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思辨

杨 帆　曲波

【摘要】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是一个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而苏格拉底之死则成为这种转向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死，使后来哲学认识到自然哲学的转向和自我保护的重要，也导致了趋于现实问题研究的政治哲学的诞生。

【关键词】自然哲学;政治哲学;苏格拉底之死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8-0040-02

一、自然哲学转向与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以自由和民主闻名于世，当时的雅典也是希腊诸多城邦中最强大的一个城邦，得到了很多文人学者的仰慕与向往。那个时代的雅典，也是自然哲学的辉煌时期，无数疑问和困惑在自然哲学中都受到了关注。苏格拉底恰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雅典，出于对哲学的迷恋，成年后的苏格拉底醉心于街头辩论和哲学深思，对世界未知的探索使他陶醉。遗憾的是，在公元前399年，他的申辩没有得到雅典城邦和民众的认可，被雅典民主法庭公审并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死直接促使了自然哲学的转向，后世哲人以此为节点，将哲学分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苏格拉底哲学，从泰勒斯开始的前苏格拉底哲学是一种自然哲学，重点探索自然的本质，宇宙的起源。自然哲学领域少有关注城邦、人，正义和道德层面的内涵。自然哲学不仅不关注城邦政治生活，甚至对政治生活和城邦极度鄙视。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著作大部分名称都叫《论自然》。苏格拉底死后的哲学则有很大不同，它探寻何为正义，最佳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人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这一点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见，他们更关注人和城邦，正义与道德，对政治生活和人间事务的关注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苏格拉底的死。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生活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的政治生活则是低级生活方式。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生活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哲学生活是少数聪明和智慧之人才能过的生活，而政治生活是那些愚昧、无知的普通大众才会过的，因此，从现象看，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哲学生活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认识真理和正义，能够明白何为正当的生活，见识真实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哲学生活的人比过政治生活的人更高贵。与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不同，柏拉图式的哲人更多关注人间事务，对城邦事务进行深入反思和探索，他要求能够过哲学生活的人，见识了真实世界的人，要重新回到洞穴世界——城邦生活，引领依然在洞穴中的大众共同走向真理和正义。利用更加高贵和高级的谎言在洞穴中搭建起真理和正义的政治体制。

城邦中的政治生活是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等形成的一套法律道德，现实中的洞穴世界被各种各样的流俗意见主导和左右，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观点和意见共同形成的城邦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城邦政治和哲学直接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哲人与城邦大众之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严重分歧。不同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不同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除非有一种新的状态，即城邦政治由哲人左右，哲人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苏格拉底的死再一次追问，城邦—政治共同体需要哲学吗？

二、古典政治哲学源起

苏格拉底的死对后世哲人有着重大启示和警醒，正是苏格拉底的悲剧让更多哲人认识到，要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哲学就必须避免苏格拉底的悲剧重演。这就要求哲学生活必须要以城邦—政治生活为基础，又不能脱离城邦，即哲学不能影响城邦政治，又不受政治影響，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要实现哲学的独立。

从哲人自身角度考虑，既然哲人深处城邦之中，就需要考虑哲人的人身安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政治理由，一味追求脱离城邦政治生活而追求纯粹哲学生活的方式是不现实的。

城邦—政治生活追求的是秩序、财富、荣誉和幸福，城邦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是一个现实且复杂的政治体系，不会允许纯粹哲学的存在。

城邦—政治生活需要利用宗教和信仰作为外衣，吸引和诱惑大众形成统一体，以实现统治者的目的。但这些信仰或宗教信仰不能经常被挑战或质疑，既不能自我批判，也不能接受哲人的质疑和挑战。即便是以自由和民主闻名的雅典尚不能容忍苏格拉底的存在，其他城邦就更不可能接受这些经常质疑的哲人了。因此，为了生存，哲人和哲学生活都必须披上外衣或者戴上面具，这个面具的外表需要认同大众的意见，取得城邦的肯定，至少不能受到城邦的压制和敌视，由此，哲学需要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寻找借口。苏格拉底的申辩结果众人皆知，自由民主的雅典城邦并没有宽恕他对城邦政治生活的批判和质疑，也可以说雅典居民没有认同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

苏格拉底的死，恰恰催化了自然哲学的转向，正是因为他的死，让更多哲人认清了城邦政治，也认清了哲学应该戴面具的必要。因此，不同于自然哲学的政治哲学诞生了，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苏格拉底之死促成了哲人自我知识的产生，也导致了苏格拉底以后哲学的转向，为了这种自我知识，哲人使政治事务成为探索和观察的对象。作为这种自我知识的首要部分，哲人发现了他原则性意义上的危险的政治处境，作为结果他必须对其哲学生活谋求政治上的辩护和合法性证明，这一转向，使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由此诞生。

三、政治哲学的自我辩护与成长

苏格拉底的死让柏拉图和其他后来的哲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没有人拥有言论的完全自由，所有哲人都必须做出选择，生命或者安全。也就是必须遵守周围人可能的错误认识或生活方式以保全性命，或者遵从真理受迫害死亡。苏格拉底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而柏拉图则另辟蹊径，发现了一条折中的选择，他采取著书立说的办法，让真理慢慢影响城邦的政治生活，而不是公然与之对抗，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引导城邦的群体意见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城邦的政治生活，使之趋向真理和正义。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悲剧中明白了安全生存下去的办法，哲学必须得到城邦—政治共同体的保护或认可，才能存在并延续。

活着，才能从事热衷的哲学事业，发展哲学，前提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哲人必须为哲学生活争取生存权利和合法地位，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政治庇护。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自柏拉图之后的哲人都学会了戴着面具写作，即隐微写作，正是这样的技艺避免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保全了后来很多伟大的哲人性命。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技艺，达到不触动城邦中政治权威的目的，而隐微的写作也能传达着哲人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及关于城邦—政治的深层认知。普通民众看到的是内容表面，而哲人看到的是深层的真理。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哲人的思想得到了传播与扩散，真理得以长久留存，使后世大众明白了宗教习俗的荒谬，进而促使城邦—政治趋向合理与正义。

列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写道：在柏拉图时代的国家和城邦里没有教学和探究的自由。而这种情况的改变就发生在苏格拉底死后，他的死促成了政治哲学的产生，也让更多的哲人学会了自我保护的书写技艺及更深层面的反思。

苏格拉底的死让更多哲人认识到了他们所生活的存在危险的现实处境，在自己无法掌控的城邦中，自然正确并不等于政治正确，甚至相反，进而导致哲人生命受到威胁，为了在危险与现实中求生，哲人们开始认真反思，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自卫式写作技艺。全新写作技艺形成的文本避免了作者因此失去生命的可能，又有私人沟通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哲人著作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原因，而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著作却难存全貌。也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萌萌.启示与理性——哲学问题：回归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M].刘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3]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水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書馆，2002.

[8]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M].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杨帆，男，哲学博士，沈阳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曲波，女，法学博士，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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