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及其对经济不公平的多重影响：理论研究与历史分析（下）

亚当·S·波森

摘   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地区失去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产业时，即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很难真正振兴这些地区。美国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去全球化”政策不仅造成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造成美国经济放缓。美国政府政策调整的目标应当是提高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为此，美国应该改变保护主义政策，通过交通补贴、职业培训、就业激励、工资福利保护等措施，真正解决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应当遵守国际规则，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使自己的国际政策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积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以此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关键词：去全球化;经济不公平;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02-0031-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02.004

（接上期）

四、贸易逆差、传统工业区衰落与就业：国际比较

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担忧，还表现为对受美国贸易逆差影响最严重的传统工业区的担忧。长期以来，由于“锈带”地区的制造业企业逐步转移到海外，破坏了建立在原来企业周围的经济生态。在类似的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是真实情况，而且还在不断加剧。任何有同情心的人们都希望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更不用说敏感的政治家了。增加就业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为了实现就业目标，就要努力恢复遭受重创的传统工业区和偏远地区的经济。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呼吁，要重视传统工业地区的经济和就业，加快传统工业区的重建工作。

问题在于，政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新振兴一个遭受工业衰退之苦的地区吗？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地理不是命运，而是经济史在现代社会的体现。20世纪70年代，劳伦斯和洛厄尔纺织厂破产倒闭，造成整个地区的经济衰落。时至今日，这一地区的许多城镇仍然是一片萧条。的确，匹兹堡已经恢复了活力，底特律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是，它们都曾经历了艰难的产业更替和人口更替。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经验，也许更有启示意义。在欧盟大力支持下，德国和意大利曾经向其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前东德和意大利南部，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财政转移。然而，这些城镇在就业和人均收入等多个方面至今未能赶上德国和意大利的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是政府向偏远地区长期、大量输送资金，但是收效甚微，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搬离偏远地区，搬到东京、大阪和其他大城市生活和工作。在英国，那些失去煤矿、钢铁厂和造船厂的英格兰北部一直是政府不断努力提升的贫困地区，但是该地区至今还不能与富裕的东南部地区和伦敦地区相提并论。其实，任何国家的情况基本一样，有文化、有技能的年轻人一定会去寻找那些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地方，无论现在他身处的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多么辉煌。

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衰落而被抛弃，任何地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他们的产业更替而被忽视。尤其是政府不应该通过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政策加倍下注来欺骗社会公众。当一个地区失去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产业时，即使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也没有方法来真正拯救他们。

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美国政府希望工人能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相同工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移民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今天美国偏远地区、传统工业区，尤其是“锈带地区”的贫困和衰落不应当被忽视。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移民自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蓝领工人的，更是有利于低收入工人的。

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美国一些地方，只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岗位选择，或者只有少数几种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岗位选择，这样的垄断赋予了企业压低工人工资的权力，而且企业也在行使这种权力。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可能使企业更多地剥削工人，其中少数族裔工人和女性工人受到的剥削可能最多。

即使某一地区的援助政策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现在也不是加大援助政策力度的时候，因为长时间累积起来的问题可能使这些往日的政策失灵或失败。疫情可能会改变现行教育、交通和医疗保健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远程工作模式迅速发展，为那些在传统工业区和偏远地方居住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远程工作的兴起对于白领阶层来说，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加，但是，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无论是在服务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蓝领工人体力劳动的职业特征要求他们必须回到工厂的生产线上。

五、为了公平和福利：是离开世界经济体系，还是改变保护主义政策？

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帮助人们及其家人搬迁到工作机会较多的地方，也可以对提供较快运输工具的企业进行一定的补贴，这样人们就可以进行远距离通勤，接受远程工作。类似地，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职业培训，为在新兴行业工作做好准备;可以为那些因年迈或疾病而无法继续工作的人们提供社会安全网;也可以借鉴欧洲国家就业政策和再就业经验，加强就业激励、增加就业培训，降低失业率。

其实，就美国经济来说，那些过于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并不是在對外贸易领域，而是在国内各种经济问题上。美国政府总是担心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会抑制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产生依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远远不足。这是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02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经济救助计划》，其中许多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包括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扩大公共投资。

实际上，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而不是某一个工作岗位和某一个地方。为此，我们应当实施《平价医疗法案》，使医疗保险真正具有公平性和便利性。我们应当在企业之间整合养老金计划，以降低工人的成本支出。零工、临时工和兼职工人应该得到与全职工人相同的工资待遇和法律保护，应该允许他们像全职工人一样积累资历、储蓄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为所有工人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之间自由转换。目前，我们看到其中一些措施正在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措施不能仅仅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也不能仅仅是由于为了推动经济恢复而赋予工人的临时性权力，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来真正解决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沒有证据表明，如果联邦政府将劳工保护标准提高到与美国一些州或者提高到与其他高收入民主经济体相同的水平，就会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有着严格的劳动保护法规、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和养老金计划，其劳动力参与率却一点也不比美国低，甚至高于美国。比如，近年来美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下降，而日本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却一直在显著上升，并且这些成就都是在开放市场以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移民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取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负责执行健康、安全、劳工和环境法律法规的机构长期资金不足，对违规行为的罚款过低，结果造成污染者和工资欺诈者横行。劳工保护法律法规执行不力不仅降低了低工资工人的收入，而且恶化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扩大这些计划及其执行范围的同时，美国政府应终止外贸援助和其他旨在帮助那些因贸易逆差而失业的工人的公共计划。这些计划在多个方面都失败了：它可能帮助一些工人找到了新工作，但它不可能减弱人们对美国经济放缓的焦虑，也不可能振兴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传统工业地区。对外贸易援助，无论如何称谓，都是美国独有的计划，它反映了一种观念的扭曲。大多数欧洲国家每年都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0.5%～1.0%用于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这里所说的重新就业是指所有失业者的再就业，无论他们为何失业。相比之下，美国只花费了这个数额的 1/10，而且美国政府只帮助那些在对外贸易部门的失业工人。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能够负担得起欧盟所采取的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成本吗？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美国联邦政府关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遗产税的税率大都处于历史低点，低于几乎所有其他高收入民主国家。其他高收入民主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尽管他们的税率要高得多。对那些在过去20年里收入和财富大幅增长的美国人来说，加税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它还可以为美国联邦政府扩大就业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提供财税保障。

六、美国重新融入世界：改善经济不公平之根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平与效率选择中，美国一直在以效率的名义牺牲公平，为此，应当通过“去全球化”来减少经济不公平，调整收入分配不公正，缩小贫富差距。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界移民等全球化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美国“去全球化”已经进行了20多年，这期间美国的经济活力一直在下降，不平等程度和贫富差距一直在上升。与2000年之前相比，现在美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性更小，在美国新开工的国际企业更少。美国的“去全球化”不仅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造成美国经济持续放缓。

自从2021年1月暴徒占领美国国会大厦以来，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向全世界讲授民主选举的重要性，然而，今天却发现自己也不能幸免于政治失败;最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向世界讲授封闭经济的危害性，然而，今天却发现自己正在“去全球化”，正在离开世界经济体系。其结果不仅造成国内更高的价格水平和更少的工作岗位，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低工资工人对企业集中和利益集团的不满和对立。

事实上，许多国家正是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变革，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经济停滞和社会腐败。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改革、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及南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经验，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变革。虽然美国不是专制政府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但它确实需要认识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以及世界各国竞争对手的优势，继续宣传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最有活力、最具竞争力、机会最多的经济体是一种自欺欺人。继续将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国外，归咎于外国工人、外国公司、外国政府，是一种掩耳盗铃。

美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竞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在鼓励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实施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理念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政府将美国定义为开放经济，将其他国家描述为保护主义。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被视为不公平贸易，美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被视为不对等待遇。在实施了20多年的“去全球化”政策之后，美国经济确实需要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需要有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

美国政府应当使自己的国际经济政策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美国政府应当承认，在美国“去全球化”、离开世界经济体系时，世界多数国家仍然坚持经济开放。面对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退出，国际贸易正在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历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能够阻挡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国际市场一定更为庞大。面对一个更加庞大的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美国“去全球化”和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防御性退出对于改善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公正、贫富差距扩大只是徒劳。

美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进结构改革，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通过签署和实施各种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这种变革。从根本上讲，在国内方面，美国政府应当通过签署和实施自由贸易协定来推进国内的经济社会变革。国际方面，华盛顿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而不是数字目标，比如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是单方愿望，比如加快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四个方面对于美国来说尤为重要。

第一，是国际公司税。我们非常赞同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女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支持通过谈判所达成国际协定对美国税法进行修改。一些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进行逃税，这会侵蚀政府职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使这些扭曲更加严重、更具挑战性。全球的集体行动应该给美国一个机会，不仅要将其税率提高到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且要防止本国公司逃税。这将有助于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使美国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第二，是碳定价。美国需要碳税，世界也需要它。美国经济应加快脱碳步伐。科学技术进步和私人投资增加正在产生有积极意义的进展。拜登政府对能源生产和运输规则的改变、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对绿色投资的补贴都非常有正面意义。但是，由于还没有全国性的碳排放税，美国仍然落后于欧盟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果美国不迎头赶上，这些国家将有理由进行碳边界调整，以抵消美国等地碳投入价格过低的影响。总之，保护环境需要国际合作。

第三，是寻求独立于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劳工保护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更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有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有助于维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蓝领工人的利益;二是表明美国可以在保持市场开放的同时解决对劳工权利的关切。未来美国政府应该与劳工保护标准较高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做出改变。

第四，是继续探讨并逐步实现“有原则的诸边主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美国政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不大。不过，美国政府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鼓励其主要盟友加入并且向前推进自贸协定。

归根结底，美国需要继续变革而不是回到过去。美国在“去全球化”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时间，此间，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制造业部门是“好工作”，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是美国经济恢复的关键，为了发展和振兴美国制造业部门，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以避免美国企业受到全球化的不公平竞争。很明显，这种看法和做法、这种理念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它忽视了广大蓝领工人的利益，赋予了少数特权者和利益集团以继续剥削工人的权利，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具有破坏性，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会使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并且加深对低薪服务工作者的偏见。

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目标应当是，提高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蓝领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不仅仅是为少数特权者和利益集团提供“好工作”。未来美国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國际市场和国际竞争来提高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将全球化以及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继续视为美国经济不公平、收入不公正和贫富差距的根源。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只重视美国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产业和部门、几个地区和城镇，其结果可能是撕裂美国社会而不是促进美国经济发展。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已经这样做了，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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