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特征分析及建议

苏露

【摘 要】 面对当前涉税违法案件高发态势，税收违法有哪些类别及外部特征？有哪些异常识别特征？文章以近年广西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为样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涉案企业信息、违法行为种类、涉案金额及票据、涉案行业及城市分布、违法时间等方面分析，发现税务违法发生的频率与企业规模、行业特性密切相关，成立时间至发生违法行为的时间间隔较短，持续违法时间长，并从宏观、微观层面提出健全税务执法体系、构建“大数据+互联网”新型税收监管机制等建议，为国家出台政策、税务机关强化管理、企业加强诚信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税收; 违法案件; 特征分析; 建议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06-0078-05

一、引言

税收既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对经济运行发挥监督作用。依法诚信纳税，不仅是道德的约束，也是法律的要求。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形势下，深入开展案例研究，对不断完善新时代税收治理体系、提升税收治理能力，更好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税务监管，我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等相关税收管理政策和办法，对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和进一步推动税务严格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社会上仍存在不少税收失信、违规甚至税收违法的现象，信用缺失仍然是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019年，“信用中国”网站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约1.97亿条，行政处罚信息达4 063万条。截至2019年7月，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信息69.38万条，涉及失信主体63.92万个。2019年国家在税务稽查方面频出重拳，截至2019年12月，税务稽查案件达60余万起。国税总局网站数据显示，全国共查处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企业超过13.4万户，涉案税额高达1 236亿元。可见，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目前，我国学者对企业纳税信用、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研究较多，对税收执法案例研究较少，尤其缺少对税收违法案件本身大数据的具体实践研究，从而在税收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中分析政策效应和提出优化措施时，缺少理论支撑，导致难以对症下药，事倍功半。因此，本文以2018—2020年广西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为样本，研究案件特征及其产生的内因、外因，并从宏观、微观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可为国家出台政策、税务机关强化管理、企业加强诚信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样本选择和分析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公布的、管辖地为广西的企业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共2 067起为研究对象，剔除4起涉及例如票面金额与税额明显不匹配等异常数据的案例后，剩余2 063起案件为具体分析对象。相关数据信息全部从广西税务机关在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栏获取。对少量案件公布信息表述不够清晰的，如未注明票面额是否含税的本文视为含税，未标明“增值税销项发票”是何种发票的本文视为专用发票。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三、企业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违法行为种类分析

按国家公布的9项案件标准划分[ 1 ]，2 063起广西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样本主要出现4项行为（见表1）。

表1反映，行为5占比高达64.62%，排位第一，行为6占比32.33%排第二，两项共占比96.95%，2 063起案件中虚开票据是违法的主要方式。虚开专票的违法对象主要是一般纳税人，且出口企业相对较多。虚开普票的违法对象主要是小规模纳税人。

（二）涉税金额及票据情况分析

行为1的26起案件少缴税款达13 999.93万元，均值为538.46万元，追缴税款共15 233.57万元，罚款总额8 569.86万元。案件涉税金额最大值为2 244.44万元，最小值为111.01万元。

行为5的1 333起案件共追缴税款104 459.11万元，罚款总额15 542.01万元，涉及虚开专用发票183 947份，金额总计1 840 190.638万元。案件最大值为3 990份发票，涉税金额39 049.43万元，税额6 638.4万元;最小值为1份发票金额9.84万元，税额1.67万元。其中546家企业还涉及非法取得增值税发票23 315份共433 411.6万元（其中税额59 525.302万元），案件涉税金额最大值395份共13 717.3万元（其中税额2 331.94万元）。有51家同时还涉及虚开普通发票行为，涉及发票2 185份共32 688.51万元。

行为6的667起案件共追缴税款1 680.85万元，罚款总额1 991.00万元。涉及虚开普通发票共67 212份，票面金额共527 276.162万元。涉税最大金额的案件共755份发票，票面金额8 921.36万元。涉税最小金额的案件为5份发票，票面金额为4.03万元。单张发票票面金额均值约为7.84万元，其中排名前6的案件中单张发票票面金额高达67.65万元～91.89万元，而这6家企业的注册资本均仅为200万元，有5家企业的违法行为自成立即开始，且违法行为持续1年以上。667起案件中，有596起（占89%）单张平均票面金额超1万元，其中98家单张平均票面金额超10万元，有7起案件还另外涉及虚假申报行为。

行为8的37起案件中，7起涉及虚开专票422份，票面金额共3 817.75万元，税额609.72万元;11起涉及虚开普票280份，票面金额共1 749.12万元;4起涉及虚假申报导致少缴增值税共279.97万元;3起未申报导致少缴税款共67.57万元;12起利用偷税手段少缴税款共239.01万元。37起案件中有20起追繳税款共705.68万元，33起被罚款共404.95万元。

（三）涉税案件行业分布情况

行为1涉及7个行业，其中批发业8家占31%，商务服务业6家占23%，制造业6家占23%，零售业3家，房地产业1家，建筑业1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家;行为5涉及18个行业，其中排前5名的依次是批发业1 126家占84%，零售业48家占3.6%，商务服务业41家占3.08%，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36家占2.7%，建筑业32家占2.4%;行为6涉及15个行业，其中排前5名的依次是批发业397家占59.52%，零售业103家占15.44%，商务服务业91家占13.64%，建筑业35家占5.25%，运输业14家占2.1%;行为8涉及8个行业，其中排前5名的依次是批发业18家占48.65%，商务服务业9家占24.3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家，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2家，制造业2家。

（四）涉案企业分布城市情况分析

广西共有14个地级市，所有地级市均有涉案，具体如表2。

2 063起案件中，南宁市作为经济最发达的首府城市案件数占全区的60.98%，其中虚开专票多达1 127起，占南宁市违法案件的89.59%。来宾作为广西省成立的最后一个地级市，经济较落后，但案件数却在全区排名第二，其中虚开普票行为案件数为192件，排全区第一，超出首府南宁71件。

（五）企业负责人身份证归属地情况分析

涉案企业负责人身份证归属地涉及30个省区或直辖市，从各省违法行为的人数占比看，广西籍共744人占总人次的36.06%，身份证归属地为非广西籍的占63.94%，其中排前5位的分别是四川、广东、湖南、河南、湖北。广西作为西部经济落后城市，从国家到广西政府层面，都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广西开办公司，但许多企业并未实际将生产经营机构和办公人员入驻，仅是为了享受国家给西部地区和广西的财税优惠政策，税收综合成本较低，某种程度导致了优惠政策的滥用，从而也加重了地区间竞争的不平衡。

（六）涉案企业信息特征

案例中有400起案件是同一企业负责人，其中有155人负责的企业数量2～7个不等，成立日期、行业和注册资本相同或非常相近，违法行为和程度相近。案例中有498起案件存在经营地址相同或同一人名下的隔壁房号的情况，归属于188个经营地址，每个经营地址挂有2～10个企业，每个经营地址挂的企业同样存在成立时间、行业、注册资本相同或非常相近、违法行为和程度相近等。

（七）违法时间特征

1.成立时间至发生违法行为的时间间隔较短

2 063起案件中，有1 843家企业的重大税收违法行为是自成立就开始的，占比高达89.34%。并且自成立就违法的各类行为案件数分别占该类案件总数的比例普遍较高，其中行为5共643家占比高达96.4%，行为6共1 173家占比88%，行为8共19家占51.35%，行为1共8家占30.77%（数据计算依据：以企业成立时间至稽查报告中违法时间起点算，2个月以内的视为自成立开始）。说明成立企业的动机不纯，主要就是为便于虚开票据。

2.部分企业持续违法，税务违法查处时间滞后

根据公布的税务机关查处时间，持续违法时间2年（含）以下共1 683件，2～3年（含）共358件，3～4年（含）共15件，4年以上共7件，最长的达6年8个月，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滞后周期”为2～4年，说明税务治理力度不够或税务干部稽查水平较低，长期持续违法未被发现查处，某种程度上也放纵了税务违法行为蔓延。

四、结论与启示

（一）税务违法发生的频率与企业规模、行业特性密切相关

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小，所有者与经营者越有可能合二为一和逾越内控，或內控机制越相对缺失，不相容职责越难分离，税务违法的概率越大。批发业、商务服务业、零售业这三种行业涉税违法排前三，分别达到1 549家（75%）、166家（8%）、138家（6%）。批发业和零售业公司由于存货难以盘点核对且购销环节较为复杂，商务服务业的资金流和合同流较容易做到表面合法合规而业务实质难以核实，导致这三类行业成为税务违法高发区，税务治理应特别关注此类行业。

（二）同一企业负责人的多家公司同时涉案，或不同涉案企业存在经营地址相同或极为相近，且成立即开始违法的企业占比高，成立企业动机不纯

同一企业法人拥有多家公司，尤其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地点相同或相近的公司，发生违法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且多种违法行为并存。同一法人拥有多家公司，随着经营收入来源多元化，隐瞒收入的可能性增大[ 2 ]。有些企业负责人成立企业的初衷就存在不良动机，成立多家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分散税务机关的注意力，或者便于利用关联上下游业务虚构交易事项达到套取私利目的，忽视税务风险控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大不了补缴和退税，根本未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属于有意违法。

（三）税务治理力度不够，票据监管不到位，查处时间严重滞后

分析结果表明，虚开票据是税务违法的主要方式，且涉税金额巨大，监督力度有待加强。从涉案金额及票据使用情况看，税务部门对企业十万元版及以上的专用发票开票限额虽然做到了严格审批，但企业长期持续违法虚开票据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查处时间严重滞后，说明税务机关对票据开具后续跟踪或管控效果不佳，税务人员工作能力有待提升。

（四）城市治理水平与税务违法行为的发生密切相关

税务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城市信用指数的因素之一。2020年10月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平台公布的信用城市信息反映，广西省信用指数为61，在全国36个省会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综合信用指数排名中位居第31位，较落后。广西地级市中，税务涉案较严重的来宾市在全国地级市排名中位列254名（区内地级市倒数第2名）。从涉案企业负责人籍贯看，有63.94%的企业负责人为外省籍，据了解，一些外省投机分子认为目前广西城市信用指数低，经济落后，税务治理不够严，发生违法行为不容易被发现，故转到经济落后地区成立企业。

（五）涉税信息缺乏整合共享，未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虽然广西税务部门系统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涉税基本信息和涉案相关资料，但由于数据采集的重点和标准不同，加上部分税务人员业务水平低，又不重视信息的价值，未能对涉税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和共享，尤其缺乏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大数据分析[ 2 ]，未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识别和提炼违法企业共性特征，导致税收征管成本高、税务检查效率低、税务检查质量效果差。

（六）公布的信息不完整，表述不够准确，税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公布栏公布的案件性质分类存在较大错误，有67条属于虚开普通发票却归在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类别;二是表述不清、不完整，如增值税销项税发票未标明是专用发票还是普通发票;三是公布信息错误，如金额与税额严重不匹配、违法时间早于企业成立日期（某企业成立日期为2017年9月，违法期间却为“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四是公布违法期间表述口径不够规范，有的公布至年月日，有的只公布到年月。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也反映了部分税务人员业务水平低或缺乏责任心，将误导信息使用者从而影响决策。

五、加强税务监管的建议

（一）国家宏观层面

加快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法律制度。随着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不断踊现，税收征管面临新问题新挑战。而目前我国仍是执行2015年5月实施的《税务征收管理办法》及细则，更多依赖“人盯户，票管税”的管理模式，在当前互联网高度发展背景下，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律规范与现代化税收征管模式已不相适应，税务机关存在确定征管对象难、获取涉税数据难度大等问题。另外，我国税收监管仍是以查补罚款为主的处罚方式，加上现行制度下税务干部对罚款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为少缴的0.5～5倍），处罚主观性较强，违法成本较低，无形中削弱了税收执法的权威性。因此，我国急需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当前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法律制度。

（二）税务机关层面

1.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税收监管机制

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城市治理，构建“互联网+信用+风险”动态监管机制，以风险管理为导向，探索税务稽查新模式[ 3 ]。尤其是首府城市要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努力提升城市信用指数，积极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税收监管机制，深化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深入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充分发挥税收信用管理在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树立诚实守信的价值导向。

2.加强数据治理，构建“互联网+大数据+税务”税收监管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有效的数据治理计划会通过改进决策、缩减成本、降低风险和提高安全合规性等方式，使得税务监管更加高效、决策更加科学、服务更加精准。构建各级税务机关协同配合、上下互动的涉税信息研究机制，形成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有机联系的良性互动格局，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对税收监管机制运行的有力支撑作用，在确保信息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有效整合和分析利用已有数据信息、政府共享数据信息和第三方信息等[ 4 ];针对企业类型和企业所在行业的特点，建立包括特征库、纳税人库在内的税收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科学设定抽查比例和频次[ 3 ];大力推广区块链发票，利用区块链电子发票“交易数据即发票”、全流程完整追溯、信息不可篡改等特性[ 5 ]，有效规避开具发票填写不实、不开、少开和假发票等问题，由“以票控税”转向“数据管税”，降低征管成本，大大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

3.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税务干部职业道德教育，增强责任心，督促税务人员遵纪守法，清正廉洁;二是加强税务业务知识和稽查技能培训，尤其是加大税收互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管理和税收风险管理等业务知识的培训，建立精通互联网应用技术、掌握创新网络税收理论和知识、业务素质高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三是强化考评，将税务检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職工绩效奖金、晋升、评优、评先挂钩，有效促进税务干部提高税务治理工作成效[ 6 ]。

（三）企业层面

一是主动更新经营理念，诚信经营，健全内部控制，规范核算，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合法合规地解决企业税负问题;二是交易时应注意合作方的资质，对交易对象进行必要的考察，保管留存好交易材料备查;三是定期组织税法知识学习，增强员工法律意识;四是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检查，企业自身对业务交易的实质应有清晰的认识，充分利用陈述、申辩的权利，一旦被税务机关处理或者处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五是如被移送司法机关，企业除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外，要请专业税务律师介入提前化解风险，避免因理解和阐述偏差影响行为性质的认定[ 7 ]。

六、不足之处

一是税务机关公布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不够详实、准确，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一定偏差;二是因无法在相关公共信息平台获取发生重大税收违法行为企业的具体财务数据，未能更全面地分析该企业状况;三是收集的仅是静态信息，未能对发生重大税收违法行为企业进行持续动态跟踪，因此企业违法动机等一系列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4号）[EB/OL].国家税务总局，2021-12-31.

[2] 滕小芳，次旦平措.我国税收逃逸的形成与治理[J].西藏科技，2017（12）：10-13.

[3] 程剑东.浅析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税收监管机制[J].商业经济，2020（10）：148-149，191.

[4] 王玉.挑战与突破：平台经济下政府税收监管机制创新研究[J].探求，2019（2）：71-78.

[5] 耿继敏.应用区块链技术提升税收风险管理水平[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2）：29-32.

[6] 程燕凌.论税收检查工作的难点及对策[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7（8）：136-137.

[7] 刘天水.税总发布“打虚打骗”新动向，“四大行业虚开风险”居高不下[Z].http：//blog.sina.co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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