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日语借词研究
【摘要】现代汉语里有许多从日语借来的词，通常简称为日语借词。本文选取清末民初的3套教科书的课题为语料范围，通过分析归纳其具体词源、音节形式、内涵思想，来划分日语借词的语义范畴，进而分析近代中日语词交流的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
教科书；
日语借词；
现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1-142-03
【本文著录格式】陈琦.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日语借词研究——以《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新体国语教科书》课题为语料[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1）：142-144.
现代汉语里有许多从日语借来的词，通常简称为日语借词。朱京伟将1896—1912年定义为“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高峰期，是日语借词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时间段”。的确，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中国积极学习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去日本学习，日语中大量承载西方思想理念的汉语新词被带回中国，经报章书籍等广泛传播，最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教科书作为最基础的文化建设之一，无疑极具代表性的语料。
本文选取清末民初的3套教科书的课题为语料范围（《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皆选取初小、高小全套，《新体国语教科书》只有初小部分，且其第7册部分缺失，第8册缺失），对其中包含的日语借词，以刘正埮等主编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外来词词典》、朱京伟整理的《现代汉语中日语借词的辨别和整理》、刘禾写的《跨语际实践》、顾江萍的《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为主要标准，并以常晓宏写的《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借词》和岑麒祥编写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为重要参考，最后筛选出了84个日语借词，见表1。
本文通过分析归纳其具体词源、音节形式、内涵思想，来划分日语借词的语义范畴，借助对清末民初语文教科书课题中的日语借词分析，来看近代中日语词交流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影响。
一、教科书选定背景
笔者选择的3套教材，分别是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12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和1919年出版的《新体国语教科书》；
3套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且都是供春季开学的学生使用。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形式和内容都相当完善的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也是清末时期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为文言体教科书，1912年出版的《新国文》的影响巨大；
从实际的发行数量可以证明，第六册在1912年3月就达到61版。《新国语》作为第一套系统语体教科书，标志这我国语文教材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之所以这样选择，目的是尽可能契合日语导入期的时间，从而更客观的走进这一时期的中日词汇交流历史进程。
二、3套教科书课题日语借词性质概述
（一）具体词源
在分析日语中的“汉语词”剧增的时代背景时，陈力卫认为中国传统经典、中国白话小说、中国汉译西书，是明治以前日语中“汉语词”的基本状况，也是明治以后“汉语词”剧增的动力。同时，针对日语中的“新汉语”的分类界定上，他提出：
（1）直接借用近代中文新词（A类）
（2）用中文的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B类）
（3）日本人独自创立的汉语词（C类）
而日语借词，属于日语“新汉语”；
所以，其来源亦以此为标准溯源。
在深入阅读对比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陈力卫的 《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和朱京伟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中涉及的日语借词研究后，笔者发现84个词中，有不少词是直接借用了近代中文新词，比如在《万国公法》（1864）中可以查到“权利”“自治”“司法”等词，马礼逊的《英华字典》中早已出现过“法律”“保险”。
但证明词语是中文传入日语，并不能直接否定这个词不是日语借词。因为的确有很多词在清末以前的汉语里是被忽视的，其概念也未被普及使用；
但是经过日本人的“重启”后，才真正被国人所广泛使用。而且，有很多词在日语语境之中“留洋”之后，其含义和构词结构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新义，应该将其界定日语借词。
比如“民主”一词，是通过《万国公法》传入日本的近代新词；
19世纪的英华字典《英华萃林韵府》（1872）将之对译为“republic民主之国”。陈力卫认为，在“民主republic”传入日本前，日本是用“共和政治”来对译“republic”的；
传入之后，加快了“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形成，并将具有新义的“民主democarcy”传回中国。可见，面对这些“有典词”，需要找到相关的汉译辞典以及日本相关书籍求证，然后以是否有被日语赋予了近代新义为标准，最后一一判断其是否属于日语借词。
另外，对该部分的词，到底算不算日语借词，分歧也是最多的。比如“工业”一词，陈力卫认为，属于A类词；
但是马西尼认为它是一个日语原语汉字借词，属于B类。可见，该部分的语词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文献追溯。可惜笔者手上资料欠缺，外加写作时间紧张，无法做深入调查求证，深表遗憾；
陈力卫认为，“保险、工业、电报、铁路、法律、物质、公司、地方、民族”属于A类词；
朱京伟则认为，“保險、法律、规则、国民、司法、卫生、行政、营业、自由、自治”都不应该被认作日语借词。可惜两人都未对以上词语做深入例证。由于缺少明确有力的佐证，因此笔者将其一一记录在这里，以待今后深入。
另外，84词中也有不少借用中国古典词来对译外来概念的词，如：共和、权利、教育、革命、社会、演说、自由、精神等；
但经由日语的语境之下，词意已然发生了大改变。比如“物理”一词，早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出现了，“尔辈不能究物理”，此处的意思即“事物的道理”，而经由日语语境的再创造下，成为了一个学科——physics的学科名。由此，亦可见日本在近代新汉语形成上的巨大作用。我们应该重视日语语境下的语词过滤和再创造的功能，特别是对新汉语的词义变化和语词构造的作用。
最后，84字中，也有属于日本人独创的汉语词，如：矿物、图书馆、博物馆、体育、体操、商业、国民、义务、广告、陆军、电话、科学、玩具等。
总结以上，不难发现，东亚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共同体。汉字圈的发展壮大，是使用汉字的每一个国家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期间的文明和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创造，绝对是呈“双方向性”甚至是“多方向性”的。
（二）音节形式分析
为更好地传达语义，日语借词具有打破古代汉语单音节词表义的倾向，同时又必然符合汉语词汇系统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日语借词在进入汉语的过程中，日语构词法对丰富汉语词汇有深远影响。
在通过对84个词的音节数量进行归类统计后，笔者发现2音节词，占比82%；
可见，在84个词中，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双音节词。
在具体文本的考察中，笔者发现，对名词性的二字词，日语的影响主要是在词意上，比如“物质”，本意为“物的形”。但在《物质》一文中，则借水的固态、液态、气态三变来表明“事物永远不变的本质，才是物质”，跳脱了具体的形态：可见，其意义的丰厚。而对动词性的二字词，日语的主要影响是丰富了词性，使动词具备名词化的表达，或者兼有动名词的功能。比如上文提及的“运动”一词。
对三字词，笔者发现日语的影响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构词能力超强大的词根；
比如“博物院”的“～院”，还有“法院”“医院”等以一系列组词；
还有类似的“～馆”“～性”等。
（三）内涵思想
民国教科书中的大多数日语借词，都是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产生，或音译或意译或仿译或借用或化用；
不变的是，每一个词都带有来自原语境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学习新词语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与接受新思想、新价值观的过程。这些来自西方的新词语提示了新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普及了现代科学知识，同时通过介绍先进的文化生活，展示了一种文明、富裕的新生活。
从词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说，这3套教材中以篇目形式被定义、解释、说明的新词语大致可以分成以下4类。
1.政治方面
在这3套教材里，这类专以政治理念与体制类词语为题的篇目总体占比25%；
虽然排在第三位，但是与社会生活方面28.7%的占比基本持平。
另外，细细分析这类篇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政治理念与启蒙价值观的，例如“自由”“平等”“共和”等；
另一类反映现代政治体制，例如“共和国”“立宪”等。这些篇目集中反映了来自西方的启蒙观念，勾画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
通过比较3套教材，可以发现1912年这套教科书，在政治方面的日语借词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31%。这很有可能和当时的新政权的建立亟需新的政治体制相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民众对了解共和、民主、自由、平等概念的渴望。
2.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3套教材课题的日语借词数占比都是最低的，分别为“19%”（《最新国文教科书》）、“15%”（《共和國教科书新国文》）和“0%”（《新体国语教科书》），甚至还呈现递减的态势。可见，当时的中国，在经济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学习和吸收，是相当薄弱的；
联系我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的确可见一斑。
另外，通过对“保险、储蓄、公债、公司、工业、矿业、贸易、实业、商品、消费、营业”这11词的分析归类，亦可见当时的经济发展方向已包含“商业”“工业”“矿产业”“金融业”等。
3.文化方面
通过统计，可知文化方面的日语借词数占比是最大的，总占比为33.3%；
而在3套教科书的具体占比中，3套教材的文化方面借词数占比都是排在第二位，分别达到“30%”（《最新国文教科书》）、“29%”（《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30%”（《新体国语教科书》）。可见，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学习主要集中在文化方面。
细细分析这类篇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科学文化知识，如“科学、标本、光线、火成岩、进化”等词；
第二类是法律知识，如“法律、司法、权利”等；
第三类是教育知识，如“教育、教科书”等。
其中，科学文化知识占比是最高的。民国教科书中反映科学知识的新汉语，既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实现了一个认识上的去封建迷信。如《最新国语教科书》中不少篇目直接把抨击封建愚昧作为主要内容。比如《传染病》中就写到，“防疫之道，勤沐浴，频打扫。物之未熟者，勿食……”
要知道，在疫鬼观念下，当时人们经常会借助桃枝、铁镜来求诸鬼神或宗教，驱邪避鬼，消除瘟疫。
4.社会生活方面
这方面的借词数，总占比为28.7%，排第二位；
其中在1919年的《新体国语教科书》中更是占比达到47%。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向往。从词义的解释中就能看到其中有不少想象成分，词语的情感指向中也饱含着仰视和憧憬。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2册第23课——《公园》中就写道，“公園者，不問何人，但能恪守規則，皆得遊於其間者也。凡設公園，必於清淨空曠之地，載花木，鑿池沼，使四時景色，皆足娛目……”
透过这类反映现代文化生活的日语借词，不难发现，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西方新世界的文化设施的向往。
三、结语
教科书是民国时期传播新汉语、新思想的的重要管道。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正是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初始。这时期大量引进的日语借词，大大补充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不足，加速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在表现力、构词能力及构词方法上，成为推动汉语演变的重要推动剂。同时，这些新概念的日语借词，承载着西方科学、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并借由教科书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改造一代人的思想与世界观，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前进的步伐。
作者简介：陈琦（1990-），女，浙江温州人，硕士，中学二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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