但是，其社会价值、认知功能依然要通过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情节的展开以及环境的描绘来表现。离开了这些文学性特质，小说的社会学价值与认知功能显然无从立足。抒情小说固然是对作家主体精神与情思表现，但是，同样离不开性格形象的刻画、环境的表现和语言的运用。而第三类小说则是纯粹的形式表现了。我认为，无论哪种类型的小说都有其特别的“文学性”要素。文学批评自然是无法回避作品的“文学性”。
我主要从事小说批评。对小说文体特征，更是在意和关注。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期，我就格外留意国内外小说理论，开始钻研小说理论。我也注意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小说理论自然有其不同的关注点。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诸多变化，作为从事小说批评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对小说理论的诸种变化显然要了然于胸。我一直看重小说的文学属性。我更看重小说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实现社会担当。我的小说批评常常关注小说的内在结构、叙事方式、形式规范等“文学性”层面的发掘。当然，这里对于“小说的内在结构”、“叙事方式”、“形式规范”的概念运用，是出于表达的需要。事实上，我坚信对于文学而言，形式即是内容。因此，我广泛涉猎西方小说理论包括叙事学、小说修辞学，希望建立起“文学性”的文学批评。我更希望通过“形式”要素去分析文学作品蕴含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卢卡奇、伊格尔顿等文论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他们从文学作品各式各样的形式要素中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我希望我的文学批评能从卢卡奇、伊格尔顿等哲人那里找到有益的滋养，能透彻理解小说这个特定文体的秘密，建立起独特的小说批评。《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十七年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论》《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乡村现代性叙事规范的拆解》等，即是鲜明体现我的文学批评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特色。有读者曾给我写信，说是我的文学批评有浓郁的“艺术”气息，大概即是这个意思吧。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位“纯文学”的信徒。相反，我始终坚信，不存在“纯文学”，文学是有着强烈价值观的艺术样式。只不过文学的价值观“依附”于“文学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价值立场在“文学性”的层面上表现不同。换而言之，哪怕具体到小说的叙述与描写这样微观的技巧层面，也承载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规范。因此，卢卡契才说叙述和描写其实是和世界观紧密相连。他认为，叙述体现了现实主义，而描写是自然主义的体现。我所谈论的“文学性”，不是排斥社会性的“纯文学”，而是强调文学与一般性社会学的根本性区别。另外，我也把“文学性”作为分析文学作品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的一个通道。但是，我也不是“工具论”者，我希望“得意”而不“忘言”。我相信，“文学性”和文化属性、社会属性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这才是文学的魅力之所在。
四
我清楚地记得在二〇〇〇年的春天，那是我跟随於可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的下学期，我交上了寒假期间写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恳请於师教正。说来惭愧，我硕士期间就读的是文艺学专业，沉迷于西方文论的学习与研读之中，并没有深耕文学批评。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等待着於老师的“判决”。我知道，於老师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我的这篇作业肯定入不了他的法眼。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文学批评应该怎么写。二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了文艺学专业的底子，再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应该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但是，说句实话，那一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首作，着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坐在於老师家里，我内心波澜起伏，无所适从。正当忐忑不安之际，我听到於老师轻轻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的文学批评就像两个知己之间的轻松对话”。这是“对话”和文学批评首次在我脑海之中建立起联系。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於师这句话所包含的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和功能的灼见，我一直铭记在心。
二〇〇〇年春天播下的种子终于有机会发芽。从二〇〇二年起於老师开始在《小说评论》杂志主持“小说家档案”栏目。每期专栏关注一位有成就、影响较大的当代小说家。专栏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主持人的话、一篇“作家个人自述”、一篇“层次比较深入的对话或访谈”、一篇批评文章和小说家的作品目录。
“小说家档案”栏目的设计具有鲜明的对话批评特征。“小说家档案”栏目的对话性涵盖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主持人的话、各个专辑主笔的批评文章和小说家的创作谈，形成了一种潜层次的三方对话。因为这三篇文章之间并没有统一的观点，而是独立发言，言说主体或呼应、或交流、或反诘，不一而足；
二是每辑主笔和小说家之间的直接对话交流。每辑主笔和小说家之间以访谈的形式展开直接对话交流。其内容涉及作家、文学、人生等多方面，比如创作心得、对重要作品、对世事的看法等。访谈对话呈现的是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思想辩论、交流交锋的过程。访谈通过作家的作品走近作家，交流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互印证、相互反驳或相互补充。从对话的交流中，我们可以听到作为采访者的文学批评家和身为被采访者的作家两种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与批评家的精神、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小说家档案”栏目的潜层次三方对话和直接对话形成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局面，从多个层面展开批评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互动。这种多元对话不仅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小说家的创作冲动与动力，同时也为批评家从多个层面进入小说家的世界提供了机缘。“小说家档案”改变了传统的批评家和小说作家之间的单向度关系，使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契合顺畅。文学批评的本质从根本上讲就是对话，是基于关系平等的作家和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碰撞与交汇。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看，我们可以把文学“访谈录”或“对话录”看作是对话体批评的一种形式，它既能亲近作家又能走进读者心灵。
“小说家档案”栏目开设后，我先后主笔王安忆、苏童、叶兆言、刘醒龙、陈应松、欧阳黔森等小说家的专辑工作。这几个专辑的写作，使得我得以充分领会於老师在栏目设计上的匠心，也使得我有机会充分领悟对话批评的奥秘。从二〇一二年，应刘醒龙老师的邀请我开始在《芳草》杂志主持“中国六〇后作家访谈”栏目。“中国六〇后作家访谈”历时七年之久，一共访谈了三十四位作家。此后我还应於老师、蔡家园先生的邀约，于《长江文艺评论》主持“新锐批评家访谈”，先后邀约了贺桂梅、谢有顺、刘大先、刘复生、杨庆祥等五位青年批评家参与对谈。上述成果先后结集为《中国“六〇后”作家访谈录》《对话批评：诗·史·思之维》两部批评集公开出版。两部对话批评出版后曾引起了比较好的社会反响。《光明日报》《青年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先后发表书评。
两部对话批评集出版后所引起的反响，倒不是我个人之功，而是得益于中国深厚的对话批评土壤。中国和西方都有非常悠久的对话批评的历史。《论语》就可以看作是一部对话批评的典范作品。而柏拉图的《对话录》这部被看作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也是对话批评。西方思想界的对话批评传统一直绵延不绝，巴赫金、托多洛夫等，甚至建构了比较成系统的对话美学。由于中国文学更多地承担着教化功能，文学批评以教诲、引导为基本底色，所以，自秦后对话批评渐渐淡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外来文学批评范式的影响，对话批评尤其是作家访谈，渐趋火热。
然而，今天对话批评毕竟并不占据主流位置，占主流的文学批评是学院批评。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学院批评崛起之时，曾被批评界寄予厚望。然而，当初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学院批评会发展到令人失望的地步。学院批评的种种病象，学界讨论很多了，我不想赘述。学院批评今天面临这种窘境，和它日益沦为学术性的自说自话的现状密不可分。今天文学批评失去了体人察己的温度，或者生硬地演绎既有文学理论观点，或者与文学史研究勾肩搭背，以求获得合法性，模糊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边界。如此這般折腾，文学批评最终陷入作家不爱读者不喜的困窘。文学批评为何这般面目狰狞？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批评家只顾孤芳自赏，眼中没有作品，心中没读者。从根本上讲，文学批评的种种病象，可归结为文学批评丧失了对话性之故。所以，我以为重新建立文学批评的对话性，是拯救文学批评的良途之一。
当下文学批评分化明显，形成了作家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三分天下的格局。而学院批评在当下屡受诟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是学院批评自身特性决定的，也是对学院批评抱有过高期望产生的效应。客观地说，学院批评是一种学术研究，它所面向的是“科学”活动，首先是对学术史负责。学院批评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它难以为大众所接收，也难以为作家所喜欢。我想，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既然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我们就遵从各自的特性吧。作为一名高校从业人员，我的文学批评自然归属于学院批评阵营。因此，我的文学批评自然也有学院批评的色彩和特征。文学批评对象选择，文学批评的写作模式和关注的焦点，自然也打上了学院特有的烙印。我希望能得到朋友的理解与支持、批评。我还清楚地记得，多年前，业师於可训先生曾教诲我说，你要记住你就是一名高校教师，你的文学批评就是为你的教学科研服务的。多年后，再仔细品味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
（责任编辑：宋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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