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是人心之乱
寒鲲
八王之乱，是人心之乱，是当权者的人心乱了，是被统治的老百姓人心散了。
“八王之乱”是西晋皇族为了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严重内乱，先后有皇后、外戚、太子、宗王、士族、寒门等不同势力参与其中。可以说，这场除了皇帝，西晋几乎全部上层实力派参与其中的内乱，把西晋王朝的元气消耗殆尽。
烈火燎原：贾南风的两次夺权事件
“八王之乱”往往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康元年（291年）三月到六月之间发生的，由贾南风主导，由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参与的“贾南风夺权事件”;第二个阶段则是元康九年（299年）到光熙元年（306年）之间，由贾南风诬陷太子引发，由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参加的“六王夺权事件”。
贾南风夺权事件，本质上是皇后贾南风利用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等宗室成员及满朝勋贵对于外戚杨骏与杨太后掌权的不满，干掉外戚杨骏、重臣卫瓘，并进一步借机杀掉司马亮与司马玮的夺权事件。在短短3个月间，贾南风把晋武帝司马炎原本设计的托孤辅政格局彻底掀翻，从而获得了长达9年的贾后专政期。西晋政权从司马氏宗室、外戚杨氏、外戚贾氏共同执掌的格局变作了外戚贾氏与司马氏宗室共同主导的局面。
在291年至299年之间的西晋，尚且还能在贾氏兄弟、能臣张华、裴頠的支持下，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运作，贾南风夺权事件本身也并未对西晋政治与社会造成太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291年的贾南风夺权，远远比不上后来的“六王夺权”，而在291年就已经被贾南风当做工具人一般弃如敝屣的汝南王司马亮与楚王司马玮，在制造乱局烂摊子方面也远远比不上后面的六王。汝南王与楚王其实更像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远非政治斗争的主导者。
随着“白痴皇帝”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遹逐渐成长，并获得了西晋朝臣的拥戴，群臣都希望能够让太子早日参与政治，从而为西晋王朝培养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然而，太子司马遹并非皇后贾南风亲生，在“母以子贵”的中国古代社会，司马遹地位的上升，只会逐渐威胁到没有子嗣的贾南风。
对权力的贪恋，导致贾南风根本无法容忍太子获得更高“人望”，她感到了迫切的危机。元康九年（299年）十二月，贾南风用皇帝身体不适的借口将太子诱入宫中，派侍女用醉枣令太子醉到无法辨别自己的行为，再由时任黄门侍郎的西晋著名美男子潘岳模仿太子平时的口气，撰写一个咒骂皇帝皇后的草稿，让迷乱中的太子照着手抄了一遍，由此获得了太子大逆不道的“罪证”，并进一步囚禁、杀害了太子司马遹。
太子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中，在政治身份上仅次于皇帝的位置，这个位置甚至被中国古代官僚誉为“国本”，它象征了一个王朝与皇权的未来，是封建王朝皇权政治运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皇权备份”，也是众多官僚进行政治投机的“利益所系”。太子司马遹的被诬陷、被囚禁、被杀害，而且施害人竟然还是当朝皇后，一下子引发了西晋皇室与西晋朝臣的极度不满。
“白痴皇帝”的不作为，“酷烈皇后”的乱作为，极度的“德不配位”，使得这对当朝帝后的执政合理性受到严重冲击。西晋宗王之中，出了一个代表——赵王司马伦，他不仅捕杀了贾南风，而且还在执政之后，废黜了晋惠帝司马衷，自己当起了皇帝，本身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对司马衷、贾南风这对帝后的彻底不满。
多王纷乱：王爷们的群雄逐鹿
如果说，贾南风第一次向太后黨夺权，仅仅是一次波及较小、规模较小、污点较小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常态，那么贾南风第二次向太子党夺权，则是一次深刻触动皇权政治底线的事件，自然会受到远超第一次夺权事件的巨大反弹，甚至一代能臣张华、裴頠也命丧于此。
接替贾南风主导西晋中央政权，并一度取代晋惠帝司马衷当皇帝的赵王司马伦，也不是什么善茬。在贾南风囚禁太子后，也正是赵王司马伦与其谋主孙秀，一个劲儿地唆使贾南风杀害太子，并利用朝臣对贾南风的不满，干掉贾南风而执掌西晋政权，可谓不择手段谋求上位的典范。
赵王司马伦在掌权过程中，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并且按照董卓、曹操、司马懿父子篡夺东汉、曹魏皇权的路数，自领侍中、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加九锡，杀害淮南王司马允，逼迫晋惠帝司马衷禅位，自己当起了皇帝，这就又一次引发了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坐镇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联合坐镇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发动“三王起兵”，这就使得西晋王朝的宫廷权力斗争，逐渐向中央与地方军事斗争的态势转化，矛盾、动荡彻底从洛阳的宫廷之中扩大到整个北方。
随后，短短三四年之间，西晋王朝的中央政权先后发生三次重大变动。在此过程中，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也一直坐镇长安、邺城，这两座城市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400年间，除洛阳外最重要的两大重镇。河间、成都二王各自依托西晋王朝的西部军力与北部军力，与身处洛阳的齐、长沙、东海三王形成三分角逐之势，洛阳的宫廷政变与关中、河北的准割据势力相互影响，最终在数次动辄数万人参战的北方军事斗争过程中，生生把西晋王朝的军事力量内耗得一干二净。
306年，起初并未掌握多大政治、军事优势的东海王司马越，利用自身与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士族关系网，以及刚刚崛起的鲜卑军力，最终战胜了成都王司马颖与河间王司马颙，获取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
但司马越的胜利是极度惨淡的。短短几年间，不仅西晋宗室成员、士大夫阶层构成的统治集团受到了严重消耗，而且西晋王朝在北方的军事实力也出现了空洞，以至于不得不在乱局后期借用匈奴与鲜卑的军事力量来打击政敌。刚在汉末三国乱世中受到重创的北方社会，也再度受到暴击伤害，这就为之后的“五胡乱华”创造了条件。
纵观八王之乱全程，我们会发现，像贾后南风、赵王伦、齐王冏、东海王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这样“贪恋权位、迷恋上位”的野心家，在中央高层与地方要害的接连出现，使得原本刚刚在乱前20年取得统一局面的西晋政权迅速沦落，本来还是可能迎来新兴局面的西晋，也就此跻身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短命王朝行列。
司马懿父子在夺取曹魏政权过程中的道德污点，晋武帝司马炎在选立接班人时的囿于嫡长，固然使得西晋皇权无法像其他大一统王朝那样在初期迎来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但权力欲爆棚的野心家接连出现，也使得西晋王朝丧失了及时纠正问题的良机。
接连出现的野心家，在短短六七年间，就能把西晋王朝的问题极端放大，皇权政治下的政治底线，也被贾南风、六王不断挑战。身处关键位置的掌权者在权力欲中迷乱，政治底线被野心家冲击得千疮百孔，国家体制中的种种弊病得不到及时解决，刚刚建立半个世纪的西晋政权，自然只得积重难返了。
说到底，八王之乱，是人心之乱，是当权者的人心乱了，是被统治的老百姓人心散了。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官察室”202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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