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同胞支援红军长征

黄黎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7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进入四川甘孜藏区。

在这15个月的时间里，红军经过泸定、康定、丹巴、道孚、乾宁、炉霍、甘孜、瞻化、雅江、理化、稻城、定乡、得荣、巴安、白玉、色达16个县的广大地区。如此庞大的军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驻留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如果没有藏族同胞的积极拥护和热情支援，后果不堪设想。朱德曾在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大会上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继续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可以说，四川甘孜的藏族同胞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甘孜地域辽阔，但是自然环境恶劣，且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农奴制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资极度匮乏。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藏族群众对汉人有着一种“天生”的敌视态度，加之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他们对红军尤其如此。对急需休整的红军来说，如何从藏族同胞那里解决吃饭问题，确实困难重重。

为此，红军制定并严格执行正确合理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主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朱德就曾经亲自拿着镐头，到田间帮藏族同胞干活。此外，红四方面军还扶植藏族同胞成立了自治政权。

在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实际行动的感召下，很多藏族群众消除疑惧，回到家中，不顾当地军阀给他们订立的各种“惩治条例”，热情支援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在长征中，四川藏族同胞支援红军粮食约一千万斤，牛、羊、马等牲畜约二十万头。红四方面军还专门设置了粮站，储存筹集来的粮食。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支援红军，有的藏族同胞上山挖野菜充饥，省下自己的口粮无偿送给红军。例如，丹巴巴底乡的格达一家，就把家里仅有的玉米馍和季豆都送给了红军。

相较于普通藏族群众的贫穷，喇嘛和土司掌握著大量财富，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因此红军筹粮，争取喇嘛的支持尤为重要。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通过《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路和路线的提纲》，在团结藏族群众的同时，更进一步注意到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喇嘛僧侣的特殊地位。文件提出，“喇嘛寺的土地不没收，可出租，要减轻租金，请人做要出钱”。红军所到之处，切实保护寺院，对武装抵抗的僧兵耐心教育，从不亵渎他们的宗教信仰。喇嘛僧侣深为感动，从敌视红军转为与红军合作，积极帮助红军筹粮。据《甘孜寺支援红军粮食登记簿》记载，仅甘孜16个喇嘛寺便支援红军青稞八千余斗、豌豆四千余斗。

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更是亲自出面召回隐藏在深山的藏族群众，号召藏族群众和喇嘛把粮食支援给红军。格达活佛非常认同共产党“解救穷人”的宗旨，认为“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他除了帮助红军筹粮外，还积极参与共产党扶植的地方政权建设，担任“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要继续北上，格达活佛依依不舍，与临别的朱德彻夜长谈，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和革命宗旨，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朱德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民领袖”，并将自己的八角帽送给活佛，告诉他“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红军，少则5年，多则10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依然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当时，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大肆抓捕屠杀留下的红军伤员，以及帮助过红军的积极分子，甘孜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格达活佛毅然阻止敌人的暴行，组织群众将红军伤员隐藏起来。格达活佛还亲自为这些伤病员治疗，待其康复好转后，通过各种关系将他们送出甘孜藏族聚居区。他不仅在支援红军方面作出巨大贡献，还为后来解放藏族聚居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长征文物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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