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

陈欢

摘要：关怀伦理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创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个年头。其间，学者们将其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名为“关怀运动”的潮流。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关怀伦理学大致能梳理出五种研究进路，即：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工作进路、实践与价值进路和美德进路。通过厘清各条进路的具体观念，便可探讨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既包括挖掘关怀伦理学的内部结构，又包括清理关怀伦理学的逻辑演进。

关键词：关怀伦理;“关怀运动”;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1-0023-06

女性主义者认为，长久以来，西方主流道德理论都关乎理性，追求不偏不倚，没有给关怀、偏爱留下足够空间，忽略了人的真实存在的完整性。社会的偏见、观念的局限导致了道德理论发展的不完整，我们的道德理论就像一个成长不健全的孩子，一条腿非常粗壮，另一条腿特别孱弱。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关怀伦理学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普遍认为，西方关怀伦理学发端于吉利根（Carol Gilligan），其著作《不同的声音》着力刻画了“关怀”概念，并将其与女性经验相关联，特别是与情感和情境相关联。通过设计经验心理学实验，吉利根敏锐地发现，女性与男性在道德思維上有着显著的种类差异。然而纵观整个西方伦理学史的发展，女性的道德视角始终被忽视或藏匿。对此，吉利根感到不满，她强烈呼吁学界重视女性所要求的“不同的声音”。通过经验心理学实验和访谈，尤其是从不同问题意识出发，吉利根重新探讨了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海因兹偷药”思想实验①，她敏锐地发现，在从事道德活动时，男性与女性往往会持有不同的行动倾向：当出现道德两难时，男性大多遵循独立、自主和自我负责的原则，以一种个体主义的方式来采取行动;相应地，女性则更善于体会他人情感，从维系既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寻求道德困境的解决方案。吉利根将女性的特质命名为“关怀”，并精准地总结道：“男孩在游戏中更关心规则，而女孩则更关心关系。”② 《不同的声音》既是第二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品，也首次在理论层面凸显了关怀的重要性。吉利根力图借助“不同的声音”一词，将养育者、帮助者和关怀者这类带有女性角色意味的身份推上道德哲学的舞台。吉利根认为，并非女性的道德水平不如男性，而是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在关系、情感与情境之中思考道德责任，全然不同于讲求形式、抽象、权利和原则至上的男性道德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女性的“关怀的声音”不仅重要，更是一个必须被当代道德哲学认真对待的论题。

继吉利根《不同的声音》之后，诺丁斯（Nel Noddings）于1984年发表了在关怀伦理学领域里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关怀：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女性主义进路》。诺丁斯基于吉利根的经验心理学研究成果，将关怀进一步概念化、系统化和理论化，开启了关怀伦理学全新的理论谱系。随后，关怀伦理学研究便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逐渐形成五种主要理论流派，即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工作进路、实践与价值进路和美德进路。可以说，每条研究进路都为我们审视“关怀”现象提供了有益帮助，研究者们各自的视角既丰富了关怀理论学的概念系统，也形成了群雄逐鹿、百舸争流的局面。

一、关系进路

关怀伦理学的关系进路以诺丁斯为代表。诺丁斯对吉利根的理论做了哲学化解读，提出了“关怀者”、“被关怀者”以及“被关怀者确认关怀者的关怀行为”的基本框架。诺丁斯积极地响应了吉利根的主张，将自己的著作《关怀（Caring）》的副标题命名为伦理与道德教育的“女性进路（a feminine approach）”。擅长数学思维的诺丁斯借助形式语言，精准地刻画了关怀者（carer/care giver）与被关怀者（cared-for/care receiver）之间相互成全的“关系”模型。在随后的40余年里，诺丁斯不断完善其理论中的概念细节，如“同情”（sympathy）、“关注”（attention）等，其思想不断成熟，使关系进路成为关怀伦理学中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

诺丁斯认为，关怀关系是关怀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为此，她将关怀关系的两端分别命名为“关怀者”（carer，或caregiver）和“被关怀者”（cared-for）。在诺丁斯看来，关怀的本质是关系，关怀中的当事人互相肩负着构建、维系与巩固这段关系的义务。诺丁斯的关系进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2007年为第一阶段③。诺丁斯主张，若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表征为{（A1，B1），（A2，B2）……（An，Bn）}的集合，A为关怀者，B为被关怀者，（A，B）构成关怀关系当且仅当：（1）A意图去关怀B，也即在A的意识中产生了对B的关注和动机位移;（2）A实施了与（1）相应的行动;（3）B确认（recognize）了A对B的关怀。第二阶段为2007年至今④。诺丁斯考虑了婴儿和植物人等极端情形案例，对条件（3）进行弱化。一方面，她把“确认”改成了“回应或确认”，兼容了那些不具备认知能力的主体（婴儿与植物人）的回应情形;另一方面，诺丁斯认为在极端情形中，可以将条件（3）替换为三条追加原则：（4a）A继续感受B的诉求，并期待着B的回应;（4b）在A实施关怀行为的过程中，B并没有表现出能够被观察到的拒绝反应;（4c）经验表明，如果B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回应，那么其反馈将会是积极的。毋庸置疑，相较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关系进路更具包容性。

在所有立场中，关系进路无疑是最早形成、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视角，甚至后来的活动进路、工作进路乃至实践与价值进路，都在不同程度上预设了关系进路的存在。根据吉利根与诺丁斯的理解，关怀是以维护关怀关系为导向的，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的互动共同铸就了关怀，就此而言，关怀的本质是互惠性的。此外，关系论者还主张，关怀侧重情感和语境，不能为理性或普遍的抽象规则所穷尽，与女性思维更具亲缘性。然而，过分将视野收缩至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容易陷入私人领域的窠臼，好似关怀仅发生于熟识者之间，无法拓展到政治或社会这类陌生人领域。与此同时，一味凸显关怀的女性气质，无助于将关怀发展成一门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学。于是，特朗托（Joan Tronto）和费舍尔（Berenice Fisher）率先将关怀从“关系”扩展到了“活动”，以一种更广袤的视野来理解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

二、活动进路

自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关怀虽然与性别相关，但不能拘泥于其中。特朗托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号召学界突破“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的藩篱，将关怀纳入到政治与社会语境之下，开创了以“活动（activity）”为基础的理论谱系。所谓性别意识形态，是指过分青睐于女性道德特征，进而将女性道德的优先性置于其他道德理论或系统之上。特朗托认为，尽管吉利根早年的著作里没有刻意强调女性意识形态，但在关怀伦理学的后续发展中，女性道德无疑成为了一个显著的问题意识⑤。而关键在于，道德情感与性别之间并没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过分强调男女之间的道德差异，无异于预设了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本质”属性，似乎关怀只属于女性，而与男性无涉。然而事实上，关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需求。

在发觉了性别意识形态对关怀的遮蔽后，该如何公允地探讨关怀呢？特朗托建议用“语境化的道德（contextual moral）”来重新安置关怀，把“普遍化的道德（universalistic moral）”视为自己理论谱系的对立面。从普遍主义的视角来看，道德基于理性才能得到有效说明，而理性的标志便在于诸种可普遍化的原则，无论是康德（义务论）所倡导的“绝对命令”，还是边沁、密尔（后果论）等学者主张的理性计算，都彰显出抽象化、形式化和逻辑化在社会领域里的运作。为此，特朗托回顾了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梳理了哈奇森、休谟和斯密的思想，并指出男性同样有“重视关联”等情感属性，真正的道德并不体现于普遍主义者口中的“去语境化”，恰恰相反，有血有肉的行动者置身于具体的情境，积极发挥自身的道德能力，方可真正落实道德。

那么特朗托是如何论述关怀本身的呢？特朗托认为，关怀是“为了使生存的‘世界’尽可能变得更好，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旨在维系、持续和修复这个世界的活动”⑥。此处，生存的“世界”所指的对象包括人类身体、自我以及环境等等，凡是以上述事物为导向，并且实施了积极、正向的相关活动，均是一种关怀。相较于诺丁斯，特朗托与菲舍尔充分地拓展了关怀，不仅将“事物”拉入到关怀的理论谱系之下（而不是只注意到人际间的关怀活动），同时也把关怀从道德中解放至社会、政治场域之中，并使活动成为当今关怀伦理学界引用最为频繁的定义之一。

然而，特朗托虽拓展了关怀的论域，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其“活动”概念过于泛化，以至于反对者指出，许多与关怀不相关的人类活动也能顺理成章地纳入到关怀的名义之下，这既违背我们的道德直觉，也使关怀失去了独特的道德价值。为此，布贝克（Diemut Elisabet Bubeck）、基泰（Eva Fede Kittay）和赫尔德（Virginia Held）分别在“工作”和“实践与价值”层面，细化了“作为活动的关怀”理论，构建了具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工作、实践与价值理论谱系。

三、工作进路

对活动进路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是，某些“活动”的确可以维系、持续和修复世界，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好，然而这些“活动”未必就是“关怀”。那么，如何公允地彰显关怀的独特价值，就成为了布贝克的理论着力所在。布贝克细致化了特朗托的主张，为关怀赋予了更为具体的限定条件。在《关怀、性别与正义》一书中，布贝克对关怀给出了自己的定义：（1）关怀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2）关怀实现于“面对面”互动之中⑦;（3）被关怀者自身无法实现关怀者所给予的那种关怀;（4）表达情感的活动或行动不一定是关怀;（5）给予了关怀功能性（functional）的定义⑧。布贝克认为，作为一种活动，关怀具有不可简化的社会本性（social nature），因为它涉及到指向他人的活动，且这种活动具有利他性。但是布贝克认为，对于关怀者而言，关怀往往是一种负担（burden）。更为重要的是，关怀是性别化的（gendered），在勞动的性别分工中，关怀活动大部分落在女性这边，女性作为关怀者处于被剥削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贝克特别区分了关怀和服务（service）。所谓服务，是指对宽泛意义上的需求、要求或利益的回应，此类回应可以是无偿的或有偿的，但无论其形式是否牵扯到金钱，此类需求在原则上都能由被关怀者自己满足。通过区分“关怀”与“服务”，在保留活动进路底色的同时，布贝克摒弃了该立场所导致的关怀过于宽泛的问题，进而聚焦于关怀的独特性，尤其是关怀在工作领域里的体现。然而布贝克虽提出了“作为关怀的女性工作（women’s work as care）”，但其本人曾坦言并无构建工作进路理论谱系的雄心，其论述的焦点依然基于活动进路而展开。所以出于尊重学者意愿的考量，笔者此处将布贝克的思想视为活动进路到工作进路的重要过渡，工作进路这一理论谱系的真正实现是由基泰完成的。

如果说布贝克的“关怀”与“服务”很好地凸显了关怀的独特性，那么工作进路的坚决拥护者基泰则从根本上论证了关怀的工作维度。工作进路的正式提出者是基泰。从人的脆弱性出发，基泰强调了人际关系并不像自由主义所假想的那样独立且自主，相反，人际之间的关系以“依存性（dependency）”为根基。人际间的依存关系是常态现象，而不是例外状况，自由主义的独立自主假设反而有例外的嫌疑。一切与相互依存性关联的工作必须基于关怀、关切（concern）和关联（connection）才能得到理解。基泰指出：“对依赖他人者（dependents）的关怀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不仅存在于家庭，也存在于托儿所和医院等各种公共场所，“关怀者”亦是“依存工作者（dependency workers）”。基泰用“依存工作者”这一称呼来淡化女性作为关怀者的刻板印象，社会上确实大部分关怀工作都是由女性完成，但男性也可以成为依存工作者。

基泰指出，人的脆弱性尤其集中体现于幼儿、病患、长者和残障人士当中，此类弱势群体是社会成员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免受伤害，他们有权向社会寻求保护，相应地，社会便需要特定的群体（父母、亲友、机构等）来实施关怀活动。因此，基泰认为，关怀虽有道德的面向，但绝不是单纯的道德事件，最应该强调的不是关怀的道德属性，而是关怀的社会属性。将关怀与社会职能和社会义务挂勾，并将其建制化，明确地赋予关怀以社会经济地位和价值，才能将依存工作者从关怀的重负中拯救出来。由于基于依存关系而产生的关怀工作是以消耗时间、精力和金钱为代价的，所以依存工作者（即关怀工作者）也有权利向社会机构寻求相应的保护，以使其免于因照顾弱势者而牺牲自身的福祉。依存工作者即关怀工作者不应该是无私奉献型的自我（giving self），关怀不应该是对依存工作者的压迫（coercion）。正如基泰所言，“这种要求是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的权利，在其中人们可以给予关怀，而不使关怀成为对自身福祉的负担”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中，不管是活动进路向工作进路过渡的布贝克，还是工作进路的正式提出者基泰，都认为以女性为主体的关怀者在社会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呼吁改善其弱势地位。基泰通过强调“关怀是一种工作”，强调关怀的社会属性，将关怀的重负从女性身上卸下。工作进路的理论谱系基于关怀的活动论主张，精细地阐释了关怀在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关怀工作之于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性，捍卫了关怀作为工作的合法地位。

四、实践与价值进路

实践与价值进路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德。赫尔德所提出的关怀伦理学的实践与价值进路是一个杂糅的立场，是一种整合关系进路、活动进路和工作进路的全局式理论。此进路早在赫尔德1995年的文章中已初露端倪：“我现在有点试探性地认为，关怀是一个更广泛的道德框架，正义应该融入其中。在我看来，关怀是最基本的道德价值。经验性地来说，作为一种实践，我们可以说，没有关怀我们就不能有生命......作为一种价值，关怀指出了许多实践应该包含的内容。”⑩ 赫尔德当时的立场已经锁定了“关怀”、“实践”、“价值”这几个关键词，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概念定义，概念框架相对单薄。我们既无法看出关怀、实践与价值之间的丰富关联，其理论立场也不足以抗衡其他版本的关怀理论。直至2004年，赫尔德才在文章中系统论述了作为实践的关怀，以及作为价值的关怀究竟是什么。

赫尔德认为，关怀伦理与关怀行为的后果有内在联系，比如一个人有同情心，但是不熟练、不善于做关怀工作，就不能提供良好的关怀。但并不是说关怀伦理是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关怀行为可以有内在的道德价值，也应该通过它们所表达的意图来评价。可是赫尔德接着指出，关怀伦理也不是美德伦理的一种形式，因为美德伦理聚焦于个人及其性格品质，而关怀伦理聚焦于相互依存的人之间的关怀关系。可见，赫尔德兼收并蓄，强调了其理论的多重基石。

不过也应当注意到，赫尔德并没有直接照抄其他研究进路，除了认可关系进路之外，她较为详细地批评了其他进路。一方面，赫尔德认为活动进路的代表人物特朗托的关怀理论过于宽泛，在纳入与关怀不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同时，使关怀失去特殊性。赫尔德指出，如果将一切旨在维持和修复世界的活动都定义为关怀，那么零售业、建筑房屋等许多活动都是关怀，难以彰显关怀的特殊之处。其次，赫尔德认为布贝克的关怀理论将关怀主要交付给公共服务，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缺少了情感、动机的面向，容易导向功利主義。此外，赫尔德对美德进路也做出了批评，认为美德进路过于侧重动机，而忽视了关怀行动（劳动）及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且美德理论过分聚焦于关怀者自身，忽略了被关怀者。

总的来说，赫尔德认可关怀作为一种关系，一种关怀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共享利益的关系。为此，赫尔德提出了“作为实践的关怀”与“作为价值的关怀”，依托关系进路，来串联活动、工作、美德进路，揭示了“实践”与“价值”这两个概念是如何统摄上述所有元素的。实践的概念如何界定？通过与劳动（labor）或工作（work）的比较，赫尔德对其做出了限定，认为关怀是一种劳动，但远远不只是劳动。类似地，关怀是一项实践工作，但又不是一般的实践工作，因为既要考虑关怀的动机，也要考虑关怀的效果;关怀作为一种实践，需要考虑正向的、积极的、应该遵循的价值观。总之，赫尔德认为，关怀伦理是建立在对关怀劳动和关怀实践所包含的价值的认识之上的，关怀既是实践，又是价值。实践与价值立场赢得了不少学者的赞誉，奥苏吉（Peter Ikechukwu Osuji）、恩斯特（Daniel Engster） 和桑德—施托德（Maureen Sander-Staudt） 都在不同场合支持过赫尔德的主张。然而，由于赫尔德过于僵化地对待哲学概念，致使其实践与价值立场无法成为一个融贯的理论框架。斯洛特（Michael Slote） 指出，实践与价值理论不仅没有统摄美德与行动的能力，该理论对美德立场的指责也是站不住脚的。笔者亦发现，在界定“行动效果”时，赫尔德的相关言论存在矛盾。此外，将行动效果视为关怀的必要条件之一，会无形之中给予关怀者许多道德上的不公正待遇。而关怀伦理学必须向前推进。

五、美德进路

在当代关怀伦理学的思想光谱中，不少学者选择了美德进路。在西方，美德伦理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人们不迷恋富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却渴望“完善的生活”“好的生活”。如果说“好生活”是人生的目标，那么德性作为卓越的品质就是赢取“好生活”的力量，对爱德性的人来说，美好的生活就是灵魂合于那最完满的德性的现实活动。1958年，以安斯康姆为发端，开始了伦理学中的美德传统的复兴，在后续60年间，逐渐形成了以美德概念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而关怀伦理学的美德进路所依靠的思想资源就是美德伦理学。美德论者反对将行动所带来的效果（后果论），抑或是可以普遍化的理性原则（义务论）视为伦理学的基础，行动效果和行动本身能否普遍化虽然重要，却不是伦理学的根基。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理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美德、后果和方法，彼此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将何者置于核心基础地位。

美德伦理学的兴起，为我们定位关怀伦理学提供了新的方向。那么，关怀是一种美德吗？如果是，关怀在美德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少美德伦理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概念层面，“关怀”与“美德”有种天然的亲缘性，甚至说得彻底一些，关怀就是一种美德。当然，简单地并置这两个概念并不会带来多大的理论增益，我们还必须深度阐释：当关怀与美德相遇，这场邂逅会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后果？于是，美德论者纷纷借用自身思想资源，来构建关怀伦理学的美德进路。支持美德进路的学者大多秉持着一个共识，即作为美德的关怀，体现于关怀者自身的品质（character）、特质（trait），抑或是行动背后所体现出的动机（motivation）、行动倾向性（disposition）。也就是说，构成关怀道德基础的成分既非关怀行动，也不是关怀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关怀行动及其行动后果的前提条件——关怀者的内在状态。

斯洛特是關怀伦理学的美德进路的代表人物。斯洛特认为，关怀的最终标准体现在关怀行动是否展现了关怀者的动机或倾向。斯洛特早年主张道德与美德的视角转换，从“美德”视角介入，来探寻道德本性，以期超越义务论或功利主义的相关局限。随着理论的推进，斯洛特明确地将关怀伦理学的本质界定为“基于行动者”（agent-based）的美德伦理学，凸显了行动者动机、倾向性、品格或品质特征等内在心灵属性。与此同时，斯洛特试图整合美德论与关怀伦理学，认为行动者的关怀动机是行动者行动的基础和评价准绳。自2004年起，斯洛特开始着手研究“移情（empathy）”概念，并在《关怀伦理学与移情》一书中首次将移情视为关怀、仁慈和同情的主要机制（primary mechanism）。在他看来，“关怀动机植根于、并且维系于我们关怀他人的移情能力之中”。换言之，借用移情概念，斯洛特阐述了一种独特的、基于移情的美德进路——关怀伦理学由美德（尤其是行为者的动机）奠基，而美德由移情奠基。斯洛特的美德立场引起了麦克拉伦（Margaret A. McLaren）和哈瓦尼（Raja Halwani）的共鸣。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同学者对美德在关怀理论中的定位持有迥异的态度，比如有的学者主张关怀与美德的结合，有的则强调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保持一种开放性。不过总的来说，美德进路的核心立场是，将关怀奠基于行动者的美德，即行动者的动机、品质、特征或行动倾向，认为关怀是美德的体现，一种关怀伦理的美德进路可以用来理解所有的道德行为。也就是说，关怀伦理可以作用于整个伦理或道德。

总的来说，通过对关怀伦理学的发展、演进，以及主要构成进行深入的理解，我们刻画出了关怀的五种面向，即“作为关系的关怀”：关怀的本质是关系，处于关怀关系两端的关怀者与被关怀者负有构建、维系与巩固这段关系的义务;“作为活动的关怀”：为了使世界尽可能变得更好，我们所做出的一切旨在维系、持续和修复这个世界的活动;“作为工作的关怀”：关怀是对他人需求的满足，实现于“面对面”互动之中，并且被关怀者自身无法实现关怀者所给予的那种关怀;“作为实践与价值的关怀”：关怀是种实践，而实践则渗透着评价性标准，并且该标准总是遵循着正向的、得到社会承认的价值观;“作为美德的关怀”：美德体现在关怀者是否充分施展了他关怀他人的内在动机。由此，关怀伦理学的理论谱系基本得到厘清。在其中，从理论基础来看，颇具解释力的立场是以斯洛特、麦克拉伦和哈瓦尼为代表的美德立场，将关怀视为一种美德，注重行动者自身的关怀动机和关怀他人的利他倾向性，是彰显关怀的道德价值的最好方式。但是，仅从理论基础的视角审视关怀，无法展现关怀的丰富性。当视野聚焦于关怀的现实性维度时，就不得不关注以特朗托和菲舍尔为代表的活动进路，该进路是考察一个关怀行为有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的途径。当然，活动进路的界定相对宽泛，会将许多与关怀不相符合的行动也拉入到关怀的范畴。为了更好地应对活动进路的不足，实践与价值进路对关怀伦理学的补充值得我们重视。赫尔德等学者明确指出，关怀中要渗透积极的、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以将关怀区别于普通的日常行为。不过，虽然作为实践与价值的关怀有其理论优势，也依然不能将它视为关怀伦理学的基础，因为实践与价值立场过分侧重于关怀效果，而这对关怀来说太过冗余。此外，布贝克指出，关怀不同于提供服务，对于被关怀者来说，只有当关怀者施以的活动是被关怀者自己无法胜任时，真正的关怀才得以发生。上述关怀观被基泰等关怀伦理学家应用于社会政治制度之中，成为了保障关怀实施的必要方式。

众所周知，伦理学是一门具有广泛实践属性的学科，对现实有着指导意义。伦理学不会忽视对社会现状的关照，而关怀伦理学更是一种能够与各类应用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人类进步的伦理学。通过对关怀伦理学理论谱系的细致梳理，可以助益于伦理学大厦的构建和人类社会的完善。

注释：

① 海因茨的妻子重病将死，只有一种昂贵的药可以救她，贫困的海因茨恳请全城唯一拥有药剂配方的药剂师便宜售卖或赊账未果，故而撬开药店门偷走了药。

②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982）， p.16.

③ Nel Noddings，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69; Nel Noddings， Starting at Home：
Caring and Social Poli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19.

④ Nel Noddings， Caring as Relation and Virtue in Teaching， Working Virtue：
Virtue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Rebecca L. Walker， Philip J. Ivanhoe （ed.s），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1-42.

⑤ Joan Tronto，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77.

⑥ Berenice Fisher and Joan Tronto，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Caring， Circles of Care：
Work and Identity in Women’s L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40.

⑦ 布贝克此处的“面对面（Face-to-face）”是在相对宽松的意义上讲的，打电话（Ear-to-ear）和写信（Eye-to-eye）也属于广义上的“面对面”。“面对面”的核心在于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积极且有效的沟通。

⑧ Diemut Bubeck， Care， Gender， and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p.129-137.

⑨ Eva Feder Kittay，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66.

⑩ Virginia Held， The Meshing of Care and Justice，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1995， 10（2）， p.131.

“Care as Practice and Value”（2004）一文后收录于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2006）一书中，不过，就实践与价值的最早系统论述时间，还是应该定位于2004年，而不是2006年。见Virginia Held， Care as Practice and Value， Setting the Moral Compass：
Essays by Women Philosophers， Cheshire Calhoun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59-71.

Virginia Held， Morality， Care， and International Law， Ethics & Global Politics， 2011， 4（3）， pp.173-194.

Virginia Held， 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1-36.

Peter Ikechukwu Osuji，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Autonomy and Informed Consent，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4.

Daniel Engster， The Heart of Justice：
Care Ethics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ureen Sander-Staudt， Care Ethics：
A Different Voice for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Ethic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Ethics， Patrick Lee Plaisance ed.， 2018， pp.191-214.

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Michael Slote， Under the Influence：
A Very Personal Brief History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Ethics，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Michael Slote， Reply， Analytic Philosophy， 2011， 52（4）， pp.337-348.

Michael Slote， From Morality to Virt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xiv.

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4.

作者简介：陳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44。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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