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一直认为，读书是一場旅行。既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自由和快乐，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宣泄和释放，更可以让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洗礼和升华。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读书改变了我的人生，提升了我的专业成长，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一、读书：对我的人生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家里是买不起书读的。再者，求学是在乡村小学，也没有什么书可读。但可能是命运的驱使吧，腿上的一个毒疮给我带来了读书的机会，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记忆中，读小学四年级时，我腿肚子上生了一个毒疮，做了在当时被认为是“大手术”的治疗，术后遵医嘱在家休养。邻居中有一位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他经常带人去抄家，也因此而抄到了类似《苦菜花》《迎春花》《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籍。可因为是文盲不识字，他就把抄来的部分书偷偷地拿给我看，然后让我偷偷地讲给他听。那个年代，书非常稀缺，而像这样的“毒草”更是少见。我因腿脚不能走路，有书看可解闷，也就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那时识字不多，但我借助这位“造反派”给我搞来的一本字典啃读了起来。白天父母出去干活了，我一个人在家看书，晚上那位邻居带着几位好伙伴来我家，我给他讲白天从书中所看到的故事片段。当时，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一方面我有书看可解闷，还有人来听我讲故事;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读书中学会了，认识了许多字。
自此以后，即使我的腿痊愈了，但我还是坚持有时间就读点书，想尽办法找书看。在我的印象中，小学和初中阶段，我除了看过上面提到的名著外，还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当时的“禁书”，也看过《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红色革命书籍。看过这些书以后，我就讲给邻居们和同学伙伴听。渐渐地，我因读书、讲故事在这个村庄有了点小名气。我记得，那时的夜晚，只要我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是村民聚集最多的地方——他们都来听我讲书中的故事。就这样，在年少时代，托这位邻居的“福”我读了许多书，虽然那时不懂得读书的真正价值，但我从书中读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懂得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我的知识面大大地拓展了，懂得的事自然也就比同龄人多得多，更重要的是我的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从此，我爱上了读书，也爱上了讲故事——一直讲到我读大学离开村庄。虽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喜爱，但今天想来，这应该是我与书的初缘，也是我后来读大学选择中文系的原始动因：它让我认识到了读书很重要，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因为书读得多，我成了村里的“文化人”。那时，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之前，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或《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由于很多社员是文盲，学习时需要有人来读，很自然地，这个任务也就落到了我的身上。同样，生产队或学校要写点什么也都会想到我。还记得，自己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写作是在读初中的时候，那时的语文课是没有统一的语文教材的。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全国人民都必须学习的《毛主席语录》。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老师范毕业生，他在语文教学上很有一套。语文课没教材，他就自己选编了一本毛泽东著作让我们读。这本选编大约由20多篇（段）毛泽东的文章组成，当然少不了当时有名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位范老师在课堂上借助“选编”给我们上语文课，指导我们怎样去读文章。每篇文章读完，都要求我们写一写学“毛选”的心得体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读后感”）。那时候的语文教学，能结合阅读写一写读后感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因为我读了许多书，写作水平在班内也是“出类拔萃”的，作文常被当作范文。班里或学校里要搞宣传活动，总会想到我，于是我也就成了学校的“小写手”。有一次学校要举行一次活动，我被校长指定为全校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次写作，距今过去50多年了，记忆中所保留的痕迹更多的是发言本身，而非发言稿的写作。隐约记得这篇发言稿写了满满两页半，大致内容主要是表决心，因为内容、语言的丰富和与众不同，我的发言收到了热烈的掌声。虽然那次演讲稿自己事实上是“被写作”，但因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重要创作，因而留下终身印象。多年后，当我走进大学中文系，再次回忆起那次演讲，我才感觉到，这次演讲之所以受到了好评，主要是我无意中用上了自己平时读书时所积累的东西。再以后，走上语文教学这条路，我才从中切身地感悟到了两点：一是读书本身的价值不在于你读了什么，而在于你是怎样去读、怎样去用的;二是读书本身似乎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种途径，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积累，生活（间接）的积累。这种感悟一直影响着我一生的读书观和写作教学观，当然也影响着我人生之路的走向。
二、读书，让我对自己专业发展有了明确的认识
读书是一种习惯，在丰厚知识、开阔视野方面是其他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替代的。大学期间，我爱好读书是出了名的。我读的大学是杭州大学，杭大中文系有一大批文化名人和著名教授，如夏承涛、徐朔方、郭在贻、刘操南、王驾吾、蔡良骥等，这些老先生广泛的阅读涉猎、丰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阅读。我的阅读爱好和阅读面在他们的影响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记得为了买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拿出了一点一滴从大学生活费中“克扣”下来的所有“积蓄”，忍受着半个月不吃荤的“艰苦”，彻夜排队买书;为了多读点书，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揣着两个馒头，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大学期间，我读了大量的名家学术名著，如王力的《古代汉语》、高名凯的《语言学概论》、朱光潜的《西方文学史》、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等。广泛的阅读涉猎，为我后来的工作与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我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了一名语文教师，也成了一位丈夫和父亲。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但读书的兴趣依然浓厚，读书的习惯依旧未变。所不同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倾向于专业书的阅读。当然，起先阅读这些专业书，更多的只是停留在选择对课堂教学有用的、且拿来就能用的一些专业性读物上，比如一些教学理论书、名师课堂教学实录、优秀教学设计等。读这些书更多只是为了上好课，阅读的目的是为了实用。但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我也从中悟到了教学的一些门道，逐渐感受到这些著作背后所渗透、蕴藏着的名师们的先进教学理念、教学经验与教学智慧。记得当时有一位叫蒋治和的老教师，听了我的课后，送了我一本好像叫《名师课堂教学实录》的书。他说：“你好好读读这本书，也许对你的教学有帮助。”我认真地读了起来，读到了陈钟樑、钱梦龙、于漪、李吉林等先生的教学实录与文章，边读边思考，还记了满满的一大本读书笔记。记得我评上特级教师时，当地电视台要给我拍个成长专访，我拿出了这本读书笔记，令拍摄组成员大为惊讶，于是临时决定，就以这本笔记为专访的切入点。（可惜，几经搬家，这本笔记本丢失了！）可以这样说，这本书对我后来执著于课堂教学、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7-1998年，我被推荐为浙江省高中语文跨世纪班学员，在浙江教育学院（现为“浙江外国语学院”）跟随蒋成禹先生学习，这个班当时是浙江省为培养跨世纪特级教师而开办的。两年的时间里我接触到了许多名师大家和在省内教学上颇有成就的同学，如褚树荣、胡勤、沈江峰、黄晓红、程继伍等。他们对我后来的专业发展影响极大。记得蒋成禹先生指点我谈读书的事就有两次，一次是去广州学习，蒋先生特意跟我说：“郭吉成，你要再往前走一步，还需要去读一点教育名家的书。读了还不够，还要结合自己的教学作些思考。”他还说：“读书不在于读多少，而是要结合自己的教学反思，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给我推荐了几本名著，其中就有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另一次是我在这个班即将结业时，蒋老师还特意给我寄了两本有关教学理论的书，并告诉我先读这两本书，然后再去读《魏书生文集》，思考一下，魏书生的教学模式有什么可以借鉴和解构的。也正是在蒋老师的启发下，我通读了《魏书生文选》，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结合自己的教学，联系相关教学理论进行思考分析，于2000年完成了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还给学生一个自主学习的空间——魏氏教学管理模式的结构》，在《教学月刊》杂志上发表，随之，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对课堂教学模式的大讨论。
随着教学经历的延伸，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位教师，尤其是作为一位语文教师，是需要有更多的阅读量的，因为阅读是对一位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没有阅读，我们就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无法适应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学生的需求。当然，作为专业技术人才，教师不仅需要读文学作品，也需要多读一点教学理论书籍，读一点适合自己专业的书，甚至读一点专业之外的书，这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教师需要有广泛的阅读视野。我相信这样一句话：教师的视野有多宽阔，学生的视野也就有多宽阔。而这“视野”源自于不断的阅读，在阅读中更新思想，更新理念，甚至更新自己的教育行动。高中统编教材中编入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整本书阅读，如果我们教师在教学时仅仅阅读这本书，那是不够的，对其中的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宗法制度等概念的理解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我们在读这本书的同时，再去读一读费孝通的《江村日记》、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么，对《乡土中国》中的许多深奥概念，可能會在比较中理解得更深刻到位。这就是视野，而有了这种视野，我们的教学底气会更加充足。
阅读专业书籍有时会显得有点枯燥，但只要坚持去读，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座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大矿藏。坚持阅读，你就会在你的专业上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三、读书，使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读书能打开人生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我逐渐认识了自己，参悟了一些生活的道理。同事跟我说，也许是年龄的增长吧，选择书籍时与之前比较似乎会有所挑剔。想想也是，回想起来，虽然我读书一般不太挑剔，但到了一定的年龄，我的阅读内容似乎也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进入不惑之年，我便关注到了一些纪实文学，尤其是一些记述人生苦难经历和奋斗修行的纪实文学作品。比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冯至的《杜甫传》、厚夫的《路遥传》、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弘一法师的《中国人的修行》、民国文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岳南《南渡北归》等。读这类书，让我更加认清了自己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也让我更进一步明确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并成就了我生活的原则，这就是我常跟徒弟们所说的“做事先做人”“做学问先做好人”。
我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艰难贫困的生活没有让他倒下，而是让他更加坚强。他坚信生活总会回报那些勤奋的人，他还坚信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在56岁那年，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要安安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原则，却是留给我们兄妹的最好的财富。我们一直以来都遵循着这一原则做人、做事。当然，以前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意识和原则越来越强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应该与我的读书经历有关。生活不易，活着更不易，但只要活着就要活出个人样来。这一点在读了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高兴》后尤其让我感受深刻。100多年前，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塔希提岛上创作了一幅伟大、深刻、具有深远象征意义的布面油画作品，名为《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也许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即使走到文明的终结、宇宙的灭亡，也不一定能对这三个问题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积极快乐地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在这世界上会经历苦难与悲剧，但也总会迎来幸福与宁静。因为我们活着，我们也必须活着。
也许是基于家庭出身和阅读带给我的最朴实的认识，我在生活中最敬重的恰是处于最底层的劳动者，而我也因此被这些劳动者所尊重。记得几年前，晚自习轮到我值班。9点多晚自习快结束时，我去教学楼，正好遇到学校一位年龄较大的外请保洁工在用拖把拖洗楼梯。我站在旁边待他拖完最后一阶时走了上去。这时，这位老人把我叫住了，对我说：“我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明天起就不在学校做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句‘谢谢！”我说：“为什么要谢我啊，我没做什么呀！”他说：“我谢你，是因为你对我们这些勤杂工的尊重。是因为你遇到我拖地时，从来都不从我的拖把上跨过去，而总是站在旁边等我拖完最后一点才过去。全校只有你一人能这样做。”我说：“这没什么的，习惯了！”他说：“这习惯就是对我们的尊重。”这件事过去多年了，但我一直记在心头。我想，这跟读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肯定有间接的关系——是读书让我逐渐明白了生活、做人是怎么回事。
最近在读莫言的《晚熟的人》和贾平凹的《暂坐》，两本小说写的是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作为人，他们都在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与这个社会交织、融合、分裂着，奔波忙碌，劳作奋斗，有落差，有错位，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我想，这种人间烟火气正是生活的真实。要真正走进这人间烟火，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经受各种坎坷，甚至磨难。有人评价我，说我总是那么快乐地生活，是一棵常春树。这种“快乐”“常春”源自何处？我想，大概还是源自读书吧！
感谢书，是书给我的生活和事业注入了一股股清泉。
（作者单位：浙江安吉县安吉高级中学;作者系特级教师、浙江省首批正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 晁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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