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关于爱与生命的哲学体认
程志
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上卷关于“崇高的分析”中认为：崇高根本是无形式的，只凭数量或力量的无限大，在人心中先引起恐惧，接着就引起崇敬，即人能不屈服于自然威力的人类尊严感。故而，某种意义上，人类心灵向往的“崇高”与“净化”是为了获得尊严感。笔者看完《中国医生》后，便深深感到康德所言之“崇高”的意味及其背后对人类尊严感的捍卫是何等之重要。生命是高贵的，然而当医生对病毒束手无策时，人们所展现出的焦虑和恐慌是难以想象的。面对一个个病人的离去，人们只能默哀、鞠躬。对于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是因为人类要捍卫自身的尊严。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当武汉“封城”的时候，当无数人选择逃离的时候，当恐慌情绪肆意蔓延的时候，有的人却用最美“逆行”来选择捍卫尊严。人们有自由行动的选择，但是萨特说：自由选择是很沉重的负担。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名言：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被允许了。而萨特从此出发，认为人拥有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也意味着绝对责任。因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的后果，这是作为生命存在的哲学困境。而它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生命的孤例”，相反，它是现代人所共有的精神困境。因此，我们看到除夕夜选择奔赴抗疫前线的人民子弟兵和“白衣天使”，他们突破人的精神困境，破除道德两难选择的樊篱，毅然选择捍卫生命的尊严，以坚毅的背影踏上征程。
生活意义的可能
《中国医生》与其说是对那些为疫情防控做出巨大牺牲的“白衣天使”所致以的崇高敬意，倒不如说是给我们的孩子以最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当我们的民族面临深重的灾难时，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又应该怎样做选择，最后又要如何践行自己的选择？无疑，《中国医生》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除此以外，笔者以为这部影片还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关于“爱·奉献·生命”的思想教育課。如果从电影的教育功能而言，这部电影必将带给孩子们以精神洗礼。因为我们的应试课堂中从来都缺失关于爱的教育，关于生命的教育。不是说我们的课本当中没有这样的文本呈现，而是我们的教育模式中潜藏着巨大的阻碍因素，让我们的孩子包括成年人都羞于表达我们自身最真切的情感。所以我们很多的孩子，甚至包括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成人，都学不会跟自己的家人表达爱。甚至，当生命的轮回来到“岁寒”之时，我们同样不知道如何去拥抱自己的亲人，与他们好好地道别。
而这部电影可以告诉我们，当生命必然离去时，我们该如何收拾自己的行囊。选择继续勇敢地生活下去还是从此颓丧、绝望、一蹶不振，人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对自身价值可能的认定。因为尼采说，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人拥有主体性的确认和能动性的再造。因此，面对生活的例外状态（疫情就是生活的例外状态）时，走出困境，重回正轨，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准绳，以一种自由而轻盈的姿态面对“沉重的时刻”，兴许是一种凤凰涅槃之后的超然。张子枫饰演的那个失去双亲的姑娘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变成了孤儿，她不知道该如何过好接下来的生活。那一刻是令人心痛且绝望的，她无法找到一把标尺来区分如此“沉痛的例外”与“普通的日常”之间的心理动势与行为模式。但我们又必须残忍地告诉她，她要学会勇敢而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斑斓的世界里。就像海洋中那条只能发出52赫兹声音的鲸，我们的一生可能就是如此孤单地游弋着。但生命的奇迹往往在于绝望中可能也孕育着希望，就像电影中袁泉饰演的文婷说的那句最打动我的台词：“疫情终会过去，日子还要继续过。”很朴素，但是它无疑道出了生活的本质，也道出了人类历史的本质。人类不就是在这一路绝望的颠簸中走出文明的希望吗？我们每个人都是当下意义的集合，也是当下行动和事件的集合，但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也正因为现实的无限性和可能性，因此真正的存在主义者往往会选择“积极地自由”。“日子还要继续过”，代表着人类是时间意义上的空间存在，作为社会生活群体的人类，必须以事件为单位，以此证明自身存在于生活洪流之中。但人类又同时拥有爱的本能和世俗生活的基本要求，因此，无论疫情发生与否，都无法从本质上剥夺作为社会群体的人类的生活意义。
艺术真实的力量
电影《中国医生》希望用最真实的场景还原金银潭医院最初的救治场景，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出那种无序、焦虑、躁动的状态。人们面对疫情时担忧、惊慌，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混乱之中，大量患者涌入医院——电影通过镜头呈现，试图将金银潭医院全体职工满载负荷、全速运转而濒临崩溃的状态高度还原。电影从院长张竞予、ICU主任文婷、住院医生杨小羊、上海援鄂医疗队医生吴晨光、广东援鄂医疗队医生陶峻、外卖小哥金仔等典型人物中展开电影叙事，既有宏观、全景式的铺排呈现，又有细节故事、典型情节的穿插，可以说在波澜壮阔之中兼顾温情与人性的绽放，将全体医护人员不畏艰难、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伟大斗争故事精彩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众所周知，电影《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以武汉“封城”后的金银潭医院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讲述一系列振奋人心而又艰苦卓绝的抗疫故事。同时我们也知道，艺术虽然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电影之所以能感动所有人，能让观影者纷纷产生一种“净化”和“洗礼”感，就是因为让我们感知到了艺术美的“崇高之力”。如别林斯基所言：“艺术中的自然完全不是现实中的自然，在诗里，生活比在现实本身还显得更为生活。”别林斯基认为，艺术中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能反映生活真实本身，因为经过艺术加工后的真实，把人们的心理动势和行为模式塑造得更加符合视听语言的表现性，更能精准地向人们反映出关于生活本质的系列问题。电影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就是在疫情期间，以文婷为代表的医生们决定对外卖小哥金仔的妻子小文实施剖宫产，最后经过艰难的手术成功拯救母女二人。这里就是通过典型事件、典型情节的叙述，来刻画一种艺术真实，让人们通过这个小故事进而整体观照影片的“医者大爱”主题。人们看到这个段落，纷纷感动于生命的伟大，感动于母亲的不易，感动于医者的大爱——无疑，这是艺术真实的力量。
历史记忆的复现
新冠肺炎疫情如今仍在全球肆虐，它让我们学会了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武汉“封城”76天后“重启”，这是生命的奇迹。一座英雄的城市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它的缤纷多彩、雄姿勃发，它的执着勇毅、甘于牺牲，必将载于史册。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武汉不是湖北的武汉，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武汉。那种骨肉血亲之感让我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谢谢你为武汉拼过命”，这样一句朴素的话道出的是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集体精神。重启后的武汉就像是电影开始几个镜头扫过的市景一样，有繁华的街道、喧闹的社区、欢腾的人群、绚丽的江景……人们在忙碌着各自的生活，武汉从“生活的例外状态”回归了正常的轨道。
2020年的春节注定将载入史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胆识。虽然现实是残酷的，有的人在疫情中失去了家人，疫情也暴露出了诸多的问题，但也正因有那些勇于承担、不畏艰险的有良知的医者，人们才得以平安渡过这场劫难。恰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电影《中国医生》就是将这些“中国脊梁”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了。而电影作为一种真实记忆的“文档”和现实复现的“文本”，则以一种话语实践在影像认知的维度获得了一种历史命名的合法性和现实回应的合理性。它必将长久地回荡在人们的脑海中，也必将作为一份警醒，永远融入民族的血液中。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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