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人民日报》

刘建明

【摘要】新中国进入开天辟地的转折时期，《人民日报》由解放区的党报变为指导全国工作的大报，担起负重致远的艰巨使命。为创建新型国家宣传开基立业，横扫官僚主义捍卫党的本色，铲除蛀虫深挖根源，在批判中奠定国家意识形态，报道社会主义改造面临历史的检验……《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韧地砥砺前行。

【关键词】党报的转变;党报为新中国奠基;报刊批评与反腐;党报的历史考验

新中国诞生之时，《人民日报》不断发出最强音，但也出现重大失误：1949年9月22日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将苏联国旗当作新中国的国旗放在头题;29日刊登的国歌歌词——“最后的吼声”印成“最大的吼声”（开国大典当天的《人民日报》予以更正）;刊印的国旗带有黄边;发布领袖照片，将斯大林画像放在毛主席像之前;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中国已经改天换地，但《人民日报》把关人的政治意识却麻木迟钝。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为副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提出“实现《人民日报》战略上的大转变”，[2]顺利推进新中国的转折，生动展现改造旧世界的纷繁画卷。

一、党报对新中国开基立业的宣传

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领导解放区的党转向全国执政党，《人民日报》由解放区的党报转向指导全国工作的大报，开始担起负重致远的历史重任。范长江提出，《人民日报》要敢于独立思考、独立为人民负责、作出自己的决断，从空谈中解脱出来，推动党的工作，真正解决实际问题[3]。从1949年4月26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那天起，《人民日报》（北平版）就翻开历史崭新的一页，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将大破大立、淘旧铸新，由满目疮痍的旧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人民日报》接连报道每个解放的大中城市接管旧政权的步骤，没收官僚资本的进展与业绩：陆续收归国有的银行2400多家，接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58家[4]，为新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高频率地报道保护民族资本、稳定资本家和企业主情绪，加速恢复生产。但出乎中央领导人意料的是，刚刚创办的许多地方党报同《天津日报》一样，一味揭露民营企业家的罪恶，鼓动工人同私营老板斗争，宣扬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加剧了民族资本家的惊恐。[5]1949年5月，中共中央批评指出：“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們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6]1949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纠正某些地方党报对民族资本家的错误态度，介绍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谈话，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复工的政策。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天津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一文，指出正是在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方针的指导下，天津工商业自接管工作开始的半年来，逐渐恢复与向前发展。刘少奇的天津讲话逐渐解除了资本家存在的各种疑虑，提高了他们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工人们也认识到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方针，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之后，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7]根据中央指示，《人民日报》抓住典型，提出解决劳资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双方建立合理的契约。1949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决劳资纠纷的正确途径——论北平国药业劳资集体合同》，指出“这是北平市工人和资本家，在人民民主政权之下，根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建立正确的劳资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开始”。

《人民日报》注重报道经济恢复的积极因素，以经济形势的新气象鼓舞资本家增强发展生产的信心。1949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20日又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人民日报》的正面报道，使上海工厂复工的越来越多。上海仍有些资本家心存不安和顾虑，陈毅亲自到企业规模较大的荣毅仁家拜访，邀请上海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召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会上陈毅保证：“人民政府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大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恢复起来。”[8]不久，上海几乎所有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人民日报》的报道保护了生产力，为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护经济秩序产生了非凡作用。

在《人民日报》的推动下，新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很快广为人知，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用特大黑体标题报道了新中国各党派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再次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社论阐述了新中国的行政体制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1950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谢觉哉做的《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报告》强调，“人民民主制度必须深入到区乡，生起结实的根来，才能使整个社会建设有力的前进”。《人民日报》的报道与刊载的文件，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框架，使全国人民树立了全新的政治观念和国家观念。

二、党报反映人民意见，横扫官僚主义

1951年5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9]毛主席接着说，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任何新生政权都可能出现“李自成现象”，带领民众推翻了旧制度的压榨转身就重新压榨民众，这种“变质”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警告。从党执政的第一天起，《人民日报》就注意党内可能出现这种“变质”现象，反映人民意见，果断地加以揭露。就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盛典那天，《人民日报》上赫然出现一篇批评报道，题为《加强教育增进工农团结，华北人民政府严惩犯法员工;建屏某工厂员工欺压村民酿成命案，送法院究办》。该报道批评的是河北建屏县一家兵工厂非法将村长及农民捆绑吊打逼供，逼死村长的岳母，当事人被华北人民政府移送法院审判。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华北开始检查秋收工作发现负担不合理等问题急待解决 最好方法是开县区村人民代表会》一文，反映向农民征收公粮较多，加重了农民负担，个别地方甚至非法扣押农民。3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平原省濮阳专区农民在严冬交运公粮，粮站人畜拥挤，农民与牲畜在冰天雪地露宿数天，冻死4人，冻伤5人，死亡牲畜百余头，批评粮站干部对此不闻不问。3月11日和15日，《人民日报》再次批评平原省收粮过程中浪费惊人，要求“对干部的强迫命令和军阀主义作风必须迅速给予应得的处分”。

为捍卫党服务于人民的本色，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暴露缺点和错误，不怕被人民的敌人所利用、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吗？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怕国内外敌人利用我们的缺点来攻击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承认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正是消灭缺点，堵塞反革命利用我们缺点的机会。”对平原省等地收粮事件的一系列批评，使相关干部在报纸上做出检讨，责任人受到严厉处分。《人民日报》以横扫官僚主义的凌厉，向那些不关心人民命运的干部猛击一掌。

《人民日报》接连刊发批评稿件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4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这一“决定”强调：“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次日，《人民日报》发表《坚决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两篇社论，指出“这是一个足以大大促进国家民主化、改善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的严重的步骤”。尽管党中央发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但压制人民呼声、独断专行的官僚作风仍在各地出现，甚至不容报纸批评，封锁群众针砭时弊的呼声。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发表了《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批评信，该校领导花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校长看到《人民日报》上这篇来信批评，指示追查投稿人，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中央和华东局派出调查组进校核实，校长不接待、不理睬，态度十分傲慢。《人民日报》对该校校长压制批评发表了重要文章，经刘少奇修改题目定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该校校长最后被开除党籍。[10]1953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认真处理人民來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激起群众纷纷向党报揭发官僚主义的为非作歹，群众来信大量增加。1950年4月，《人民日报》收到读者来信1674件，较3月增加一倍，5月则增加到2487件。[11]《人民日报》横扫官僚主义的锐气，激发了各界群众的舆论监督意识，批评报道显著增加，1949年发表了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12]

地方党报受地方党委的直接领导，隶属关系和报道权限往往使报刊批评陷入死局。《人民日报》辩证地看待党报的管理格局，张榜表扬那些敢于批评当地官僚主义的地方党报：比如《东北日报》在“东北全区商业部门造成一个群众性的批评运动，从而使报纸的批评真正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新海南报》设立《坚决向抗拒批评，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专栏，“发动广大干部群众，造成全海南地区的群众性的批评运动”;西安《群众日报》设立批评专栏，“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13]1953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各地报纸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新闻述评中，号召“必须迅速克服编辑部的自由主义，加强报纸的战斗性”。该文指出，在报纸上的批评开展得不好或不很好的，有《南方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也揭发了某些典型的官僚主义或违法乱纪的事例，但都是在处理有结果后当作案件发表，表现出了很大的软弱性。《人民日报》提倡，党报批评不是照抄照转已经处理的坏人坏事，那不是报纸批评，而是报纸“转载批评”。真正的党报批评要求编辑部深入生活、采访群众，主动发现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危害，及时把它揭发出来，让党和群众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照抄照转”的报刊批评是一种处事圆滑、敷衍了事的舆论监督，放弃了党报的原则性和战斗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及一些地方党报主动“出击”，揭露官僚主义，吸引广大读者关注各级党委如何改进工作。

三、党报反腐追责，在铲除蠹虫中奋进

党内的违法乱纪不仅有官僚主义，还有一批蛀蚀新中国根基的蠹虫，时刻都在败坏党的形象和威望。《人民日报》揭露出来的一些罪恶现象让人们大吃一惊：如不同腐化分子作斗争，党的生命必将有一天被断送。1951年11月，刘青山、张子善的腐化堕落在河北省党代会上被揭发出来，12月河北省群众投书《人民日报》质问该省最高领导：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这样大规模地盗窃国家财物，天津专区早已风言风语，为什么河北省领导长期没有发觉？《人民日报》登出这封来信，亮出党内高官“进京赶考”的落败，提出腐败背后的怪象。

《人民日报》紧盯涉案的最高负责人不放，要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书记林铁已病）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杨秀峰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一文中忏悔：“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不仅如此，《人民日报》还揭露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妻子弓彤轩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的礼物（尽管微乎其微），责其作出检讨。因检讨不彻底，有人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重新检讨。《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提出，弓彤轩应该迅速认真地坦白和批评自己的一切错误！《人民日报》执意发表杨秀峰、马国瑞的检查及省委书记妻子的检讨，对铲除蠹虫有特殊的作用：任何一个腐败分子的出现都和上级对他的信任有关，不是盲目的信任就是私人关系给了腐败分子腐化的动力和勇气。党报铲除蠹虫，把上级领导应负的责任报道出来，才是真正彻底的反腐，舆论监督不清算领导的责任，腐败分子将不断滋生，是抓不完的。

1952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山东省建筑工程公司发生贪污浪费事件，国家损失71.9（旧币）亿元，抓获贪污人员42人，该公司总经理戴启华和他的上级，在报纸上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应负的责任。当年4月7日和14日，《人民日报》又报道了武汉市查处贺衡夫盗窃集团案。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工商联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贺衡夫，与奸商勾结哄抬物价、偷漏税款，使国家损失80多亿元，这伙蠹虫里应外合，先后盗窃国家财产达200多亿元。1953年1月18日、3月1日和3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曹春生事件”“王书坤事件”和“王振海事件”，沉重打擊了作风蛮横、丧失人性的党员干部。湖南安化五区22岁的村干部曹春生召开群众大会，指使人将向他提意见的村民王宏开、王振家当场活活打死，并宣布死者家属为反革命分子。山东济宁县赵五堂乡副乡长兼村农委会主任王书坤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先后8次强奸和轮奸妇女。中共河北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几次阴谋陷害无极县东牛村共产党员李小六，李小六在领导本村土改工作时，曾清算王振海爱人的地主家庭。在王振海的指使下，李小六被开除党籍，两次被捕，最后竟被判处死缓。《人民日报》深入群众、查证事实，追查上述案件的上级责任人，把腐化堕落、专横跋扈的党内变质分子的根子挖了出来。

从1952年1月4日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利用报纸广泛动员群众揭发各类大“老虎”。据报载，全国共揪出“大老虎”29万个，查出贪污分子120万30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19万6000多人。[14]1952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肃清偷窃国家财产的盗贼》，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限期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向违法资本家开展大规模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人民日报》揭发了一系列典型案件，揭穿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及与其勾结的党内官员，使“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有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这些犯罪案件的领导责任，也在报纸上披露出来。[15]《人民日报》在反腐中挺身奋进，深挖腐败根子，吸引了读者和领导的注意，擦亮了人民的眼睛，遵纪守法在党内外形成风气。

四、肃清腐朽意识考验党报的鉴别力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面对层出不穷的腐朽意识，不得不发动一场场批判运动，既表现出《人民日报》的正确鉴别力，也有难以左右自身鉴别力的滥用批判。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和错误思潮，让普通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党报对读者开始普及历史唯物主义教育。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胡庆均的《关于“从猿到人”》的文章，7月27日艾思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若干非历史观点》的批判文章，说明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猿通过劳动一步步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揭穿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观念。1949年8月20日至9月初，《人民日报》发表20多篇文章，开展关于消灭剥削、认识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基础、阶级的起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论常识，让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逐渐树立劳动神圣、剥削可耻，劳动阶级是社会主人的观念。1950年4月至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举办“社会发展史”讲座，由艾思奇主讲，全国有50多万人收听。[16]在全社会开展社会发展史教育，人们对劳动创造世界、推翻剥削制度有了初步认识，奠定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民众迷信思想严重，全国残留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有300多个，成员有1400万人，最为猖獗的是“一贯道”对落后群众的控制。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教徒高永周的现身说法，道出“大仙”和“点传师”如何骗取道众的钱财，控制道徒的人身自由。[17]1950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山西重点取缔会道门，八万一贯道徒自动退道》的消息，启发道徒的觉醒，识破道长的骗局。12月19日晨，北京市贴出取缔“一贯道”的布告，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取缔一贯道》指出：“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匪帮所掌握与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的组织，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组织。”《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北京市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宣传推动下，全国各省市的一贯道组织很快被肃清。

《人民日报》同时着手解决妇女受压迫、婚姻不自由的社会顽疾，把拯救、解放妇女作为重要宣传任务。1950年3月8日这天，《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一文，指出社会存在严重的强迫和买卖婚姻现象，妇女翻身得解放的问题没有解决。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的社论指出，旧中国所遗留的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将彻底被废除，“彻底摧毁中国长期封建制度在婚姻关系上所加于人民的枷锁。它的立法精神是要推翻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支配，保护妇女和子女的正当利益”。4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布从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5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依据婚姻法争取婚姻自由 中南各地许多妇女解除封建婚姻束缚》的报道说，“在广大农村和城镇中由于婚姻不自由和虐待妇女，以致酿成妇女被迫自杀的现象仍很严重”“开封市的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有77个妇女因要求离婚而遭受开会批斗、扣押、吊打，结果被迫自杀，还有45个妇女因不满旧式婚姻而被丈夫或婆母杀害”。从1950年4月到7月，《人民日报》发表婚姻自由的文章27篇，从该年11月到1951年8月，每月都刊登2-3篇有关婚姻法的文章，干部群众很快树立了新的婚姻观念，追求恋爱自由。1951年1月至4月，中南大区有23600多对青年男女到各地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湖北省京山县1952年l月至6月有4000对夫妇自由结婚登记。[18]《人民日报》对包办买卖婚姻的批判和婚姻法的宣传，也打击了一夫多妻、重婚纳妾的封建陋俗。

《人民日报》在消除封建陋习和封建意识的同时，对中国知识界存在的错误意识形态也进行了严肃的理论批判。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一文，批判胡适在“五四”时期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否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掀起在诸如“红楼梦研究”等文化领域散布唯心主义的批判高潮。194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从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政治思想批判、历史观点批判、文学思想批判、中国哲学史批判、中国文学史批判、历史考据批判、古典文学史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九个方面，揭露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危害。从1949年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讨论会上的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全国省级以上报纸和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200多篇。

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在京、津、沪等地公映，许多人把这部影片视为乐善好施、广济众生的道德教育，引起知识界对穷人受教育的途径产生争论。报刊连续刊载影评肯定“武训精神”，掀起“武训热”。毛主席认为，歌颂这部影片的共产党人在反动思想面前失去批判能力，是向反动思想投降。1951年5月邓拓奉命在《人民日报》上展开对《武训传》的批判，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一文，认为武训办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劳苦大众才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19]《人民日报》对《武训传》的批判，既有不同文艺思想的争论，也有强调阶级斗争的倾向。把一部民间历史剧完全纳入政治批判轨道，不仅超出文艺批评的正常规范，也体现出特定背景下党报难以坚持准确的鉴别力。

在1955年1月，《人民日报》及全国报刊突然掀起批判胡风的高潮。胡风是著名文艺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左联宣传部长和常务书记，和鲁迅有密切的交往。到20世纪40年代，他提出“真实论”和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创作思想，直接背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是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和“文艺工作者要有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观点。1952年和1953年，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相继召开多次研讨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1953年1月31日转载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文章，认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1954年三四月间，胡风写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7月又正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除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问题，还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动的。在对胡风批判的几年间，胡风给朋友写了许多信，使用暗语挖苦批判他的观点及其作家。当这些信件被搜走，从1955年5月13日起，《人民日报》把这些信的全文或只言片语以“反党集团材料”和“反革命集团材料”向全国公布。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把一场文艺思想的争论定为“反革命案件”并将胡风判刑，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昭雪。《人民日报》对这次意识形态批判难以主宰，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偏爱“跟风”在当时的新闻界已经形成习惯势力。

《人民日报》在批判腐朽社会意识的同时，还拿出大量版面对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消除某些民众和知识界“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流毒，这是胡适等旧知识分子长期散布的推崇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恶劣影响。1950年10月，美国军队占领大部分朝鲜领土，中国毅然决定出兵支援朝鲜，为了让全国人民认识美国军队对我国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1950年8月28日和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美机两次入侵我国领空，炸死炸伤我国多名边民的消息，激发了全国人民支持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从11月2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刊载读者来信，纷纷表示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决心，11月5日到12月6日一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刊载“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报道多达39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愤慨，消除了知识界和大中专学生中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潮。[20]《人民日报》在抗美援朝期间刊载了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事迹，描述了无数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的勇猛形象，著名报告文学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刊登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教育了无数青少年如何热爱和献身祖国，美國不可战胜的神话和崇美恐美思想被绝大多数人抛弃。

五、党报报道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考验

.《人民日报》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报道，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和曲折，尽管党报在集思广益中力求阐释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但出人意料的挫折总是把所有制改造的报道置于历史考验的地位。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总路线的任务和目标，先后刊登了《各地积极组织干部力量向广大群众宣传总路线》《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认真地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等20多篇文章，引导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把握总路线的精髓。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社论，有一段令人振奋的描述：“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全不是什么‘吃大锅饭‘集体吃饭集体睡觉，而是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劳动所得，除纳税、缴合作的公积金和谋当地的公共福利以外，都归农民各家各人自享自用，谁劳动得最好，谁的收入就最多，谁的日子过得最好。这样的结果是大家富裕，没有穷人，鳏寡孤独也能够得到照顾。”1954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号召农民自愿入社，努力增加生产，实行合理分配，从互助组逐步过渡到农业合作社。在中央的要求和《人民日报》的广泛宣传下，到1954年底已出现49.7万个农业合作社。

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调查发现，多地干部强迫农民入社，《人民日报》记者知道后，经过采访发表了《不要拔苗助长》《深入了解社员的思想情绪》《紧箍咒是没有用的》《强迫命令一定把事情办坏》等报道，批评了合作化的强迫命令风和冒进风。邓子恢采取了收缩的方针，砍掉一些农民要求退社的合作社，但他万万没想到，他被指责为“小脚女人”、思想保守。《人民日报》不得不开始批判“小脚女人”，高赞“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现实总是存在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农民入社一年左右，经过亲身体验，发现合作社没有福利，大家干活不出力，加上粮食统购统销，农民分粮很少，各地相继出现退社的乱子。195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通知》说：“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报。”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3月8日，毛主席也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21]《人民日报》在1954年忽而赞成加速合作化，又发表文章反对“拔苗助长”，后来又鼓吹合作化高潮，两种相反论调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认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生产力在暴动”，《人民日报》于1956年4月29日发表了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提出解决农业合作化过快出现的问题。这篇文章受到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欢迎，仅浙江省永嘉县读了这篇文章就有1000多个农业社先后实行了包工包产，一季水稻丰收，农民生活大有改善。[22]可是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的文章，指出“这样做就成为‘组织起来单干了”。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消息，点名批判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迷失了方向”，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人民日报》对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同样出现了反复，前后迥然不同的观点也在经受实践与历史的检验。195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指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毛主席在这篇社论中加了一大段话，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方向，他写道：“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份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23]毛主席的这些观点鼓舞了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到1956年1月底，全国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都描绘了锣鼓喧天、旌旗飘扬和工厂大门张灯结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喜庆气氛。《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报道了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上海市主要领导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1月20日也召开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曹荻秋副市长代表市政府批准全市尚未合营的205个行业、106274户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社论说：“上海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全面胜利。人民的上海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24]显然《人民日报》赞成曹荻秋的一句话，上海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没过几天，1956年2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慎重地改造城市小商店》《慎重地从经济上逐步改组公私合营企业》等社论，认为宣布公私合营不等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月11日发表的社论《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经营制度》指出：“批准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批准手工业全部实行合作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完成，而只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私营工商业被批准公私合营以后，还有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生产安排和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的工作要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都十分复杂，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人民日报》前后矛盾的报道，究竟哪种意见能经受实践与历史的检验呢？《人民日报》只字未提。此后20年我国一直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人民长期缺吃少穿，政治运动不断，根子在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生产力就会不断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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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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