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山西工商业发展状况及启示

王雅秀 赵俊明

〔摘要〕抗战前夕，山西工商业发展虽然相较于清代的全盛而言有所衰落，但仍有所发展。而当时泽州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山西乃至全国都保持较高的水平。泽州地区工商业由兴盛走向衰败之势，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国内不稳定政局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自身创新能力不足与管理的落后，导致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与抵抗力。泽州地区工商业由发达走向衰落，带给今日山西经济发展的启示是：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应当积极自我革新，探索转型道路；
政府要激发商人活力，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商人队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与价值；
商人自身要时刻保持勤俭、诚信、进取的品质。

〔关键词〕抗战前夕；
泽州地区；
工商业发展；
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6-01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现存晋商资料整理与研究”（20BZS134），山西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规划课题“民国时期的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以晋城为中心探讨”（YNYB202019），主持人赵俊明。

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矿产自然资源与交通条件也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山西省内社会较为安定，加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工商业虽然相较于清代的全盛而言有所衰落，但仍有所发展。本文以泽州地区为例，通过探讨抗战前夕工商业发展由全盛走向衰落的历程，以期给今日山西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一、抗战前夕山西工商业概况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步伐，他们向山西城乡大量倾销鸦片与洋货，导致本土货物销量大减，工商业受到较大冲击，许多工商业店铺相继倒闭。同时，帝国主义对山西矿权与路权的掠夺、资本的输出、物产的大量掠夺以及洋货的倾销，清政府对商人严重的厘金盘剥等行为，都使山西各地工商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许多钱庄、店铺、工厂大量倒闭。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由于忙于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剥削，山西手工业得以迎来短暂发展时期。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势力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山西省内的工商业有一定发展。1919年前后，山西创办有近代工业30余家。手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的兴旺，重要城镇及农村的集市交易频繁，山西商帮在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也较为顺畅。然而，这一时期在清末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钱庄由于受到洋人在华银行的操控与山西新式银行的排挤而相继倒闭。1927年至1937年间，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统治下，山西被日本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外势力以资本控股、贩卖鸦片、商品战略等一系列手段剥夺了国内外贸易的权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一定打击，尽管如此，本时期山西工商业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金融方面，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等山西三大公营银号相继建立。在商业贸易方面，由于1932年阎锡山大力提倡“造产救国”政策，一些传统的土特产品出口数量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与1927年相比，1936年棉花、羊毛、生铁等出口都有扭转之势，“土货”也占领了本省大部分市场。

总之，在抗日战争之前，山西工商业在国内外帝国主义与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夹缝中艰难生存，虽然屡屡受挫，但是在当时山西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所发展。

二、抗战前夕泽州地区工商业发展的条件与背景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前夕，泽州地区设有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属于冀宁道，这一时期社会极为动荡，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则受国民党长达三十余年的統治，在此社会背景下，泽州地区的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发展条件如何呢？

（一）泽州地区工商业发展的自然条件

泽州地区位于晋东南，与河南省接壤，境内王屋、太行、中条三条山脉环抱，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为泽州地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目前，晋城已经探明二十余种矿产资源，其中煤与铁资源产量大、品质高，无烟煤产量可占全国总量的25%左右。晋城的铁矿石储量多达10亿吨，尤以高品质的“窝子矿”闻名〔1〕59。此外，泽州地区充足的水源能够满足煤炭、冶铁以及造纸等行业的生产需求，境内有海河、黄河两大水系，主要河流为黄河水系的沁河与沁河支流丹河，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814亿立方米，属相对富水区〔2〕2062，这是泽州地区手工业发展的又一大自然优势，同时也为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泽州地区工商业发展的社会条件

其一，民国时期的政局制约着工商业的生存发展。辛亥革命后，外国资本的冲击，洋铁的蚕食，国内军阀混战，日益繁重的土产捐税，导致泽州地区的手工业陷入了泥滩。1937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中指出：晋城全县在清代道光年间，共有千余座铁熔炉，“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尚有四百余座，嗣后逐年减少，近年熟铁炉业、铸锅业，均见衰落，连带受其影响，现全县共有熔炉百余座，较之道光间，不足十一，盖昔曾畅销一时铁货，至此已经成强弩之末矣”〔3〕170-171。动荡的政局首先影响了手工业的发展，随后牵连至商业及其他行业。“往昔晋城工商业之繁荣，全赖铁货之畅销，为一般经济命脉所，……铁货兴盛时，各行业随之生色，……近年铁货无市，各业咸受影响”〔3〕66。

其二，交通条件是工商业发展“双刃剑”。泽州地区山岭纵横，直至民国初年，交通仍不甚便利，除晋城县至陵川、高平、阳城的官道可通车辆之外，其他主要靠骡马驮行。192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山西省志》中记载，当时晋城县城“有四条干线道路，东可至陵川县，西可至阳城县，南越太行山脉可至河南省清化镇或怀庆府，北可至高平县……北至高平基本上都是平坦大道，而去其他地方，则需爬山越岭，颇为不便”，高平县的北上道路都是坡道，崎岖不平，难以通行，多靠骡驴驮运，阳城县与沁水县则因处于山区，往来更加不便，“同其他地方往来交通，均须翻山越岭”〔4〕255。该地不通车马，货物就需牲畜与人力负担，由此，驼帮应运而生。时至民国中后期，公路开始修通，交通有所发展，晋城县的白晋公路可以直达太原〔4〕161，但交通的发展对于晋城地区来讲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促进了货物流通，但也因“外货充斥”，导致“销路大缩”，商业状况“江河日下”〔3〕162。

三、抗战前夕泽州地区工商业情况概述

历史上泽州地区的手工业在山西乃至全国都保持较为发达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东南部是中国早期冶铁技术中心地区之一。明清时期，古泽州地区是全国手工制铁最发达的地区。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煤炭采掘业的兴起，二者成为古泽州地区的经济支柱。此外，其他手工业也发展较早，西汉“阳阿古剑”与丝绸、唐代玻璃制品与兵器铸造、北宋时期土坩锅冶炼技术与阳城乔氏琉璃都在国内享有盛誉。明清时期，泽州地区手工业发展至鼎盛。该地养蚕业发达，是北方著名的蚕丝织造中心，所产“潞绸”蜚声全国，凤台与高平两地的丝、绫、帕广受欢迎，成为朝廷贡品，还作为商品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与地中海东部国家、阿拉伯国家，创造了辉煌的历史〔5〕105，大阳钢针，晋城铁锅、“泰山义”剪刀、铁钉、皮金，阳城的犁镜等也受到国内外青睐。

民国初年，泽州地区的铁产量占全国的30%，生产民用铁器、铁制品约3000余种，规模庞大，品质上乘、种类繁多，其中包括钢针、铁锅等生活用品，还有铸钟、铸像等对工艺技术要求极高的品类。但由于自给自足的手工业模式无法大规模开采，导致不能充分开发与利用煤矿与铁矿，更谈不上开设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这是山西资源开发及工业发展整体上的缺失，在民国时期外来资本主义冲击下显得更为突出。民国《山西乡土志》评价：山西“五金各矿，无地不有，而煤鐵之多且美，不独管全国，且为世界所震惊，其他各质亦众且多，惜乎无大资本家开此利源也”〔9〕59。

相对于手工业，泽州地区商业发展较为缓慢。北宋时，朝廷实行“支移”政策，泽州各县将应缴纳税赋折实后送往边关，至此形成了一批商人。元代以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泽州城及商道上的商镇成为南来北往客商所携商品的集散地，该地商人顺着商道走向异域他乡。明代，统治者的“开中”政策，为泽州商人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们在边关纳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后领取盐引，就可在指定区域运销食盐。明清两代，山西与陕西、甘肃都是协饷区，泽州商人携货物进入陕甘协饷贸易，因而出现了在西北陕甘和东南沿海做生意者众多的现象〔5〕108。这一时期，泽州与全国各地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越来越多，富豪巨商随之涌现，以致有“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之说。

辛亥革命后，泽州工商业不再繁盛。民国初年《山西风土记》中对清末民初山西地区的商情与商况做了精要分析：彼时山西各种行业都“少活泼之象”，虽然在省城太原设有商会，各州县亦设分会，但由于山西商人墨守成规，而无改良的迹象。《山西风土记》进一步对民国初年山西各行业现状进行了评价：“至营业之资本，以票号为最多，次则盐商、钱商、当商，周年所得之息，一二分不等。其他各行业，成本虽少，得利颇多，竟有周年二分至三分者。改钱当各业，取息有一定之标准，需用既多，得利亦微，不若小商家之随时取盈也。”〔6〕118可见，民国时期山西的商业较清代而言已经呈现衰败之势，这不可片面归结于外来势力的倾轧，深层原因在于地方商人的举步不前，导致生产力落后，缺乏竞争力，到1937年，晋东南乃至山西的商人仍旧“墨守成法”，“虽有煤油、蛋厂、洋货等行业相继兴起，然究非旧时各业内容充斥相比”。〔3〕162

四、抗战前夕泽州地区的工商业结构

（一）泽州地区的主要工商业

民国初年，泽州地区的无烟煤因品质极佳而广受欢迎，其中晋城县、阳城县的煤炭品质最好〔4〕630。但是，由于经营与管理水平极为落后，除了保晋煤矿公司之外，没有特别大型的矿井，只有一些小煤窑，生产的煤炭为民众日常所用，或者作冶铁用〔4〕600。彼时，煤矿公司已经开始采取股份组织形式，所用机器较为先进，生产的煤炭运销省内外，或在矿区附近销售，供冶铁等工业使用；
另有资本家合资开办的煤矿，聘用人员代为经营；
还有族人合办煤矿，这种煤矿投资不多，通过人工挖掘开采，就地销售；
该地最简单的煤矿是在自有土地上挖掘煤窑，就地卖给村民使用，或给铁匠铺燃作燃料〔4〕600。泽州的大阳镇、五里坡是保晋公司经营的大煤矿，其余如松岭、张坡、桃坡村、李村等地为私营煤矿，这几处不仅盛产煤炭，还是著名的冶铁之地，两种行业相辅相成。

民国时期的服务业首推驼行。抗战前夕，晋城县大、小东关一带就有规模可观的骆驼店，其中名气较大的商人是曾任山西河东道道尹马骏的父亲。有学者在2006年对晋城县城关老人做过访问，老人们回忆“早年，在小东关有骆驼店，其一名曰顺存店，位于今县运输公司、供电局家属院一带，店家多是口外人。他亲眼见其到上元巷盐店驮食盐，到行炉之所驮运当地人铸造的加印大锅”〔7〕658。每当秋冬季节，大批祁县、太谷商人，领着从内蒙、晋北一带出来的驼帮，满载着口外出产的皮毛、药材，络绎而来，在晋城外大小东关、赵位一带落脚卸货，补充草料和饮水，然后又满载从南方上来的茶叶、丝绸和当地出产的土布、瓷器、铁货等货浩荡北返〔7〕658。

（二）泽州地区的工商业结构

文章以晋城县、阳城县为例，讨论泽州地区的工商业结构。

1.晋城县：以煤铁、皮金、钢针等行业为主的工商业

晋城县是河南清化镇地区与山西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民国初年，来自“东三省、河北、以及陕、甘、宁、青、新各路商货，悉以此为入豫通衢”〔3〕161，输入货物最多的是来自河南的大批杂货、竹编织品等，晋城县销路最大的是铁货，其次为皮金，最后为钢针，还出产羊毛、羊皮金、羊皮银、丝绸、麻布、蜡、木材等〔4〕254。当地还以出产优质无烟煤闻名，但因交通不便和开采困难，尚未远销各地，仅供附近小型工厂和居民家庭需要。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晋城县的货物输入地主要为太原、河南、河北、天津、四川、陕西等地，输入商品有红糖、煤油、瓷器、帽鞋、皮革、牲畜、棉麻、书笔、土布、丝绸，粮食、卷烟、水果、食盐等类，全年输入总值，计2359950元。晋城县商品输出地主要为天津、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地，输出品有“蛋清、蛋黄、煤炭、铁货、钢针、皮金、刀剪、水果、料器等类，总值计1619400元”〔3〕162，其中铁货、钢针、料器、皮金仍是主要输出商品。

晋城县工商业水平相对发达，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市镇较为繁荣，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彼时晋城县约有一万余人口，县城最大的街道是从东门到西门的大街和从城中心到南门的大街，宽约八九米。东西两门外与南门外都是市肆，南门外商铺林立，繁华之情形可与城内相媲美。

2.阳城县：以煤炭、铸铁、造纸、陶瓷为主的工商业

清朝末叶，阳城的商业已相当繁荣。当时，盐店、当铺，钱庄、粮行等较大商业都操纵在官绅、地主手中，其它商业有群众或集体合伙，或个体单营。辛亥革命后，市场日益兴隆，城内商贾云集，百货畅销，有“小洛阳”之称。全城经营着三四十种行业，有店、铺、庄、号、楼、堂、馆、坊百余家，除“裕顺吕”盐店和“裕通典”当铺两大商号外，还有钱庄、银楼、药铺、饭馆、布店、杂货、书店等，行业繁多，商铺鳞次栉比，服务业发达〔8〕143。

民国十七年（1928年）阳城县已有官办的阳城县银号、新华蛋厂、光华蛋厂、工艺厂、蚕丝厂、手挽厂，个人经营的各类店铺也很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阳城各项工商业数据，从户数、从业人数与年产值作综合考量，阳城县主要行业是煤炭业、造纸业、铸铁业与陶瓷业，接下来依次是面坊、油坊、染坊〔9〕49。据统计，彼时，阳城手工业年产值477870元，“年产煤13.79万吨，比清末增加15%，年产铁411万余斤，比清末增加36.6%，产犁面46万片，比清末增加130%”〔9〕50。可见阳城县的手工业较清末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至于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阳城有商家200至300余户，但是总体来讲呈现衰落之势，较全省来讲已经滞后。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至十六年（1927年），陽城县输往外省产品，入超增长14%，与全省入超降低46%的趋势相悖〔9〕50。

有学者评价，民国阳城商业基本呈现衰落的迹象。其一，因为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享受着优于中国商人的优惠政策与低成本，使得中国商人成本相对增加，竞争力减弱；
其二，是阳城商人发迹后，没有让子女享受先进教育，接受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启蒙，而是继续接受私塾教育，小农意识严重，影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与先进生产理念的传播；
其三，阳城商人富裕后，或者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打击时，没有转变经营理念活观念，而是回到家乡，将财富在家族中分配或者置房、修庙，使得资本不能集中与再投入生产，无力应对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107〕6。

五、反思与启示

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矿产自然资源与交通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社会经济。泽州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条件。但是民国时期由于受到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工商业开始呈现衰败之势。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工商业者墨守成规，不愿扩大再生产，没有适时引进与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资源却难以充分合理开发，致使自身发展逐渐落后，一旦受到外来冲击，则没有抵抗之力。明清时期泽州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工商业在民国时期却走向衰落，惋惜之余，也能带给今日山西经济发展些许启示。

第一，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时，应当积极自我革新，探索转型道路。近代以后，泽州地区乃至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作坊经营已经完全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应及时学习和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解决生产短板，用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突破生产瓶颈，建立近代化的机器化工厂，完成自我革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自我革新，没能抓住机遇趁势而上，使得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西方，为西方列强的经济倾轧提供了可乘之机。联系今日山西，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煤炭产业为全国能源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全省对煤炭经济的过度倚赖，“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粗放型发展模式，影响了山西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山西处于转型发展关键阶段，只有紧跟国家政策优惠，推进能源革命，一方面优化煤炭产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转变发展观念，优化生产结构，全力促进新能源的利用，才能全方位推动山西高质量发展。

第二，政府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将健康的政治生态与商业生态有机结合，激发商人活力，培养造就一支优秀的商人队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与价值。“亲”要求政府履行服务型职能，切实为企业家打造有利、公平的营商环境，放开民间投资领域，实行“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标准；
不断出台各项法规，维护商人合法的投资利益；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加强激励引导，让企业家勇于担当、投身转型；
创优政府服务，深化“放改服”改革，让企业家便捷办事、减轻负担〔11〕。“清”则要求政商关系淡如清水，“相敬如宾”，不讲“私情”，不涉及利益纠纷。民国初年，在其他行业都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山西包括泽州在内的账局、票号之却一蹶不振，主要原因在于这些金融组织长期与清政府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发生后，所依赖的客户不复存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逐渐被新兴银行代替。山西商人虽然凭借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能获得经营的若干特权，取得巨大利益，但是清政府并没有为山西商人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是巧立名目勒索、搜刮，让其负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导致商人难以进行资金周转，不堪重负，最终走向衰落。

第三，商人自身要时刻保持勤俭、诚信、进取的品质，保持头脑清醒，才能不被外部诱惑，要开拓视野，将资金不断运用到投入再生产的过程中。当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看待民国时期泽州工商业的衰落及缓慢发展，当时商人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压迫之下，如果不被打破、重建，那么就很难改变现状，进行自我革新，彼时商人具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不能单纯地要求商人不断创新发展，而是应该多方面去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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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雅秀.打造新型政商关系再创晋商辉煌〔N〕.太原日报，2018-01-09（06）.

责任编辑杜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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