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来了！

史英静

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共有5个，分别是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这5个国家公园的范围，涉及青海、西藏、四川、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海南、福建、江西10个省份、自治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了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可以说，第一批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我国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描摹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其中，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全世界海拔最高、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又被称为“亚洲水塔”，孕育了珍稀而脆弱的高原生态系统；
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栖息着全国总量70%的野生大熊猫，是一条当之无愧的“熊猫生态走廊”；
在广袤的东北山林中，坐落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里有欧亚大陆北部最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东北虎在内的诸多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不仅是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最大的热带雨林，更是拥有全世界唯一“大陆性岛屿型”的热带雨林；
武夷山国家公园则拥有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以及地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关于“国家公园”这一概念的诞生，要追溯到19世纪。

1832年，第一个深入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部落的白人画家、作家、旅行者乔治·卡特林，曾充满担忧地写道：“希望通过一些伟大的政府保护政策，建设一个壮观的公园，一个国家管理的公园。在这个公园里，任何野兽可以共存，还包括大自然的所有野性、新鲜和美丽。”受卡特琳影响，更多画家开始创造作品，讴歌北美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传统的印第安人文化，试图转变世俗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观念。30年后，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约翰·康尼斯向上级提出，希望将约塞米蒂山谷附近的红杉树林交给加州政府管理和保护。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同意了这一提案，并规定这些山谷和红杉树将“永远被用于公共场所、度假胜地和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权力不可剥夺”。

从画家们的呼吁到林肯同意州政府的提案，由政府管理、保护特殊生态环境以及自然动植物的理念开始在社会生根。几年后，一个私人资助的探险队来到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探险调研，在当时，黄石地区遍布着大量私人游客，他们随意点火、野营，不受任何约束与管理，这让探险队员们万分担忧。探险队当即向政府建议，希望不再允许这块地方作为私人土地，而是在国家的保护下公开，让更多民众看到黄石的美丽。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了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也进一步影响了美国政府。1872年3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签署法令——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世界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公园正式诞生。它地跨爱达荷、怀俄明、蒙大拿三州，拥有奇特的自然地貌，占据全球二分之一数量的间歇自然喷泉，以及美国大陆本土最集中的哺乳动物种类。

由此可见，黄石公园的建立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几代美国人的共同努力达成。在开创先河后，这种制度很快被其它国家借鉴，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例如澳大利亚的“悉尼皇家国家公园”、加拿大的“班夫国家公园”等。然而，当时在国际上并没有关于“国家公园”的统一定义或标准，各国对“国家公园”的理解不一，建立国家公园的方式、内涵，包括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各有迥异。

直到1971年，国际权威组织IUCN（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给出了国家公园的统一定义：在公园内，保护自然优先区域必须大于1000公顷，要有明确的保护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要有足够的经费预算和合格的人员行使保护责任和义务；
禁止在公园建设体育、狩猎、捕鱼等活动设施；
禁止基于经济目的的任何开发活动，包括建设超出必要的保护工作的基础设施。

但这套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观念的进步，国家公园的保护对象也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保护景观，转变为保护野生动植物，再扩大到保护整个自然生态系统。50年后，IUCN通过总结各国的经验，建立了新的自然保护地分类指南，将国家公园位列其中。到2006年，全世界共有100多個国家建立的公园符合标准，数量高达6555个，这些国家公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如今，我国经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也开始迈向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2013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国正式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制度，2015年，国家发改委与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合作，共同启动了包括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祁连山、普达措、南山、钱江源、神农架在内的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这份名单中，前5个国家公园于今年被批准设立，正式成为中国首批国家公园；
剩下的5个，仍位于“试点”之列，等待着“转正”的那一天。

建立国家公园，究竟有什么作用和意义？

首先是确定了“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的内涵与标准。其实在早些年，我国一些地方曾“私自建立国家公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就表示：“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和缺少明确规定，我国曾一度出现各部门、各地方设立不同类型的所谓‘国家公园’，导致（公众）对国家公园的‘认识误区’。”

例如台湾省就在1984年建立了“垦丁国家公园”，当地三面环海，公园里有一千多种热带树木，缤纷的海地珊瑚景观，还有每年冬季如期而至的候鸟群，是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公园”为名的自然保护区。2006年，云南迪庆也通过地方立法，成立了“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号称中国内陆第一个“国家公园”。

如今，在10个国家公园试点启动后，我国明确给出了“国家公园”的定义：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它保护的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具有全球价值、国家象征，国民认同度高。

这一定义，清晰地表明了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始终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保护，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从而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

其次，国家公园的建立，也意味着我国从“单一的自然保护”，走向了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建立了完善的顶层设计。此前，不同部门从自身出发建立各种保护地，不仅产生了保护内容上的重叠，还产生了部门管理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顶层设计约束。而国家公园的诞生，使得可以将区域内涵盖自然、生态、文化等多样性的保护对象进行整合与归纳，统一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受《国家公园设立规范》等5项标准约束。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就是将曾由原林业局管理的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旅部管理的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林草局管理的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农业部管理的九曲溪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些多个部门所辖的范围进行了整合管理。这种整合囊括保护内容，也涉及管理体制，使得权辖和职责更为清晰明了。

自此，我国也划时代性地建立了自然保护地系统的新体制、新机制。通过将现有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草原风景区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归纳和分类，最终形成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的三级保护体系。在保护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上，三个级别逐次降低，明确了各级保护地的保护区域边界，以及相互之间的严格关系，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化生态体制改革的壮举。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建立国家公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处理“人”的问题。

像美国、加拿大等国，其国家公园基本都处于荒野地和无人区；
但对我国而言，仅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内，就有近9万的常住人口，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内的人口更是多达12万。因此，建立大面积的国家公园，必须要考虑如何处理自然生态保护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

“国家公园是每一个人的国家公园。”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杨锐如是说。同时，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国家公园强调全民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共有、共建和共享上。”如此看来，这必然是一场涉及你我他的全民“运动”。

首当其冲便是搬迁。国家公园的建设，需要把人类对自然的干扰减少到最小，因此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必须要对公园重点保护区域内的居民实行生态移民搬迁。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根据总体规划要求，需要对核心保护区内4个市、县的原住民分两批进行生态搬迁：2019年9月，先是白沙县3个自然村共118户498人整体搬迁；
之后，保护区内剩余的8个自然村352户1387人继续搬迁。“新村離县城近，交通方便！”村民符进海笑着说。同时，国家公园区域内不符合保护和规划要求的各类设施、工矿企业等，也都逐步撤离出去。

非核心区未搬迁的社区居民，则成了国家公园管理的坚实后盾。在10个国家公园试点中，都聘请了当地百姓作为生态管护员，涉及人数高达4万多。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了保护野外种群，还专门建立了网格化管护体系，设置10632个公益巡逻岗，调动鼓励当地村民参与，开展专项管护巡护4.62万人次。这些措施使得东北虎豹幼崽存活率骤然上升了17%。

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行了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的全覆盖，境内1.7万户牧民成了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还会得到每月1200多元的补助。2017年，“斯巴鲁生态保护奖”頒给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卓玛加。“我是土生土长的牧民，8岁起就跟着父亲一起去放牧，保护好家乡的草原和草原上的野生动植物是我的责任，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提到这份特殊的荣誉，卓玛加干红的脸上略带羞涩。

有退让、有付出，也会有相应的回报。国家公园作为生态红线区，其建设初衷是让大家走进自然，有享受自然的权力和机会。与此同时，它也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国家公园的一般控制区会实行公众开放，建设自然教育基地、科普基地、野外观测点，开展户外徒步、露营等生态体验活动。

例如在武夷山，为了提升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品质，并为当地百姓持续获得旅游红利，国家出台了生态游憩管理办法，对7.76万亩集体山林建立与旅游收入联动递增机制，平均每年给村民分红300多万元。距离公园入口近2公里的南源岭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联合保护共建村，村书记胡德清高兴地说：“国家公园试点的几年里，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南源岭村从普通的小山村实现了生态游憩地的转型。村民开了大大小小31家餐饮店，2019年全村接待游客27.8万人次，旅游收入3600万，是远近闻名的民宿村和美食村。另外，通过引导村民发展绿色生态采摘园，全村旅游加农业的收入在4000万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4万元。”

此外，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九曲溪竹筏游览、环保观光车、漂流等也对当地社区百姓实行了特许经营，这又进一步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就业渠道。

当然，关于“共谋共建共享”的体现，远远不止于此。国家公园坚持由国家确立并主导管理，突出了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在国家公园保护的资金来源上，则全面号召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共同参与捐赠。从建设源头到设立过程，再到成果红利共享，“国家公园”作为一个时代命题，把关乎每个人的、严肃的生态问题摆在了你我面前。如今，这艘巨型的“诺亚方舟”初建完成，人类的世外桃源也将在不远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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