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尘土里的恐惧

摘要：将自己毫不犹豫地写进作品，是王十月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这一点与绝大多数职业作家不同。近年，他屡屡述及创作与恐惧的关联，证诸其诸多成功之作，“恐惧”之说并不虚妄，更非故作惊人之语，却是读者王十月对作家王十月最为真切的理解。从“弱者的恐惧”到“思想者的恐惧”，王十月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他对一种生存图景的抗议。

关键词：王十月;小说创作;恐惧

经验告诉我，作家在作品之外对自身、对创作，常有虚伪的谈论，不值得信任;而作品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最忠实的暴露，即便掩藏经验如何老到，细心的读者在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到作家本人诸多隐秘的经验。王十月创作之余对自己的谈论并不算少，但他更多的是在作品中传达着自己曾经和当下正在经历的一切。作为小说家，王十月的虚构有属于他自己的鲜明特色，在我看来，那便是毫不犹豫地将自身写进作品。这一点跟绝大部分职业作家不同，或许源于他对写作的自觉：“我的写作，无非是我经历过、思索过，有话要说，对生活、对世道、对人心，有自己的发现、想法、感受，通过文学这个载体来表达”[1];在更多场合，王十月将写作动机更直接地归结为对世界“有话想说”[2]。至于“说”什么，他近年似乎只要有谈创作的机会，便述及创作跟“恐惧”的关系。诸如：“我的小说都在写一个关键词──恐惧”[3];“我的小说，大体是悲观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涉及两个字：恐惧”[4];“我所有的小说，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恐惧和对抗恐惧”[5]。一位写作超过二十年，且逼近知天命之年的作家回顾来路，对自身写作行为的审视性谈论理当引起重视;而如此密集地关涉“恐惧”，则在当代作家中似為仅见。证诸王十月的诸多成功之作，我以为，“恐惧”之说并不虚妄，更非故作惊人之语;却是读者王十月对作家王十月最为真切的理解。

一

一个没有念过高中的打工仔，在工业流水线上辛苦劳作之余成长为卓然有成的专业作家，王十月的人生经历写就了一个传奇，亦切实让南中国成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所在。传奇的造就在于王十月的文学天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热情与深切思考。其初始文学活动始于记录南中国手工作坊和流水线大厂的生活。当年有一批跟他类似的小说家和诗人，“打工文学”崛起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王十月、郑小琼等自然被贴上“打工作家”的标签。对此，王十月不无无奈地说“这四个字就是我的胎记”[6]。就“打工作家”之类带有阶级优越，令人反感的命名，批评界曾有异议与争执。当下文学批评活动中，有些概念缺乏学理性，命名随意、懒惰而迂腐。出于言说的惯性，标签一旦贴上就很难揭下。王十月的写作早已超出这一命名的范围，姑且不说其后作品不再与打工者这一族群相关;而且，即便写到流水线大厂生活，其重心亦早已不是呈现打工族日常生活事象，却是意在个人自省与灵魂的救赎。更为荒谬的是，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打工作家”天然就应该是草根，且永处边缘，创作一旦专业化，一旦被主流接纳，就有精英化的担忧甚至遗憾。[7]与对待“打工作家”的标签不同，关于何为底层，王十月十多年前就曾表达过强烈质疑：“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8] 论者同样觉得作为概念，“底层叙事”一样带有让人不适的优越感。关于何为底层的认定，言说者常常带有想象性。在我看来“当我们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无处伸张时，我们便身处底层。是否底层无关其他，实则在于话语权的有无”[9]。撇下这些蹩脚的标签，只是面对王十月的所有创作，文学诚然是他记录自身生活，对世界有所言说的方式。

稍加考察，给王十月带来声名、记录珠三角工厂生活的小说，实则并非如有论者所说的“都市叙事”。那些流水线工厂地处城市远郊，而从流水线上下来栖身城中村的打工男女，则无异于一群生活在珠三角小镇的农民工，现代都市跟他们其实没有太大关联。某种意义上，王十月笔下的南中国大工厂是一个特定的场域，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都打上了特定印记，甚至形成了群落式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方式。这是一种有别于惯常都市叙事和传统工业题材的另一种叙事类型。王十月对自身作品的预期，是多年后人们如果想了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从其文字里看到部分真相。仅就此而论，他无疑做到了。正如有论者所言：“为后人留下一份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打工族的特殊的人生记录。这是我读王十月的作品的一些感受”[10]。对打工族这一广大而特定人群的生活进行记录，王十月得以成功的关键并非其他，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还有他那“为一种隐匿的现实作证”[11]的巨大勇气。在我看来，他所揭示的一个被深深隐匿的现实，就是呈现了一个广大群体不能免于恐惧的卑微生存。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0）是王十月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所讲述的就是一个恐惧如何挤兑了卑微欲求的故事。为了自在享受性爱的快乐，打工仔天右与热恋女友在离工厂较远的城中村租屋另住。这再平常不过的欲求竟被隔壁的磨刀声消解殆尽，以至成为横亘在两人身体和心灵间的无形障壁，不得不以分手告终。神秘的磨刀人和他那漂亮但职业可疑的老婆，原本是一对因追求真爱而私奔的恋人，在严峻的生存面前，所有的憧憬被击得粉碎，以至于女人不得不以身体作为最后的资本，维持两个人的生计。每当心爱的女人外出做“生意”，而隔壁一对热恋情人的叫床声起，男人便以磨刀消释内心的苦痛与不平。于是，恐惧挤兑了卑微的欲求。诚如小说发表十三年后作者的夫子自道：“这部小说，我想写的，其实是弱者的恐惧”[12]。只是，弱者的恐惧所伤害的仍然是弱者。女友经不住磨刀声所带来的恐惧跟天右分手，经此打击天右操作机器时分神被轧断了手指，他买刀向不肯赔偿的老板讨说法，结果砍伤的却是隔壁的磨刀人。被伤害者恰恰需要这肉体的伤痛来冲抵内心那无尽的屈辱。磨刀人夫妇走后，天右成了出租屋里的新磨刀人。恐惧，就这样在这些卑微求生者之间迁延。这到底是王十月的“少作”，可以明显感受到一个渴望发表的写作者的诸多趣味，如用那只带有神秘感的猫来刻意营造神秘、恐惧的氛围。而让王十月不悔少作或许在于，他写出了在南中国卑微求生者真实的内心状态──没有安全感、落定感的无边恐惧。

《国家订单》（2008）是王十月迄今关于珠三角工厂叙事最为成功的作品;被誉为“第一篇以全球化的视野审视珠三角中小企业和工人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也是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的一个文学注脚”[13]。911事件之后，美国民众为了表达爱国热情，需要大量悬挂国旗，珠三角的一个小厂收到了一份“国家订单”：五天之内生产二十万面美国国旗。所谓“全球化视野”“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云云，大概是指大洋彼岸的恐怖袭击与南中国小镇一家工厂关联在一起。只是，911事件只是一个淡远背景，故事发生的原因而已。小说倾力呈现的，还真的是“珠三角中小企业和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这篇给王十月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与其多年前的少作之间，还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关注重心已不再是“打工作家”笔下常见的打工男女，而是一个不具姓名的“小老板”。或许在作者看来，珠三角这样的小老板实在太多，这三个字是他们共同的名字。“打工作家”开始写小老板，且对小老板抱有理解与同情，王十月为此遭受许多质疑与批评。在我看来，其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即便关注对象有变，但内在精神取向却并无改易。此篇所传达的依然是“弱者的恐惧”。小说里有一个不无象征性的场景：经理李想来找小老板辞职，电视正在播放美国双子大楼被飞机撞击的画面。面对欢呼雀跃的经理，小老板想到自己所收到的那封恐吓信，还有那把闪着寒光的水果刀。限他三天之内把拖欠的工资发了，否则后果自负。电视画面放送的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血腥恐惧活动;小说主人公感受到的却是生成于潜在而切近的威胁之上的恐惧。不仅是人身安全，更有随时面临的破产。小老板一度怀疑李想是恐惧制造者，实则不然，那封信、那把刀的真正主人是打工仔张怀恩。看起来更为弱势的车衣工张怀恩制造恐惧的缘由，是为了回家结婚前拿到被拖欠的工钱。打工者拿不到血汗钱的恐惧与小老板面临破产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恐惧，随着这份“国家订单”的到来而暂时消失。但五天二十万面国旗的劳动强度，到底累死了张怀恩。短暂免于恐惧的小老板旋即面临新的恐惧。在给张怀恩理赔过程中，打着公益旗号的律师周城勾结李想，将赔偿费从八万元升到八十万元，最终把小老板逼上高压线铁架，如同民工一般上演“跳楼秀”。撇开所谓的宏大意义，《国家订单》让我看到的，或许就只是在车衣工张怀恩和小老板之间，恐惧的来回传递。他们貌似不在一个阶层，但在面对不能消释的恐惧时并没有不同，甚至表达诉求的方式亦是如此一致。

五年来，王十月以《战栗》（2004）、《一路惊慌》（2006）、《墙》（2009）等中篇，数度反复书写同一故事，有论者认为这是题材的重复，但一个故事被反复讲述，之于作者或许有更深层的动机在。这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张怀恩父母获得赔偿的后续，更其深切地写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弱者的恐惧”。儿子死在打工的城市，一对老年夫妇来处理后事，最终拿到儿子的骨灰和三万元赔偿款。他们遭到司机的觊觎、旅馆的蒙骗，还有街头乞丐的欺凌。为了安全他们暂时栖身一片坟地里，一个白色身影令他們惊魂未定之际，当得知对方是鬼而不是人时才松了一口气。“女人说，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人呢”[14]。这带有黑色幽默的神来之笔，道尽了弱者面对恐惧时的所有悲酸。张怀恩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满怀巨大而不能消释的恐惧，来应对灾难和无边的苦痛。这自然是令人不忍直视的卑微生存图景。

在王十月的珠三角工厂叙事里，人物最常见、最典型的处境，便是身处没有保障、无从落定的恐惧之中。而在当下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任何个体都无法完全与别人切割开来，当突发事件将貌似强悍无比的强者变为无助而绝望的弱者之时，恐惧也就透过生存链条传递、波及开来。《九连环》（2009）便是描述如此图景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在呈现珠三角企业运作真相之余，还有所思，让我们看到南中国工业区的一家巨无霸的玩具厂破产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分明可以看出，企业大小老板、工厂中下层主管、打工仔、小商贩、治安员、快餐店老板、无业游民等，无不缀在同一张生存之网中，看似了无关涉，实则利益攸关。王十月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常常写出了恐惧到来的不确定性。在这张生存之网，或曰生存链条上，变故的发生似乎是完全不能确定的事实;而没有订单、发不出工资、罢工、破产，才是可以确定的常态。因恐惧不可预知，所以在这个生存链条上的每一个个体，都要面对不可预测的命运，无论是链条多么卑微的环节。因而，在王十月笔下，几乎没有什么是安稳的，而唯一确定和可感知的，就是一刻也不能消释的恐惧;而面对不能祛除的恐惧，无论身价不菲的大老板还是不名一文的打工仔，所有人都是弱者，“他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需要又互相牵制、套牢的复杂关系”[15]。

长篇小说《无碑》（2009）无疑是王十月珠三角工厂叙事的集大成者，他将自己二十多年的打工经验，投射在老乌这个天生带有胎记的人物身上：“写作这部书，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我指的是，我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和书中的主人公老乌一样，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感受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折中的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希望、幸福、失落、悲伤……”[16]然而，老乌那“一个人的打工史”，也是一个异乡人在南中国手工作坊、流水线工厂和城中村，抗拒恐惧的历史。害怕找不到工作，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暗恋者，害怕失去爱人，害怕失去抚养多年的孩子，害怕失去眼下所拥有的一切……但恐惧到底一点点逼近，小说结尾富有象征性地写到城中村马上面临拆迁，所有旧的一切都将拆除，老乌以各体书法在墙壁上写下形态各异的“拆”字。而在黄氏宗祠的墙上，写下“拆”字之后，他又加上一个“不”字。这点任性之举彰显老乌身上那束理想主义的微光对于当下的照亮。二十年的打工史，让老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昏倒在村口的找工人，王十月自然也不是当年的打工仔，但老乌身上的理想主义微光，我想，更多的是作者的主观赋予。千千万万打工者欲求的卑微，与所承受的恐惧之深巨，无疑是人口红利时代巨大却被隐匿的事实。王十月以自己的文字做了见证。

二

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2015），作者原打算以艾略特《荒原》里的诗句：“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作为书名，结果出版社用了现名，而把这句诗印在腰封上[17]。这部以描写“恐惧”为主旨的书，是新世纪文学不可多得的佳作。如果之前的文字让人看到作为作家的王十月，那么，《收脚印的人》则分明让人见识了作为思想者的王十月。同时，更凸显将“打工作家”的丑陋标签加诸其身的荒谬。在中国文学里，罪感文学原本如此稀缺，而“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学，不是对法律负责的体认，而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体认，忏悔意识也正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18]。以此衡量，《收脚印的人》无疑是有深度的罪感文学，彰显王十月那深邃的人道主义情怀、深切的罪己意识，以及令人感佩的言说勇气。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为新世纪文学赢得了尊严，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格局与品貌。

小说叙事繁复，故事主人公即讲述者是一个由打工仔成长起来的作家王端午。王十月自谓混淆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不知是小说中的王端午还是现实中的王十月在讲述故事[19]。王端午对“女士们、先生们”自诉道：“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有罪的。当你们不了解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的真相时，你们这些学者专家们，并未经历过改革初期南方的炼狱时，你们所有的谈论都是无知的，是可笑的”[20]。这份原罪生成于王端午（王十月）始终无法放下的南方炼狱般的经历。相对于此前诸多中短篇小说所描述的肉身之苦;《收脚印的人》则指向收容制度之恶。回首过往，王十月认为“整个广东的打工经历，就是一部躲避收容的恐惧史”[21];南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一个时期实际建立在沉默的大多数那难以言说的恐惧之上。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恐惧史，而是一个巨大群体的恐惧史。王十月以揭示一个被隐匿的巨大事实，来消释自己的痛感和罪感。虚构和非虚构相互缠绕、自诉和对谈相互夹杂、阳世与阴间不时切换，即便作者以诸多叙事策略极力冲淡、岔开、延宕关于恐惧的言说，让主干故事变得如此破碎，无法线性，但文字里还是凸显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意象──南中国的黑夜──没有椰风、没有蛙鸣、没有月亮，唯有如同黑夜一般漫无边际的恐惧。

“我”与女孩阿立初坠爱河，在一个发工资、不加班的春夜互相表白。然而，这对晚归的恋人路遇治安队员而被收容。当“我”被朋友赎出之后，才知道阿立早被人贩子赎走，其后辗转被卖多地并不断遭到强暴，最后一站是河南省的一个偏僻山村。绝望的阿立与一个哑巴生儿育女，多年后罹患癌症，同样在收脚印的有限阳世时光里与“我”相遇。对“我”来说，“收脚印”是奇幻的穿越，更是对恐惧的重温：“回到过去的我站在黑暗中，看见了当年的我拉着阿立的手，我们的样子是那样幸福甜蜜。我们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我们在突如其来的爱情面前变得胆大妄为，忘记了打工人不在深夜夜行的生存法则”[22]。以当下的“我”来观照过去的“我”，这一独特的视角，因眼看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当年潜在的恐惧，旋即变成当下无尽的酸楚与伤痛：“我的鼻子发酸，我真想冲上去对当年的我和阿立喊，你们两个傻瓜，不要往前走了，快往回跑。”[23]“我”与女孩阿喜遭遇于烂尾楼里的那个黑夜。为逃避治安队员的深夜突袭，栖身烂尾楼里的人众四散奔逃，“我”和李中标顺着梯子爬到位于楼顶的小屋顶上，并迅速撤掉梯子，面对紧跟其后的打工妹阿喜的苦苦哀求而无动于衷，但阿喜被带走时并没有揭发小屋顶上还有两个人。这个南中国的黑夜生成了王端午的原罪，而它亦直接源于王十月本人的经历：“许多年前，在深圳的松岗，我和一个叫李中标的打工者，冷漠而无情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南中国的黑夜，当她哭泣着被治安员抓走时的情形。这件事成了我灵魂的一个巨大黑洞。我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24]。打工妹北川的清纯与美貌引起治安队队长黄德基的垂涎，以查暂住证为由控制其人身自由。北川从禁闭之处逃出，面对四个男人的深夜追逼，最终投河而死。没有人能体会一个年轻女孩在那个南中国黑夜所感受到的恐惧。那个夜晚之于“我”，同样是巨大的恐惧，直面需要战胜恐惧的勇气。小说那一次次被刻意延宕的关于北川之死的叙述，似在暗示“我”获得直面过往的勇气之难。制度之恶，莫过于成为杀人的帮凶，何况扼杀的是如此年轻而美好的生命。打工妹与南中国黑夜在小说里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组合，而“我”便是见证者。没什么比弱女子在南中国黑夜痛感无助、哀哀求告，以及绝望求死，更能彰显“弱者的恐惧”的了。这过于残酷的真相，令人有如处非人间的恐惧。

呈现“我”所见证的年轻女子在南中国黑夜的遭遇，让人切实感受“弱者的恐惧”与见证者的原罪，还不足以彰显《收脚印的人》的卓异品格;这部小说真正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个阶层跨越者的自省与忏悔，以及未能达致的救赎。相对于“弱者的恐惧”，小说传达出的更大恐惧是“复活之难”。前者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后者则只存在于日渐稀有的个体自身，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思想者的恐惧。北川死后二十年，在那个黑夜作恶或被胁迫作恶的四个男人，各自有了全然不同的人生：当上公安局局长的黄德基从一个编外治安队烂仔，变成权倾一方地方大员;李中标成了身家不菲的成功商人;王端午成了著名作家;马有贵仍在继续其打工生涯。官员、商人、作家、打工仔，如此身份设定，无疑带有阶层隐喻的意图，象征着整个社会的主体构成。面对二十年前共同犯下的那桩罪案，四人的心态各不相同。透过“我”（王端午）对其他三人的寻找与说服，读者看到了“官員的傲慢、商人的畏怯，还有打工者的麻木”[25]。“我”的原罪──“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26]──加上那个南中国黑夜里作为被胁迫的参与者，让北川之死成了“我”万难走出的心狱。在阳世时日无多的收脚印时光里，“我”深深恐惧于无法完成的自我救赎。同时，也想让其余三人也意识到罪恶，由赎罪而“复活”。知罪——赎罪——复活，且由个体复活达致社会复活，这或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逻辑与愿景。小说中，理想主义者开始行动，马有贵已死，“我”企图说服李中标、黄德基跟我一样投案自首，但被对方看作是神经病。“我”由失望以至绝望，铤而走险设计毒杀李中标和黄德基。结果中毒而亡的却是对二十年前的罪恶葆有忏悔之心，大做慈善以求赎罪的商人李中标;死亡之约却被当年的作恶者识破。最后，“我”投案自首，在仅余的阳世时光里，等待生命的终结，还有法律的宣判。如此一来，当年的罪恶制造者继续逍遥法外，而一个葆有深刻自省、罪己之心的理想主义者则被送上了审判台。这自然是一个残酷的结局，但在王十月看来，如果王端午“完成了复活，施虐者如受到了审判，则不是真实的现实”[27]。面对自己的作品，作家自然是王者，如何设置笔下人物的命运与情节走向，都由作家说了算。《收脚印的人》的如此设置，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在王十月，这么做也是对一个更深刻的恐惧的对抗。在他看来，对“弱者的恐惧”的“冷漠、无视、逃避才是更大的恐惧”[28]。惯于自省的他，认为自己还是不够勇敢，在这部最想写的书里还是有太多回避 [29]。回避，或许源于另一种恐惧。源于抗拒恐惧的言说勇气和被恐惧宰制的言说，就这样纠结于王十月自身，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收脚印的人》的文本面貌。

复活之难，是王十月对当下时代的又一深刻洞察。王端午身上始终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不是即将面对死亡，他还能生成原罪，还能直面过往罪案，并开始力图赎罪，寻求复活吗？为何一定要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换言之，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有罪，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讳莫如深，只是在得知不久于人世，才不顾一切地去面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讽刺？那么，如果不是死亡威胁，国人又该如何看待人之罪？中篇小说《人罪》（2014）早已给出了答案。二十年前（又是二十年）在时为县一中教务主任的舅舅陈庚银的一番狸猫换太子的操作下，如今的法官陈责我冒名顶替了小贩陈责我上了大学，二者的人生完全改变。法官陈责我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小贩陈责我为生计苦苦挣扎，在与城管的冲突中过失杀人。当犯下“当下之罪”的小贩陈责我，由犯有“原初之罪”的法官陈责我主审，二人太多的共同信息导致二十年前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极可能大白于天下。面对“原初之罪”，我们看到始作俑者本该为人师表的陈庚银、受益者本该代表正义的法官陈责我，还有法官陈责我妻子本该致力于揭示真相的报社首席记者杜梅，三人虽然都有短时间的自我谴责、犹疑与彷徨，但考量自身利益，最后都各自原谅了自己，努力为自己为亲人开脱，对真相进行极力掩饰。相反，倒是犯下“当下之罪”的小贩陈责我表现出了赎罪勇气。本来只想扎对方一刀泄愤的小贩陈责我，没想到自己的举动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消失。当他得知对方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且母亲亦曾是一个小贩时，他自感罪孽深重，唯求一死。有论者认为小贩陈责我以速死谢罪的勇气，“源于良心的自责和民间伦理的力量，而非超越性的人性新生灵性显现”[30]，并非是以忏悔求得复活。无论面对“原初之罪”还是“当下之罪”，王十月让笔下的人物都看不到任何复活的可能。两作加以比照，关于国人的“复活”态度，《收脚印的人》似乎没有《人罪》那么令人绝望;但“复活之难”的恐惧，王十月显然透过笔下人物传达给了有心的读者。

三

“十年前，小老板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初春的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路两边，都是湖。湖睡在梦中，那么宁静，他的脚步声，惊醒了一两只狗子，狗子就叫了起来，狗子一叫，公鸡也开始叫，村庄起伏着一片鸡犬之声。小老板在那一刻停下了脚步，回望家门，家里的灯还亮着。”[31]《国家订单》里的这个清晨离乡，是王十月笔下出现得最为频密的场景。作为离乡者，小老板如此，老乌（《无碑》）、王六一（《寻跟团》）、王端午（《收脚印的人》）亦然;湖区清晨、少年、蛇皮袋、鸡犬声是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而为夜哭的孩子招魂，是另一时现于王十月文字里的场景，屋外的亲人喊一声孩子的名字，屋里的应一声“回来”。两个场景──切切实实的离开与象征性的返回──的反复书写，是王十月无意中留下的症候，是生命中不可消泯的记忆的顽固重现。无论处理什么题材，这一定格场景，都在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离乡者的写作。在我看来，70后“农裔城籍”作家或许是中国最后一代切实具有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而这一代人的城乡经验，决定着他们的言说格局，以及对待城与乡的立场与态度，不类前代也不同于后来者。从王十月的个人经历来看，一个系统知识教育并不完整的离乡少年成长为职业作家，是在珠三角工厂的流水线旁，而非湖区乡村的耕种之余。城与乡的异质性就是如此分明，对于逐梦者而言，离乡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返乡冲动又几乎生成于离开的那一刻。

讲述了太多求生于南中国的离乡者的恐惧，2007 年前后王十月集中创作了一组关于故里人事的中短篇小说，后结集为《烟村故事集》（2021）。这是一个离乡者对故乡的想象性触摸与返回。基于深远的农耕文明背景，中国文学从来就不缺少此类制作。王十月的这组文字，貌似是对一种古老抒情传统的回归，自然让人联想到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何立伟等作家。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本源性地决定了离乡者对故乡的想象与传达。文字优美、叙事冲淡、格调闲适、温情弥漫，处处洋溢着前工业社会的诗意，字里行间似乎不时隐现一声声对游子的唤归──回来！但是，我想说的是，作为70后的离乡者，王十月到底不同于前代作家。精神返乡只是对抗异乡恐惧的淡淡慰安，前代作家那种沉浸式乡土浪漫想象，在王十月这里已经没有可能。少年时代的乡村记忆，让他早已超越关于城乡认知的二元对立：“我跟很多认为‘乡村美，城市恶’的作家不一样，否则我不会到城市来。城市确实给人生长的空间更大，农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可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正因这份理性，让王十月多次谈到笔下烟村的那种生存状态，“是想象中的、渴望的方式”，在其家乡“是不存在的”。[32]在“烟村故事”里，温情与诗意属于儿时，是“那时”的烟村，一旦时序拉近，述及当下的烟村诸如《父亲万岁》之类描写空心化之后，乡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情状，便不自觉透出淡淡的荒野感。之于离乡者，故乡或许在离开的那个蛇皮袋、鸡犬声的早晨，就再也回不去了。“烟村故事”讲到最后，让人生出物是人非的感伤，更有不知乡村该往何处去的隐隐恐惧。

《寻根团》（2011）是王十月迄今最为卓越的中篇。小说是一次隐去离乡前传的返乡叙事。时隔四年，从精神返乡到身处故乡现场，“烟村故事”里淡淡感伤与隐隐恐惧，变成了切切实实的无乡可返的恐惧。这种斩断生命记忆的恐惧，生成于身处故乡现场的所见所感。二十年前的离乡者王六一成了著名作家，参与策划“楚州籍旅粤商人回乡投资考察文化”之旅，诸多成功商人组成这次寻根团，当然除了即将被尘肺病耗干身体的老打工仔马有贵。回到故乡现场，烟村俨然一片荒野。王六一回家的路被齐腰的苦艾、野草封堵;邻居家屋空多年，蛛网结尘，荒草萋萋;自家屋顶塌陷，竹子突破屋顶穿堂而出。然而，乡村的荒野化，不仅仅体现在人去屋空，家园荒芜，更表现在世道人心之变，亦即人性的荒野化。游子归来，那些忙于打麻将的老者只关心王六一挣钱多少，即便是不合事实的传说也令人眼羡，挣钱少便被看不起。金钱至上，在乡村更甚于城市。“烟村故事”里的温煦人际早已荡然无存。王六一在父母坟头更发现做了一辈子老好人的父母死后，竟被村人钉了桃木桩施以恶毒诅咒。面对势利、愚昧、不与人为善的故乡，王六一立时意识到此次不仅寻根不成，反倒生生斩断了对于故乡的所有念想，而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一个情感和精神都没有来处的人。乡村人心之变，更体现为打工仔马有贵的返乡遭遇。回到故乡，考虑到马有贵不久于人世，二十万元的尘肺病赔偿款引起马父和马妻儿之间的争执，在父亲的催逼之下，夹在父亲和妻儿之间，马有贵丧失了所有生趣，服毒自杀。这个穷困一辈子的打工仔，到底因为一笔以生命换来的金钱而被逼死在故乡。至此，“烟村故事”里那种种深情款款的怀旧，被人性的蛮荒击得粉碎。然而，乡村之恶还不仅止于此。地方官员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地招商引资，大量高污染的化工厂进驻烟村，环境急剧恶化，村民大量罹患癌症，儿童畸形，乡村知识分子王中秋的执拗抗争，同样是一个人的無望抗争。“有没有和政府打官司的勇气？有没有一辈子受穷的勇气？有没有众叛亲离的勇气？”[33]在派出所，王中秋被告知这“三勇气”的有无才是抗争的资本，没有的话，就赶快走人。貌似荒诞的情节，却传达出真切可感的恐惧。感受到权力的傲慢，王中秋放弃了所有抗争，跟随王六一离开烟村。再次离乡，“依然是清晨，和二十年前的清晨并无二样。人家的鸡子在打鸣，狗子在叫。不一样的是，王六一不再是少年，他身上再也不用背着蛇皮袋”[34];但王六一觉得此次同行的堂兄王中秋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乡村坚守者的最终放弃，或许是作者透过叙事所传达出的更深切的恐惧。对于大部分具有深刻乡村经验的离乡者而言，“‘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这既是他们此时悲怆的生存状态，也是他们最终无奈的人生归宿”[35]。王十月在呈现这一切的过程中，所传达出的无乡可返的恐惧，确是一个写作者良知与勇气的体现。

四

我要指点你一件事，它既不像

你早起的影子，在你后面迈步;

也不像傍晚的，站起身来迎着你;

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艾略特《荒原》

人之为人，即便卑微如尘土，但面对恐惧和应对恐惧的心理机制，我想并无二致。在某种意义上，王十月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把尘土里的恐惧，并以此作为他对如此生存的抗议。

[注释]

[1] 王十月：《谈写作》，《长江文艺》，2018年第7期。

[2][4][17] 王十月：《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3] 曹晓雪、王十月：《飘荡在城乡间的离魂》，《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5] 桫椤：《对话王十月：我不过用了另一种方法写现实》，《当代人》，2019年第5期。

[6][32] 王十月：《要我写小情小调，根本不可能》，《羊城晚报》，2013年9月23日。

[7] 周水涛：《王十月打工小说创作的精英化倾向及其他》，《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

[8] 王十月：《关卡》，《天涯》，2007年第6期。

[9] [25] 叶君：《抗拒荒野──论王十月的意义》，《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10] 於可训：《主持人的话》，《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

[11] 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12] 王十月：《十三年后的创作谈》，《青年文学》，2014年第3期。

[13] 呂雷：《序》，载王十月《大哥》，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

[14] 王十月：《示众》，《天涯》，2006年第6期。

[15] 李俏梅：《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论王十月的小说》，《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16] 王十月：《理解、宽容与爱的力量》，《长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6期。

[18]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XIX页。

[19][ 20][22][23][26]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跋》，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第107页、第150页、第131页。

[21][24][28]王十月：《回首向来萧瑟处》，《文艺报》，2016年2月24日。

[27][ 29]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

[30] 王达敏：《复活之难──小说〈人罪〉及其忏悔意识》，《名作欣赏》，2015年第34期。

[31] 王十月：《我们的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18页。

[33][34] 王十月：《人罪》，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第255页。

[35] 陈劲松：《留不下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评王十月中篇新作〈寻跟团〉》，《作品与争鸣》，2011年第7期。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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