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抗战救国报刊宣传研究
杨波 王震 曹玉婷
摘要：谢六逸是我国现代文学家、新闻学家，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抗战时期，他身处国难之危，肩负救亡之任，积极利用报刊大力开展抗战救国宣传，传播抗战救国思想，播撒抗战救国种子，进行抗战救国动员，激发了读者抗战救国的勇气，鼓舞了读者抗战救国的积极性，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关键词：谢六逸;抗战救国;报刊宣传
中图分类号：G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6-0113-06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研究”（18XJA880005）。
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我国现代文学家、新闻学家，被誉为“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谢六逸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他投入伟大的抗战救国文化事业之中，身处国难之危，肩負救亡之任，积极创办、编辑多种抗战救国报刊，热心为相关报刊撰写抗战救国文章，持续利用报刊大力开展抗战救国宣传，向读者传播抗战救国思想，激发了读者抗战救国的勇气，鼓舞了读者抗战救国的积极性，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本文将对谢六逸抗战救国报刊宣传的相关史实进行梳理。
一、精心编辑多种报刊，积极宣传抗战救国
编辑报刊是谢六逸人生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他参与了《言林》《国民》《救亡日报》《文化战线》《每周文艺》《抗建》《文协》《文讯》等十余种报刊的编辑工作。抗战救国是谢六逸从事报刊宣传的重要主题，他将“抗战救国”作为一些报刊的重要报道任务，甚至将其作为办报（刊）宗旨。
（一）上海时期的抗战救国报刊编辑实践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的报业中心和出版中心。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各类抗日报刊应运而生，蓬勃兴盛，上海的很多报刊也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这个时期，在上海的谢六逸参与了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这些报刊大多将动员群众抗战、活跃抗战文化作为重要任务，高擎抗战救国大旗，积极为抗战救国而呐喊呼号。
1.主编《言林》副刊
在谢六逸上海时期的抗战救国报刊编辑实践中，《立报》副刊《言林》是其主要战场。通过《言林》，读者看到了谢六逸积极投身抗战救国宣传的战斗英姿。
1935年9月20日，老报人成舍我创办了上海《立报》。该报提出“报纸大众化”的口号[1]，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主，严惩贪污”的方针[2]104。《立报》辟有《言林》《花果山》《小茶馆》三个副刊。自《立报》创刊之日起，直到1937年11月24日因日本侵略军向上海租界当局施压停刊为止，谢六逸一直主编副刊《言林》。在他的支持下，《言林》表现出较强的进步倾向，刊登了许多抗战救国的进步文章。例如，陈毅的《空军，全中国的眼睛都望着你》，施复亮的《九·一八的教训》，唐弢的《我也为伤兵请命》《血的纪念》，黄嘉音的《绝不屈服》，顾仲彝的《苟安与持久》，陈伯吹的《从战争中长大起来》[2]105-106，王任叔的《再期以六年的苦战》[2]162。
《言林》积极宣传抗战救国，体现出一定的战斗性、时代性、进步性，深受社会各界好评。1935年12月31日，谢六逸在《言林》发表的《社中偶记》中谈到《言林》时曾说，最初“只想多登几篇‘平淡’的文章，给大家看看，后来时代的波涛越来越汹涌，不提笔则已，一提笔就不免要触及‘现实’，虽欲保持平淡，已不可能，终于走向‘辛辣’方面”[2]117。巴金评价说：“它的确告诉我一些真实的话，一些别处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在《言林》里，大半是时代的呼声，而且是青年的呼声”[2]162-163。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认为，邵力子、孙伏园、黎烈文、谢六逸都是副刊编辑名手，并赞扬“他们都是善于做拼盘的好厨子，富于战斗性。”时任上海《立报》总编辑兼经理的萨空了评价：“《言林》在当时的确是前进的，表达了时代的呼声”。有读者评价《言林》以“微弱的力量，在大时代的波涛里尽着推动的任务……以笔墨的力量，来努力于民族解放任务。”[2]106
2.主编《国民》周刊
1937年5月7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国民》周刊创刊，同年11月9日终刊，共出版19期。主编谢六逸提出了“无奇不有”的编辑方针。在《新生》《永生》连续被禁、爱国有罪的时期，《国民》周刊填补了空缺，成长为以广泛读者阶层为对象的进步的综合性刊物，“鼓动抗日救亡、动员抗日、宣传抗战必胜，反对妥协投降。”[2]147-148
谢六逸在创刊号发表了《创刊的话》，就编辑工作和时局谈了五点意见。在第三条意见中，他希望国内各阶层面对国难，消除摩擦，齐心协力挽救民族于危亡，携手走向民族复兴;希望在国内实现和平统一，在国际上推行强硬外交政策，对侵略者在闭户防守的基础上收复失地[3]305。此外，创刊号还刊登了胡愈之的《国民解》、金仲华的《国耻与国防》等宣传抗战救国的文章。《国民解》一文号召“对外保障国土国权，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成为独立自由的民族”[4]288。
在主编谢六逸的主持下，《国民》紧跟形势，围绕七君子案、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等重要事件进行报道，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字。《国民》对我国军队守土抗战的牺牲精神进行热情赞颂，刊于1937年7月16日《国民》第1卷第11期的《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便是一曲为抗日军人所作的颂歌。文章呼吁：“我们希望每个民族军人都要守着这个誓言：愿与领土共存亡！”[4]304《国民》不仅报道国统区军民的抗战救亡运动，还将报道视角聚焦积极抗战的八路军，在第1卷第18期刊发的《西战场上的几个人物》一文便介绍了周恩来、朱德，颂扬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功绩，称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通过对朱德的访问，展示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并借用朱德的口喊出“只要我们能够长期地坚决地抵抗下去，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4]312-313《国民》还先后刊发了抗日名将冯玉祥的《咏五月三日》《咏五月七日》《咏五月九日》《纪念察省抗战四周年应有的新觉悟》等抗战文字[4]290-294，借助冯玉祥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扩大抗战救国宣传效果。《国民》卓有成效的抗战救国宣传还体现在营救“七君子”的系列宣传报道之中，该刊从1937年6月11日出版的第1卷第6期开始，相继刊发了《七君子案开审》《救国无罪》《“爱国无罪”听审记》《上海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全体政治犯要求释放，开赴前线抗敌书》《民族团结的试金石》《“爱国无罪”案二次听审记》《沈案的反响》《想起了章乃器先生》《救国会七领袖出狱》《七位先生出狱了》《七君子出狱了》等作品[4]294-302，从七君子案开审到结案作了连续报道，为营救七君子提供舆论支持的同时，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抗战救国宣传。如《七位先生出狱了》就号召“大家都以七先生的牺牲精神来作模范，四万万人一齐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4]302-303
1937年11月19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9期发表的短文《编辑余墨》中说：上海虽已陷落，但“本刊将继续奋斗下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要求上海租界当局“取缔反日机关及言行”，《国民》周刊被迫停刊。
3.参与上海其它报刊的编辑工作
在上海，谢六逸除了在担任主编的《言林》《国民》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外，还参加、支持相关期刊的抗战救国编辑工作。早在1925年，谢六逸便参加了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的活动。时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3日，郑振铎负责的《公理日报》创刊，积极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谢六逸参加了相关工作[2]30。1931年10月15日，在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部编辑出版了《明日的新闻》半月刊，主编由新闻系学生黄奂若担任，刊登“反日文字”是该刊的主要任务之一[2]70-71。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注重报道战事和救亡运动新闻。谢六逸担任编委，并与邹韬奋、傅东华、王任叔、郭沫若、夏丏尊一同负责短评[2]159-160。同时，谢六逸还是《文化战线》的编委。《文化战线》是上海编辑人协会机关刊物，于1937年9月1日创刊，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5]。
（二）贵阳时期的抗战救国报刊编辑实践
1937年底，上海沦陷，《立报》《国民》被迫停刊，谢六逸回到故乡贵阳。虽身居抗战大后方，但他依旧坚持将报刊作为宣传抗战救国的重要武器。这时期，他参与了《每周文艺》《抗建》《文协》《文讯》等贵州本土报刊的创办或编辑工作，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
1.创办《每周文艺》副刊
1938年2月，谢六逸与蹇先艾等结成“每周文艺社”，并创办《每周文艺》，作为《贵州晨报》副刊出版[4]321。1938年3月，谢六逸在《每周文艺》副刊的《发刊小引》中阐明了该刊“以刊登抗战文艺为主”的办刊目的[3]5-9。《每周文艺》积极宣传贵州抗战文艺，逐步成为贵阳开展抗战宣传的一块重要阵地[6]。蹇先艾担任主编，他曾在《一个对人民有贡献的人——纪念谢六逸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一文中回忆说，《每周文艺》“是六逸热心首先发起的。刊物虽小，多少做了一些抗日的宣传工作。”[2]1671939年2月4日，《每周文艺》因《贵州晨报》报馆在日机轰炸贵阳时被毁而停刊，共出版51期[2]171。
2.创办并主编《抗建》半月刊
1939年4月1日，谢六逸创办《抗建》半月刊，担任主编，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办刊口号[7]。他在《创刊辞》中深情地写到：“我们不愿祖先缔造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不愿做敌人的奴隶，我们只有用血来洗去民族的污点，用我们的血写成历史的新页……切望大家都肯来支持这个刊物，使它对于抗战建国能够有所贡献。”[2]173《抗建》半月刊发表了各种进步作品，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暴行，鼓舞抗战斗志，动员民众参与抗战[6]。
3.创办《文协》半月刊
《文协》半月刊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的会刊，以《贵州日报》副刊的形式出版[4]328。1940年3月21日，《文协》创刊号与读者见面，谢六逸在《创刊词》中希望文协会员将手中的笔当作武器，为神圣抗战负起责任、贡献力量[2]175。“藉了《文协》的创刊，我们得以在神圣的抗战中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使我们的任务发扬光大。”[4]328正如《创刊词》宣告的一样，《文协》常常发出抗战救国的呼声。
4.主编《文讯》月刊
《文讯》月刊是《文通书局通讯》的简称，是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机关刊物，谢六逸担任主编。该刊于1941年10月10日创刊，1944年7月16日停刊。《文讯》的办刊宗旨是“坚持抗战、团结合作、繁荣学术和文艺”[8]。在《创刊辞》中，谢六逸指出，抗战初期浅识之士以为我国文化将在战争中全部毁灭的观点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杞忧”，是错误的，我们的文化“在战争中不唯没有停滞”，反而适应战时需要、不屈不挠，在后方树立了坚固的基础。“战争的毁灭性虽大，我国优美的文化是敌人所破坏不了的”[3]305。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谢六逸强烈的文化自信。在谢六逸的主持下，《文讯》刊发了大量进步言论，成为抗战救国宣传的重要喉舌。《文讯》刊载与抗战有关的短评2篇、战地通讯和游记5篇、译作5篇、论述性文章9篇，占文章总数的9%左右[8]。
二、辛辣为文针砭敌顽，热情鼓舞抗战救国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残酷的社会现实让谢六逸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他勇敢地拿起笔，辛辣为文针砭敌顽，积极为抗战救国鼓与呼。抗战时期，除编辑、刊发抗战救国的文章外，他还以谢六逸和宏、度、宏徒、中牛、毅纯、无堂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抗战救国的文字，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亲日派，抨击消极抗战，引导抗战救国方向，讴歌抗战贤能，深受读者喜爱，激发了读者抗战救国的热情。
（一）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亲日派
谢六逸虽然求学于日本，对日本文化非常感兴趣，但当祖国受到日本侵害时，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祖国母亲一边，以笔为戈，谴责日本帝国主義的暴行，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1937年7月9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0期发表短评《日要压迫我国留学生》，针对日本当局无故逮捕我国留日青年学生的事件频发，呼吁国民党当局对留日的爱国分子加强保护，同时对日本浪人在我国的活动进行严防[2]154。7月16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1期发表短评《撤销电影戏曲检查权》，对上海租界当局肆意删除国产电影中“九·一八”“一·二八”等字样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工部局撤销电影戏曲检察权，并希望全国文艺界声援[2]154。7月30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3期发表短评《日军任意拘捕华人》《青年谈时事被捕》，前文对日军在天津实行邮电检查，抢劫招商局码头上的面粉，逮捕记者王研石和冯玉祥将军的前参谋蔡树堂等事件进行评论，对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撤兵”等举措进行讽刺;后文对上海青年唱救亡歌曲、谈论时事而被逮捕的事件进行评论，呼吁民众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2]157。1937年9月3日，谢六逸在《言林》上发表《如何消灭汉奸》一文，建议以健全团体组织、清查公务人员、开展反间谍工作等多种方法切实消灭真汉奸或大汉奸[2]161。1937年8月6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4期上发表短评《治安维持会》。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方法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利用汉奸、准汉奸是其进行政治分化的策略，而“治安维持会”则是日本的一种统治方式[2]158。
（二）抨击消极抗战
谢六逸在一些作品中，坚决反对消极抗战和妥协投降，积极倡导与日寇进行战斗。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当局进行镇压。谢六逸在12月11日出版的《言林》上发表了《译名讨论》一文，他认为我国“军政部长”一词不应翻译成“War Minister”，而应译成“Peace Minister”，以此讽刺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奉命到北平执行不抵抗政策，因而成为“和平部长”;12月18日，谢六逸再次在《言林》发表《爱国无罪》一文，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鸣冤，质问国民党当局“请问学生要表示一点爱国热诚，除了游行示威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2]1161937年6月11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6期发表短评《七君子案开审》，为七君子辩护，认为七君子之前发表的救亡言论没有偏激之处，他们所说的“集中全国力量，抗敌救亡”等于“团结御侮”，因此七君子无罪[2]152-153。1937年8月13日，在《国民》周刊第15期上，他发表了短评《平津各大学南迁》《恐日病》。在前文中，他认为“应该下决心驱逐敌人出平津，不应有迁避心理。”在《恐日病》中，他针对上海人纷纷迁入租界的现象进行评论，号召“全国上下应该赴难而不是避难”，提出根绝恐日病[2]159。
（三）引导抗战救国方向
抗战形势如何？如何参与抗战救国？这些均是谢六逸在抗战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他抗战时期发表的诸多文章中，很多是分析抗战形势，引导读者参与抗战救国的文字。1935年1月10日，谢六逸撰写的《民众之组织训练与指导》一文刊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在文中，他认为，为了应对二战危机，避免过多无畏牺牲，“政府似宜着手指导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让老百姓们知道一点防空的知识跟化学战争的知识，以及应付危难时应取的态度等，乃是必要的。”[3]1171936年11月22日，他在《言林》上发表《反对绝食救国》，对绝食救国持有异议，认为“如要尽国民的救国责任，绝不是绝食一日便可了事” [2]141。1937年6月18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7期发表的短评《虬江码头开业》中表达了担忧：虬江码头规模大，能停泊深水巨轮，但战事发生后，敌人可能利用虬江码头[2]153。1937年8月26日，谢六逸撰写的《需要切实的工作》一文刊登在《文化战线》第2期上，他在文中提到：“只有耐心与持久”，作一些切实的工作，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2]160。1937年11月5日，谢六逸在《国民》周刊第17期发表了评论《关于保卫大上海》，呼吁军民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大上海。他在文中指出：“被侵略民族的自卫战争是无所谓失败的，如果继续抗战，偶遇挫折，也还是胜利。惟有停战或者抗战的意识不坚定，让敌人可以有喘息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失败。”[3]118他倡议：“加强上海市民的政治认识和抗敌意识，全市的工人、农人、商人，以及学生都应该组织起来，努力于扫除汉奸、经济绝交、武装自卫的工作。”[3]119
回到抗战大后方贵阳，谢六逸仍密切关注抗战形势，于1941年8月4日出版的《贵州日报·妇女》发表了短评《再接再厉的第五年》，展望了抗战的前途;于1941年11月10日出版的《文讯》第1卷第2期发表了《敌情估计》，针对我国言论界围绕东条英机组阁后日本北进或南进等各种推测进行客观、深入分析，认为估计敌情的大忌是轻率和妄断，并告诫国民不该忽略敌人的“西进”[3]119-120。谢六逸的评论客观、冷静，给予当时一些对战局盲目乐观的国人以警醒的作用。
（四）赞扬抗战救国的贤能之士
在谢六逸的文章中，读者总是能看到他对抗战救国的贤能之士的热情讴歌。1937年8月6日，他在《国民》周刊第14期发表了短评《光荣的牺牲》，高度赞扬了为抗战而牺牲的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认为“他们之死，重于泰山” [2]159。1942年1月15日出版的《文史》第5期刊发了谢六逸的《关岛失陷感赋》《出征》[4]335。《关岛失陷感赋》云：“先机未忍制倭奴，一着棋松满盘输。几见沙场挑战马，频闻险阻踞妖狐。渡河宋师推韩岳，防海明臣重戚俞。孰谓今人难及古，贤能自始在前驱。” [4]330《出征》云：“古人悲出塞，今人喜防边。忽传募勇士，呈材军吏前。中选夸乡里，失名便惘然。岂徒慕功名，敌忾本来坚。”[4]330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谢六逸对抗战贤能之士的由衷赞扬，对国人投身军旅、抗日救国的热情鼓励[9]。
（五）倡议文化界抗战救国
谢六逸希望文化界投入抗战救国运动，为此，他发表了一些文章积极呼吁。1931年，他在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部编辑出版的《明日的新闻》半月刊的创刊号发表了《抗日声中新闻界应有的觉悟》一文，对“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上海报纸的舆论导向进行批评，进而希望“在国难声中，报纸应该走在民众的前面”，承担起“启蒙运动的工作”[2]70-71。1936年2月10日，谢六逸在《言林》发表《“非常时”的文艺家》一文，倡议文艺作家们立足当时的时代背景，创造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他认为，当时文艺作家的使命是“应该适应这危难的‘非常时’，积极从事救亡的宣传作品——创造富于反抗性的有力的适合大众的文学作品，传给咱们的同胞。使大众深深地意识到目前的危机，而唤起组织他们的力量，在这危难的氛围中向前奋斗。”[3]821937年7月20日，张志让、郑振铎等人创办的《中华公论》月刊发刊，作为特约撰稿人，谢六逸在创刊号的“当前文艺之路”栏发表了《救亡是唯一大道》一文。他指出，中国人“当前的任务，乃是团结起来挽救危亡，打倒侵略者”，因此救亡是文艺工作者的唯一大道[2]155。1937年9月3日，谢六逸撰写的《战时的新闻记者》刊登于《抗战三日刊》第5号，他指出：“在抗战时期，新闻记者也是一名战斗员……可以借新闻的力量去鼓舞、指导并团结民众”[2]161。
三、结语
谢六逸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难之际，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赤子之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利用报刊积极开展抗战救国宣传，传播抗战救国思想，播撒抗战救国种子，进行抗战救国动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让人遗憾的是，谢六逸身前并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1945年8月8日，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的一周前因病逝世，时年47岁。谢六逸的辞世，在贵州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央社、《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发布了《名教授谢六逸逝世》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国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骅等致电表示哀悼[4]362。时至今日，谢六逸虽已去世70多年，他的抗战救国报刊宣传思想与实践仍值得学习和研究，他的为民情怀和爱国精神值得弘扬和继承。
参考文献：
[1]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81.
[2]陈江，陈达文.谢六逸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陈江，陈庚初.谢六逸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秋阳.谢六逸评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5]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94-395.
[6]郑朝彬.谢六逸先生对抗战时期贵州文化建设的贡献[J].毕节学院学报（综合版），2012（9）：105-107.
[7]朱健华.论谢六逸的报刊出版活动[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38-43.
[8]王永伦.谢六逸主持下《文讯》月刊的编辑传播策略[J].新闻知识，2013（4）：55-57.
[9]杨波，王震，曹玉婷.谢六逸贵阳时期的新闻出版活动探析[J].教育文化论坛，2020（6）：36-40.
（责任编辑：蒲应秋）
作者简介：杨波，男，贵州普安人，博士，贵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记者、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教育学。
王震，女，山西长治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曹玉婷，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谢六逸抗战救国报刊宣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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