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不只是数量问题
朱秋雨
结婚、成家、生子，“三十而立”的俗语在近年发生了巨变。
多地经历了初婚年龄进一步“上升”，现今的年轻人并不急着结婚生子。以安徽省为例，据其民政厅的最新数据，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与五年前的峰值— 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数，相差700万。
环环紧扣的结婚的低欲望、生育的低欲望，揭示了中国年轻人全新的选择。但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萎缩，又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
如何理解中国生育率锐减背后的社会心态？南风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他是青少年和人口问题的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治理和社会问题，曾为“干一天玩三天”的“三和大神”写过《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田丰提醒，在生育问题面前，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总量、生育数量，还要充分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谈起生育政策，他还指出，人口调整有窗口期。抓紧时间提高人口素质，也许比催生更有意义。
南风窗：生育问题成为近期社会焦点。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指出，中国将出现“人口拐点”。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左右，怎么样理解这样的变化？
田丰：“人口拐点”并非新词，中国的学术界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但如今的关键是，中国人口拐点下降速度过快，且比预期早，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比以往预期要大。
对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揭露的数字，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
一是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国际上通常以总和生育率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这是因为考虑到死亡风险，平均每对夫妇需要生育约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有數据分析则认为，当下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如果这一数据属实，即便是考虑人口统计有一定延时，可能会略有提升，但真实生育率超过1.5的可能性也不大。
早在约15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低至1.6左右，但在当时没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当年的人口统计机制不健全，存在偷生漏报的现象，实际人口生育水平远高于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
二是理解一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还要观察该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结构。进入计划生育以后，我国的年轻一代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80后、90后和00后的出生人口队列。而我们的老龄人口数量，却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不断增大。目前，中国已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社会政策要开始向老龄人口倾斜。
与此同时，我国的生育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往的经验里，20岁至29岁是黄金生育年龄，只有早早地结婚生子，生育一孩之后，女性才有可能生二孩、多孩。但随着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人们的初婚初育年龄都往后延长，可能不少人在生育一孩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他们更有可能错过了生二孩的年龄，甚至放弃生育子女的计划。
三是目前的二孩三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的影响有限。这意味着，单靠人口政策调整推动生育水平反弹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我认为，应在经济社会政策的各个环节都嵌入对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干预，精准颁布符合青年一代需求的鼓励生育政策。例如，部分高校研究生在读期间怀孕了，学校可以针对此类群体，颁布相应的休学措施或者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南风窗：你刚刚提到，我国生育率的下跌有些超预期。这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田丰：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生育文化。中国有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传统，但这种生育文化如今不再流行。以我为例，身为70后，我们那一代人习惯了家里有几个小孩的环境。但再过十年，80后、90后呢？他们会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孩是正常的，没有了多子多福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生育恐惧症”“养儿无用论”。这就是代际之间社会文化的变迁。
南风窗：生育文化变了以后，会显著影响生育率吗？
田丰：不同年代的人浸泡在不同的生育文化中，这对于生育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国的表现是，家庭、代际面对生育时的冲突很大。
父母一辈拼命催婚、催生，但年轻一辈依然我行我素，形成了代际间的撕裂。总的来说，受女性意识唤醒和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年轻人对生育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变化，生育文化在朝“少生孩子”倾斜。
南风窗：中国低生育率的几年，同时是“内卷”“躺平”“低欲望”等词盛行的年代。如何理解中间的关系、张力？
田丰“：内卷”这个词如今被滥用了。实际上，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的结果。
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我国年轻人口中喊的“躺平”“低欲望”，与日本、韩国的社会情绪不一样。它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青年人抵御压力的一种发泄，并非真实的低欲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少、路径窄，导致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工作的各个领域竞争过盛、被迫内卷。从这个维度而言，这些情绪，并不会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
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生育年龄的延长。在内卷的时代，人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奔向更好的生活，自然需要通过压制生育欲望、牺牲黄金生育年龄，来率先实现个人愿景。
南风窗：你曾指出，比起鼓励生育，提升人口素质更有意义。人口素质怎么影响国家的未来？我国目前有哪些地方亟须完善？
田丰：人口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人口总量并非唯一的衡量要素。人口的分布、人口的素质同样重要。
中国适度的人口规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只要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相互匹配，足以支撑我国养老事业和社会稳定，并非一定要保持在某一特定的人口规模和生育水平就是最佳选择。在这个阶段，提高人口素质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口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升社会整体生产水平，用以支撑社会的养老成本。
这里面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的教育如何跟得上经济发展的需求，甚至是超前需求。如今，中国的教育设计停留在“学历思维”“工业化思维”，强调培养专业化人才，即一个工种对准一个专业，一个专业毕业拿到学历就可以从事某一种工作。
但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这样的思维明显不适用了。很多人大学毕业以后发现，社会已经不再那么需要某个学科、专业的人才了。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其他创新性行业，它们对人的要求更倾向于综合性的、有快速学习能力。这些都是“后工业化思维”的体现。
南风窗：在教育设计中体现“后工业化思维”，其他国家有相应的标杆吗？
田丰：目前世界上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教育体制。而大多数国家的思维转变，率先是从大学开始。例如，地处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培养人才，就放宽了专业的束缚，强调综合性的培养和创新教育，它激励每个学子去创业。这对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的要求很高，而不是对专业成绩有过高的要求。
南风窗：在“双减”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我国近年来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你認为这样的转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否有利于对冲少子化时代下，劳动力减少带来的社会影响？
田丰：部分地区“双减”等教育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对冲低生育带来的社会影响。但我们首先要认清，中国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两个部分，我们不能将孩子的教育全权交给学校。
家庭教育同样存在差异。在我调研的经历里，很多像“三和大神”一样贫穷家庭出来的小孩，都反映了一个心态：他们不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不再把高考当作人生最大的希望，甚至在高考或中考前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
所以，在未来，我们的教育改革还应向贫穷家庭的人群倾斜，通过教育给予他们期许，让他们坚信接受教育是一种改变命运的手段。
南风窗：你也表示，我国并非一定要维持14亿这么庞大的人口。那么，什么样的人口数字较为合适？如何得出这个数字的？
田丰：要得到精确的、科学的数字，需要组织各个学科的专家进行一场全方位的研判，将生育问题放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科技等方面同步发展的角度上分析，结合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做出判断。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缺少充分的研究和充足的讨论。
南风窗：你曾提出人口政策有相应的“窗口期”，怎么理解？
田丰：从社会养老角度来说，我们从“养得起”到“养不起”，有一个时间窗口期—这中间关乎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过程。
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战略选择。一个是接下来两代人的窗口期，我们的人口数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能够养老的人力资源水平。另一个是在人口规模下降的情况下，单个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也能支撑起社会沉重的养老成本。
当然，我认为，生育受生育文化影响很大，很难改变一代人的想法。我们要做好低生育率下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期准备，寻找让1个人的生产效率，等于1.5个人的办法。
南风窗：回归到生育，披露的众多与生育有关的统计数据中，你认为什么数字最能代表社会的真实生育欲望？与其他国家类比分析，他们有何提高生育的举措值得中国借鉴？
田丰：一孩生育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近年来，中国一孩生育率锐减，当没人愿意生一孩时，二孩、多孩就更不可能。
而面对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很难将其他国家的举措类比于中国。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我国不孕不育率近年升高，这并非中国人不想生，而是生不了的问题。而对于这一群体，我们还缺乏更有效的辅助措施。
这意味着，在不想生的人群里，我们应该先判断，究竟是年轻人不想生，还是生育成本过高阻碍了其生育欲望，抑或是结婚年龄的延长让其错过生育年龄。如果想要提高各种情况的生育率，只有先对这些群体有所认知，同时需要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对生育问题的关注与配合，方能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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