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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共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实践及启示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民主同盟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海外组织,在侨胞中展开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民主运动,积极宣传中共和民盟的政策主张,谱写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在海外合作支援国内革命的辉煌篇章。抗战胜利后中共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伟大实践,对当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具有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合作;启示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0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58-06

东南亚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就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到这些国家谋生,使这些国家成为海外华侨华人聚集地。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积贫积弱,海外华侨华人深切认识到,没有祖国的强大就没有自己的地位。因此,华侨华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力量,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政党在海外华侨中往往都很有影响,甚至有些是在海外建立的。例如,兴中会就是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华侨中宣传革命时创建的。又如中国致公党在1925年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大会上成立,在海外华侨中有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作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拥有巨大的影响。民盟成立之后,坚决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坚持抗日、团结和进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中间党派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把民盟看作是中共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一支重要同盟军,是必须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与民盟展开密切合作的同时,也在海外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内战阴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组织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国内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谱写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在海外合作支援国内革命的辉煌篇章。

一、中共支持民盟在东南亚建立海外组织

鉴于海外华侨华人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统战工作,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加强了在抗战时期成立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的力量,新组建了8个分部,分别是美洲、香港、欧洲、东南亚、日本、缅甸、印度支那和暹罗分部,由朱德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国民党的海外工作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侨胞中广泛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方针,争取华侨华人的民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中的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仍然抱有成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民盟自成立后,就被各方认为是中国第三方政治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海外侨胞经常致电当时国内三大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毛泽东和张澜,就重大问题表明立场。1946年10月香港《华商报》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95%以上的侨胞希望国共两党尽早停止内战,团结民盟,共建联合政府[1]。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和平建国、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广大侨胞的民意,同时也表明民盟在广大华侨华人中的重要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把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合作拓展到海外争取华侨华人民心的工作上就有了基础。

同时,民盟也有建立海外组织的需求。首先,这是争取海外华侨华人支持的需要。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事业就一直得到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侨华人更是捐款捐物,甚至直接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当中。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的选择,海外华侨华人在支持谁和反对谁的问题上难免会疑惑,而中国的各党各派,也都非常重视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工作,大都在境外成立自己的海外工作部。例如,国民党在印度尼西亚依托棉兰领事馆建立国民党支部,办了党报《新中华报》,在华侨华人中很有影响[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盟作为一个政党,显然也有必要争取海外的支持。其次,民主党派在国内得不到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恶劣。国民党一直搞一党专政,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直遭到国民党的猜忌和排斥,在国内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民盟在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但由于在国内没有合法地位,迫不得已于当年9月到香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光明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民主党派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1947年8月,民盟南方总支部致函民盟中央,建议民盟中央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以应对国民党对民盟的迫害,其中一条就包括“将来时局恶化时,总盟万一完全不能發言时,应及早在海外建立一言论机关”[3]365。1947年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在境外或国外则可以公开活动,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杰出的领导人周恩来对抗战胜利后这一战略形势早就有所预见,并进行谋划。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争取海外华侨华人支持的重要性,认识到民盟的特殊价值,派出人员帮助民盟在南方建立组织。早在1942年,周恩来就积极推动民盟在两广地区建立民盟组织。1944年秋,周恩来从重庆向活跃在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发出电报,要求东江纵队派人协助民盟在南方建立组织,同时交给5万元“法币”作为筹备经费。1945年春,民盟在广东梅县召开了“民盟东南干部会议”,“这是在中国南方建立民盟组织的雏形,触角延伸到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及东南亚地区”[4]11。1945年12月29日,民盟在香港成立南方总支部。民盟南方总支部除了负责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的民盟工作外,还负责指导台湾籍盟员开展活动以及领导海外民盟组织的活动,而海外民盟组织活动重点地区就是在东南亚。

在民盟南方总支部的领导下,海外民盟组织相继成立。1946年4月15日,民盟南方总支部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开始了在东南亚的活动,由胡愈之、胡守愚、李铁民等负责。同年7月,民盟新加坡分部成立,并陆续成立了吉隆坡、槟榔屿、怡保等分部。1947年9月民盟马来亚支部召开代表大会时,新加坡和全马来亚各州、区分部的代表就有60多人参加[5],马来亚支部盟员曾经发展到3 000多人[6]。在印度尼西亚,民盟支部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华侨抗战组织基础上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侨成立了秘密的抗日组织,最后这些抗日组织于1943年联合成为“苏岛(苏门答腊岛)反法西斯总同盟”,1945年底在此基础上成立苏岛民主同盟,1946年9月经民盟总部同意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苏岛支部。1948年1月1日,民盟缅甸支部成立。民盟暹罗支部在泰国20余个府成立了民盟组织,盟员人数发展到2 000余人。此外,还有越南河内、西贡等支部。在东南亚一带华侨中,民盟拥有7个支部,30余个区分部,其成员及影响力遍及东南亚各国。通过民盟海外组织的活动,有效团结了华侨华人的民主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表现在民盟海外组织成立过程中中共的支持以及后续活动的方方面面。中共推动建立民盟海外组织并提供了重要的干部支持,民盟则在华侨华人中大力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通过多种途径壮大民主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侨民主运动,声援国内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为国内的革命和解放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精神。

(一)民盟在东南亚建立海外组织的过程中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大力帮助

除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对民盟成立南方总支部的指导和推动外,民盟海外组织的建立还直接得到中共在人事上支持和帮助。例如,民盟前辈胡愈之是民盟新加坡办事处的创立者,他本身就是中共党员。胡愈之早在1933年9月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中共派往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使《南洋商报》成为宣传抗战、民主、团结和进步的报纸。胡愈之筹建了民盟马来亚支部并出任主任委员,先后介绍和发展了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新民学校校长叶帆凤,当地侨领郭瑞人、汪万新以及新加坡教师公会中的很多人物加入民盟,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组织家和实践家。当时与胡愈之在一起工作的王任叔、刘岩等也是中共党员,刘岩当时是苏岛支部的秘书主任,王任叔在中国和印尼建交后出任第一任中国驻印尼的大使。民盟南方总支宣传部长胡一声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多次往返东南亚推进华侨爱国运动,并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另外民盟缅甸支部组织部长冯励冬也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在东南亚民盟组织中活动的共产党员并不少见。因此,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海外组织建立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就没有民盟在东南亚的发展。

(二)民盟海外组织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平民主反独裁反内战运动,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把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作为自己的活动宗旨

抗日战争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国方针,得到了民盟的支持和拥护。民盟在东南亚成立海外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援蒋反共,争取和平民主;主要政策是拥护中国革命,改善华侨地位。在1946年4月民盟新加坡办事处成立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负责人胡守愚宣布民盟分部的宗旨是促进中国的和平,团结爱好和平的海外华侨,与其他党派一起,帮助实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新加坡分部还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呼吁实现和平,这在马来亚华侨中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第六次国民大会指定民盟马来亚柔佛州的主委戴子良为国大代表,多次电召戴子良回国参加大会,但都被他毅然拒绝。他发表书面声明:“没有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参加的大会,我决不能出席。”[7]1947年9月27日,民盟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在新加坡召开,会议重点阐述了组织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还批判了一些民主人士试图在国共之间持中立态度走第三条道路的立场,表明了民盟与中共合作、向中共靠拢的立场:“民盟对国事,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我们民盟并不怕被人骂为‘中共尾巴’”“在今天,民盟要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人士携手,以共同争取中国的民主。在将来,民盟更要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人士联合以共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8]。民盟海外支部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支持国内的民主运动。1946年7月,当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民盟新加坡办事处、马来亚支部、暹罗支部分别举行了追悼会,全马来亚7个分部和25个区分部也先后举行追悼会,在华侨中形成了一个控诉国民党坚持内战、镇压人民、坚持独裁、反对民主的群众性运动。1947年,在国内各大城市发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后,民盟马来亚支部发动全马华侨声援学生的反美反蒋斗争。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也得到民盟海外组织的响应。民盟缅甸支部发表宣言,历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的一系列罪行,认为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极为及时,号召缅甸华侨为促使召开新政协、结束独裁统治而进行更坚决的斗争[9]192—201。马来亚霹雳州民盟分部联合104个侨团,呼吁中国各民主党派迅即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立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日推翻美蒋政权[3]412—413。

(三)民盟在东南亚的海外组织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华侨组织的改造和建设工作

一是改造和建立各种社团。1947年,为加强在华侨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泰国支部于泰国各华侨社团进行普遍改选前成立侨团工作委员会,民盟暹罗(泰国)支部积极配合,派出有关委员、各区部负责人担任骨干。在中华总商会改选前,对盟员进行动员,发动盟员和所联系侨胞参加投票。在民盟暹罗(泰国)支部的配合下,争取侨团的工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支持国内解放战争的进步力量在泰国侨社的地位大大巩固。在苏门答腊岛,民盟苏岛支部配合中国共产党改组苏门答腊司吉利华侨青年会,将华侨青年会改造成为民盟所掌握和领导的进步团体。苏门答腊岛华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选举产生了华侨总会,华侨总会的领导人物和骨干成员基本上都是民盟苏岛支部的领导人或盟员。“在盟员的推动下,苏岛各大城市都建立起华侨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会,组织了歌咏队、剧艺社、篮球队等,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团结广大侨胞的作用”[2]。民盟还在新加坡、吉隆坡、雪兰娥等地成立“华侨青年民主同盟”,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二是建立华侨学校。创办华侨学校是最常见的组织华侨民主力量的方式。中共与民盟在马来亚创办加影华侨学校,学校校名由毛泽东书写。这所学校是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马来亚进行爱国民主运动的阵地之一,学校董事长由民盟马来亚支部副主委胡一声担任。学校教职员工,不是民盟成员,就是共产党员。学校课程除一般中学课程外,还经常讲国内形势,进行民主教育,像胡愈之、饶彰风、胡一声等经常到学校演讲。学校图书馆里的图书,也大多是进步的报刊和书籍。民盟还在印尼、越南、缅甸等地成立华侨中学,例如在仰光创办南洋学校,培养华人青少年,使他们接受进步思想。还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如组织歌咏队、文艺晚会,出版校内刊物,主办读书小组、夜校等,团结教育青年,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鼓舞青年们追求进步和爱国的热情。

(四)民盟在东南亚的组织创办大量报刊,积极宣传民盟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

宣传中共和民盟政策主张的最有效渠道是创办报刊和出版书籍。民盟马来亚支部办有《南侨日报》《南侨晚报》《风下》《新妇女》等报刊,缅甸支部办有《人民日报》,暹罗(泰国)支部办有《民主新闻》《曼谷商报》《光明》等,苏岛支部创办《民主日报》,越南支部创办《中华日报》。毛泽东曾为《南侨日报》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南侨日报》从1946年11月创刊到1950年9月终刊,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民盟马来亚支部的机关刊物。这些报刊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颁发总动员令,以贯彻其屠杀人民的内战政策”[6]。民盟暹罗支部的机关刊物《民主新闻》在创刊号社论中指出,全国人民包括泰国的三百万侨胞在内均渴望和平建国,谁要是违背人民的意志,发动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民主日报》是民盟苏岛支部的喉舌,从创办之日起就站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前沿,《民主日报》各部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多数兼任民盟、华侨总会以及各侨团的工作。民盟越南河内支部开设书店,出售从重庆“三联书店”运来的大批进步书籍,并出版以“争民主反独裁”、揭发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为宗旨的《新报》周刊,该周刊还经常转载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的重要文章,例如毛泽东的《论游击战争》、朱德的《论解放区的战场》等。民盟宣传民主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广大华侨华人所欢迎。民盟越南西贡支部自1947年8月起开始出版《中华日报》,旗帜鲜明地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主张。民盟海外组织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大量海外华侨华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有力支援了国内的斗争。

(五)民盟海外组织直接支援国内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

1946年春,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时,民盟马来亚柔佛州的主委戴子良即发电呼吁停止内战,同时组织救济乡灾委员会,购买暹罗米4万吨运回东江救济灾民。民盟马来支部利用昆兴进出口公司经营橡胶业务,昆兴公司的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1948年,中共曼谷总支部成立后,下辖13个支部,发展党员130人,并在暹罗边远山区建立了秘密营地训练游击队员5 000余人,还和民盟暹罗支部联合组成了“支援华南人民解放委员会”,策应解放军解放华南的军事行动[1]。民盟暹罗支部从人力、物力上支援华南的武装斗争,大力推销支援华南武装折实胜利公债,规定每个盟员至少以一个月工资购买公债,全力支援祖国的解放斗争。民盟新加坡支部、马来亚支部等也都积极筹款,支援祖国的解放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和民盟一起动员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回国支援国内建设。1949年至1954年间,从海外回国的华侨达17.8万人,他们从侨居的国家带回来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有力支援了新中国的建设。

中共与民盟在东南亚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的面目得以暴露,有力地影响和带动了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

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与民盟在东南亚合作的历史贡献与启示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是历史的产物。到1953年6月,民盟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结束了民盟海外组织的活动,很多海外盟员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也有很多盟员继续留在居住国继续工作和生活。这样,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海外组织在国外的合作就成为一段光荣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总结出来的取胜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完美运用。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中,推翻腐朽封建王朝、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孙中山缔造国民党的出发点,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大力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尽管显露出独裁和腐败的面目,但仍垄断着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相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则较少为世人所了解。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向海内外同胞展示中国未来发展的两个前途、两个命运时,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人心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中国民主同盟尽管建立的时间较短,但它以中间力量的身份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的打压和迫害,使民盟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也使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海外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海外华侨华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巨大转变。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带给海外侨胞的是不能自已的激动和希望,“他们天天在關心着祖国的战争,盼望南京快点解放,关心着新政协什么时候召开”[10]。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促进了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倡议描绘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不论是围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本身,世界各国包括东南亚国家还不够了解。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回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民盟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回顾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故事让海外侨胞接受,使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从不够了解转变为支持和拥护,本身就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开展对外交流与联谊活动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国家的对外交流活动,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民主党派具有一定独立性,开展对外交流具有非官方色彩,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在形式上具有灵活性,更容易为外国公众所接受,进而起到官方外交所起不到的作用。其次,民主党派开展对外交流活动能够清晰而准确地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的信息传递出去,破除国际上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误解。再次,民主党派参加对外交流有助于传递中国经济和社会多样性发展的信息,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多姿多彩的中国,从而消解西方的对华偏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是我们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地认识“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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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中国给予新希望,暹罗华侨大转变[N].华商报,1949-01-12(02).

责任编辑:杨绪强

收稿日期:2021-09-15

作者简介:王明进,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盟北京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和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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