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记忆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策略研究
郑慧 韦兆焯 王清楠
摘要：数字时代为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带来了新方式，有助于推动红色档案记忆的构建。该文在分析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立足于维护记忆的完整性、注重红色教育与民族情感相结合、强调记忆符号与数字场景的关联性、促进用户感官体验与情感记忆的协调统一等四项开发原则，提出提升红色档案记忆聚合度、提炼具有民族特征的红色档案、构建红色记忆数字资源库以及创建红色档案数字记忆展现平台等四条策略，以期助力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
关键词：数字记忆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档案开发
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西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等地）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性历史记录。红色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对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价值，[1]对推进文化自信和牢筑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意义。数字记忆通过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手段，将红色档案放在数字环境中构建记忆数据库，利用数字记忆平台立体化展示，以贴近真实的场景唤起人们心中的情感，激起红色档案记憶。本文以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为研究对象，从数字记忆视角探索红色档案开发策略，旨在塑造和强化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数字记忆。
（一）红色记忆构建聚合度不高
传统红色档案开发主要由档案部门牵头，缺乏对跨部门、跨系统、跨领域协同合作的探索，[2]造成红色记忆完整性被割分，走向“碎片化”。
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在资源选择、组织加工和成果生成等方面大多局限于本土资源，缺乏与邻近省市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的“孤岛现象”。例如，湘江战役、遵义会议相关红色档案开发取得了丰富、多元化的成果，而黎平会议、扎西会议相关红色档案开发成果较少，影响了系列记忆的连续性。因此，本该完整的红色记忆被分化，不利于全面体现红军长征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历史。
（二）民族特征体现得不鲜明
西南民族地区形成的红色档案与地方民族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而目前部分档案部门的成果展示对民族特征体现不够鲜明。如西藏档案网“档案延展”专栏，简单记述了1951年等年份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历史大事记，但并未将其中的民族文化包容性和主体多元性特征体现出来；
云南档案网推出的红色档案成果也较少体现民族特色。牢筑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发挥红色档案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构建民族记忆，展现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的鱼水深情，加深各族人民对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缺乏数字技术方面的情感交互
数字记忆重视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强调对记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3]档案“社会记忆”是社会情感、心理的重构。[4]在数字环境下，通过数字技术将红色档案数据以动态形式在虚拟场景中展示，有助于激起人们的想象，唤起情感和记忆。
目前一些档案部门片面追求红色档案的数字化，缺乏对档案情感的挖掘。如云南档案网“云南记忆”栏目推出的“红军长征过云南”简单地将红色事迹的文字内容和图片进行数字化后形成网上“宣传栏”，没有运用情感交互相关数字技术，很难唤起人们对红色岁月的情感共鸣，进而影响了红色档案的价值发挥及对公众教育功能的实现。
（四）开发成果形式扁平化
目前红色档案成果展示主要是进行线上线下展览、播放纪录片等，需引进新技术、新方法。不少档案部门在重要革命历史展览中，或者仅上传相应的图片信息，或者只是以文字形式简单描述历史事件，展示形式单一、扁平化，缺乏立体感、动态化呈现，难以为参观者带去视觉和心灵的触动，容易造成红色档案文化传播聚合效应不强等问题。
（一）维护记忆的完整性
西南民族地区发生的很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历史事件之间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在红色档案开发上机械地根据地理界限进行，容易造成红色记忆“碎片化”。西南民族地区各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在红色档案开发过程中既要保持本民族或本地区特色记忆，也要注重大区域记忆的完整性。只有贯彻记忆的完整性原则，才能使红色档案开发过程更具连续性、更系统化，才能用不同的开发模式达成开发主体的不同目标和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二）注重红色教育与民族情感相结合
西南民族地区产生的红色档案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鱼水情，也体现了党团结和带领少数民族进行奋斗的革命历程。这些具有民族性的红色档案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民族团结、传播党的民族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构筑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记忆的独特内涵，要注重红色教育与民族情感的结合，体现党和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的深厚情感，突出红色精神迸发的政治力量。
（三）强调记忆符号与数字场景的关联性
人类对事与物的回忆由事件、画面与情感组成，主体的行为、想法和感受会影响整个记忆过程。记忆通过媒介，在经历了符号化的过程后形成一系列的符号系统，进而转化成文化记忆，[5]文化记忆需要通过行为记忆符号来体现。对于红色档案开发，我们必须把握用户的行为记忆符号，将其与数字场景紧密关联，内外联动。这是适应人类记忆与环境变化的关键，也是营造良好用户体验的先决条件。
（四）促进用户感官体验与情感记忆的协调统一
用户的感官感受主要是听、闻、视、触，它们会触及用户的思维活动。感官记忆符号和行为记忆符号协同作用，才能唤醒受众脑海中的记忆或想象，引发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6]情感不只来自感官直觉的激发，更能产生于对岁月的回望、记忆的追寻或设身处地的预想。[7]红色档案记载的动人故事和体现的先烈精神，只有透彻心扉才能留存持久，影响受众自身，兼及周边人群。在红色档案开发过程中，我们必须将用户的感官体验与情感记忆协调统一，用体验唤醒记忆，用记忆丰富体验。
（一）提升红色档案记忆聚合度
数字记忆的基本功能是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在线提取，前者涉及资源采集、编码和长期保存等，后者包括展示和检索。[8]数字记忆面向社会开放性构建的模式，涉及多元主体，便于获取更多维的多元记忆原材料和视角。[9]其中所涉及的数字媒介不仅可以保存红色记忆，还可以将分散的碎片化记忆进行缝合。
提升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记忆聚合度，一是通过将数字档案馆和多重信息技术结合构建集体记忆，采用数据关联、文本识读、GIS等数字技术对多种形式存在的档案数据进行识别和转化，构建跨地域、跨层级、跨时空的资源网络，实现社会记忆资源的存储。[10]二是档案工作者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主建筑师”，[11]要运用数字记忆理念和技术，全面认知记忆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脉络、结构及特点，提取红色记忆相关联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集体思维等信息内容。
（二）提炼具有民族特征的红色档案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认识到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各项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作战，都密切关系着少数民族的问题……，各军团政治部，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2]
提炼红色档案的民族特征，一方面通过对红色记忆资源进行结构化处理，建立数据关联，解析红色档案的各类知识单元，对带有民族特征的记忆资源精准提取，通过数字化体验获取记忆。另一方面，绘声绘色的口传文学有利于历史情境再现，利用地方民族语言形成口述红色档案，将其融入数字场景中，以乡音或影像激起人们的想象，唤起人们心目中的红色记忆。
（三）构建红色记忆数字资源库
红色记忆数字资源库的建设应该按照“应收尽收、应归尽归”的原则，全面完整地搜集红色档案并建立其资源体系，[13]为公众提供信息库和知识库，便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便捷检索、提取、呈现和使用[14]。如“数字敦煌”资源库基于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对各领域数字资产的生产、保存、展示等进行科学管理，在统一的系统架构下，实现各领域知识的高度关联，达到数字资产的高效利用；
[15]浙江“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项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构建了一个可容纳台州古村落各种记忆资源的专题数据库。[16]
构建红色记忆数字资源库需要各地区档案部门、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单位以及社会各方主体联动运作，形成一个“数据库多元主体共建式”[17]的全方位建设体系。一是要加强红色档案的数字化工作，统一规范标准，确保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数据库资源的共享利用。二是要将分布异构的红色档案资源及时收集、组织、整合，丰富红色档案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
（四）创建红色档案数字记忆展现平台
数字记忆尤其重视用户的主观感受，构建红色档案数字记忆展现平台，要将用户的感官体验与其内心唤起的情感、记忆相协调统一。如中央档案馆推出微纪录片《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以短视频形式从多个角度生动讲述档案背后的人物故事，获得了受众的广泛认同。“记忆四川”以非遗文化为内容，联合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推出《遇见四川》《蜀风印记》等原创作品，展示城市专属的文化传承和记忆，引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
创建红色档案数字记忆展现平台，我们一方面可以借鉴中央档案馆的经验和“记忆四川”的原创性思路，与新媒体如抖音、快手、微博等网络平台合作，推出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文化专题；
另一方面可以设立VR/AR体验馆进行立体式、全景化的交互式展览，通过虚拟世界营造穿越时空的氛围，在梦幻中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用数字化方式推动红色档案开发成果的共享和传播。
数字记忆方兴未艾，并将成为档案数字化达到一定成效后的发展和研究方向，同时将为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的开发研究提供新视角，以全方位多角度再现那段革命历史。
*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涉外档案文献编研研究”（项目编号19BTQ092）、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文献挖掘、整理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2020GXMGY0208）。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李金格.红色档案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及策略研究[J].北京档案，2021（11）：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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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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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闽芳，柏德有.基于档案记忆观的抗疫档案价值呈现与开发利用研究[J/OL].山西档案：1-7[2021-03-29].https：// 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APJ&db？ name=CAPJLAST&filename=SXDA20210302000&uni？ platform=NZKPT&v=7WApVliLXv1dvW8SOw47xS？ RCyG_EaJD9rjdgMdU-_xRj0w3B5jtqsl5rlQZFX8uG.
作者单位：1.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2.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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