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文学

李聆汇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密切联系，集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两者之间的互渗关系之中。梳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与传播，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逻辑。考察早期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妇女问题上的初步实践与探索，能够为当代中国妇女解放带来更多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文学;妇女解放

探索中国现代文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在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现实和人民文艺的正确判断。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迈向了新的发展形态，对中国当代文艺有了新的召唤，探究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艰难道路，对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未来发展有著重要意义。

一、理论的指引与文学方向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思想理论武器，承载着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使命，同样无产阶级文学也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特质。

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标志着中国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民族危亡，中国有识之士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各种救亡运动，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通往人民最终幸福和胜利的道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帮助早期共产党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和发展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始终交织着失败与彷徨。1927年，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领导权认识上的不足，大革命最终宣告失败，国民党政府在武力“清共”行动中，一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国内政治革命形势一度转入低潮。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靠对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来摆脱困境，帝国主义的剥削行径迫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经济上的窘迫和政治上的压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苦闷，中国的革命道路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境地。

现实的革命斗争必定会引发思想文化上的思考与变革。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逐渐认清形势开始宣传革命文学，邓中夏强调新文学应该是“惊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3}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革命文学”主张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的属性。1928年开始，一批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青年作家接受了当时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纳普”左倾主义思想，认为现实的政治革命形势严峻，只有从无产阶级文学入手才能够推动政治上的持续革命。因此，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在当时形成了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郭沫若《英雄树》等一系列文章，引起了一场革命文学大论争”。{4}

在这次论争中，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人坚持文艺创作中要体现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特色，表现出革命战斗精神。与此同时，由年轻共产党人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人组成的太阳社，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但是，由于创造社和太阳社过激的左倾情绪，夸大了文学的阶级性和工具性，将文学完全等同于政治宣传，忽视了文学的文艺属性，另外，倡导者们还全盘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作用。在此之下，冯乃超发表了《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对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五四”时期宣扬个性解放的作家们加以批判，认为他们是“社会变革中的落伍者”，“阿Q的时代早已死去”，甚至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的帽子。鲁迅面对激进派的文学清算围剿，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发起了反攻。鲁迅一方面肯定了革命文学的倡导，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文学工具论的观点，深刻地提出了“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5}的观点，严厉地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否定“五四”个性解放的错误看法。

国共两党注意到了此次文学论争，1929年，国民党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三民主义文艺政策”来肃清文坛。中国共产党则指示创造社和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等人的围攻，让他们团结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切革命爱国人士，共产党为了对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争取思想文化阵地，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新的进步文艺组织。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调和精心组织下，以鲁迅为中心的左翼文学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主持“左联”成立大会并作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发言，他指出“左联”成立的意义有两点：一是“有计划的领导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二是“透过文学的艺术，实行宣传与鼓动争取广大的民众走向无产阶级斗争的营垒”，此外，潘汉年强调了“左联”的任务有四点：一是运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宣传与斗争”，二是要“确立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为理论的指导”，三是“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四是坚持“自我批评的必要，不论在理论上，作品上，运动的行为上，都需要大家站在整个运动的立场上，经常不断的执行自我批判”。{6}会议上带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文艺创作方法也被写在了“左联”的理论纲领中：“我们的艺术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了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7}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其中明确提出文艺创作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指导者和批评家，必须现在就开始这方面的艰苦勤劳的学习。”{8}从这一系列任务纲领和文艺政策来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工作指南，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出发点，当下的文学创作要结合民主革命来讲述，文艺作品要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思想基础，从此正式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学实践的序幕。

二、理论的广泛传播与文学的政治启蒙

中国共產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最先选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五四”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开始出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9}“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大量翻译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郭沫若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10}瞿秋白翻译了俄文《列宁主义概述》等理论著作，此外，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列宁论托尔斯泰两篇文章的注解》等文章，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作了详细地阐释。瞿秋白还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写了《国法学与劳动政府》《实验主义者与革命哲学》等文，批判和指导社会革命现实。除此之外，朱镜我、王学文、邓初民、吴亮平等人也大量翻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思想论著及论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现存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最有力的文学批评方法。“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白莽作<孩儿塔>序》等序跋，茅盾《徐志摩论》等作家论，胡风《林语堂论》等作家作品评论，周扬、冯雪峰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钱杏邨关于现代小品文的研究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尝试，对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创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除了译介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还创办了大量期刊杂志，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阵地。“左联”成立前，共产党人先后创办了《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杂志。1930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查禁无产阶级刊物，《大众文艺》《萌芽》《拓荒者》等进步期刊被查封。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强化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左联”成立后，“先后创办了《文艺讲座》《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等40多种刊物”，{12}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广泛的话语空间。“五四”新文学确立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现代观念，“个性解放”将文学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中解救出来。而到了“左联”时期，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了时代文学主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到文学发展内部，文学观念与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之一，具体指的是文学是人的活动，文学活动是人（主体）对世界（客体）的认识，强调的是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同时，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只有政治斗争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由此，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是文艺要为民主革命服务，要反映劳动阶层的社会生活，在这一思想前提下，鲁迅、茅盾、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胡风等理论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解决文学问题，其中，鲁迅对于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中国化实践具有典范意义。鲁迅在“左联”成立之后，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在论争与学习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发表了诸多文学理论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上海文艺之一瞥》《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拿来主义》《帮忙的文学与帮闲文学》等。学者刘中树概括其思想来源主要是“以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理论为基础，接受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艺领域内的党底政策》的基本内容，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考形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具体主张和理论体系”。{13}另外，鲁迅不赞成当时文学中的功利性极左倾向，反对文学只为宣扬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他指出“用阶级性代替、抹杀文学的‘个性及其他特性，是对‘唯物史观的‘糟糕透顶的歪曲”。{14}可以说，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十分深刻和准确的，其思想的独特性既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同时又是对革命历史任务的超越，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有着天然联系，文艺创作也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这引起了来自不同文学观念作家的非议，比如左翼作家与“新月派”作家的论争，梁实秋主张以人性的普遍论反对阶级论，他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指出，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在人性方面并无二样，表现在对生命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都有共同的人性，他认为“人生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文学不应受“阶级的约束”。{15}另外，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论争中，胡秋原、苏汶同样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功利化倾向。当无产阶级文学与政治高度相连的时候，我们要以革命历史的演进逻辑去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史，而是一种革命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人生道路以及作品的内容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紧密相关，而且也是文学史写作者的文学价值观强烈地参与其中的缘故。因此，在这样一种内外思想环境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单一的学术评价是很难实现的。”{16}对待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政治化倾向，我们要回到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现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历史语境下，文艺的政治化并不是作家、政党单方面的选择或强制，而是民族境遇、历史条件、社会思潮、创作风格共同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是在寻找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与中国共产党相遇，认可其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并自觉接受其领导的”。{17}

三、理论的性别实践与妇女解放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成立，妇女解放和启蒙方向从拯救民族国家话语转向女子参政权的诉求，唐群英、林宗素、沈佩贞等妇女启蒙家们提出的女子选举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宋教仁等人的重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也只字未提男女平权的字样，这引起了女界的极大不满与愤怒，随后发生了“大闹参议院”“掌掴宋教仁”等一系列激烈的妇女抗议活动。1913年11月，袁世凯内政部颁布了取缔唐群英妇女参政同盟会，1914年3月，袁世凯继续颁布了《公共秩序警察条例》，禁止妇女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和公共集会活动。妇女解放活动在男性主宰的国家政治秩序里被无情打压，男性政治家规劝妇女返回家庭，“贤妻良母”话语在民国初期成为规范妇女道德的强势话语。

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妇女解放是社会舆论的焦点，在当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潮涌入中国，鲁迅、胡适、周作人、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各阶层人士都在试图利用这些思想理论解决中国妇女问题，讨论的内容涵盖女子教育、经济独立、婚姻自由、废除娼妓等各个方面。“五四”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浪潮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婚姻观念，带有娜拉精神的知识女性和青年女学生最先冲出封建家庭的藩篱，大胆追求自由爱恋，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妇女解放思想。然而，冲破家庭束缚的娜拉们并未获得真正的幸福婚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妇女再一次被套牢在生活的枷锁之中。面对经济上的不独立和人格上的不平等，鲁迅从社会现实角度出发提出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深刻问题，他指出如果妇女没有取得经济独立，起码的物质生活基础得不到保障，随之而来的是人格上的不独立，因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8}，所以，娜拉出走后只有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这说明妇女解放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离家出走就能解决的，只能通过社会解放来实现。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陈独秀、李大钊、向警予、李达、茅盾、蔡畅等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為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思想理论武器。陈独秀从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唯一办法，他提出“把女子问题分的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19}茅盾也将妇女解放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上，他认为“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而谋其解决，本来就是不对的。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非等到现社会组织之根本改造以后，必不能实现。”{20}李大钊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阶级论分析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提出了解决妇女问题的办法有两方面：“一方面，要和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和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有男有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1}蔡畅在《苏俄之妇女与儿童》一文中同样强调“妇女的一切痛苦，均是出于现在私有制度”，妇女解放取得胜利的办法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一切政权置于无产阶级手里，以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如苏俄今日一样，这才是妇女真正解放的出路”。{22}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认识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社会解放，中国革命与妇女运动相结合才是妇女解放的制胜法宝。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简称《决议》），《决议》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论述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消灭私有制的关系，讨论了此后妇女运动的奋斗目标。“二大”妇女运动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无产阶级观察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观念，通过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立了下来”{23}。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范式，其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提纲挈领地提出了若干条妇女解放的路线，如妇女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妇女只有参加社会劳动才能取得解放等。二是提供了方法论和范畴，如历史唯物主义、劳动、阶级、私有制、意识形态等。”{24}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妇女问题的实际情况，1931年11月7日，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25}1932年，我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第一条就规定“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26}从这些法律中可以看到，我党将男女平等写进了法律制度内，妇女在法律地位上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价值与权利，同时赋予了农村妇女拥有分配土地的权利，保证了妇女的生存权利和基本经济权利。在妇女解放、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解放的一系列关系中，形成了以下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我党将妇女解放纳入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之中，妇女命运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女性与男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在拥有相同革命信仰的前提下结成盟友，男女并驾，以社会解放为奋斗目标来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另一方面，我党打破有产阶级专断，联合全体无产阶级的力量，妇女参与者不仅涵盖知识女性和女工，还扩大到农村，广大的农村劳动妇女开始更多地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革命的公共领域中，成为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

在特殊的革命政治现实影响下，女性文学的创作主题发生了变化，革命+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在30年代左翼文学作品中盛行。张闻天的《旅途》，洪灵菲的《流亡》，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转换》《复兴》，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丁玲的《韦护》等作品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旨，将男女主人公的恋爱作为革命洪流中的一部分，表现革命青年在参加社会解放过程中所经历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转变，在革命与爱情的结合中掺杂了人物复杂的政治心理。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革命文学家的经历都与洪灵菲相似，正是共同的人生经历构成了艺术的相似，使得‘革命加恋爱成为当时革命文学创作的普遍模式”，{27}对于这种创作模式，我们同样要用政治与审美价值追求相结合的观点去看待，也可以理解为“是个性解放主题与阶级解放主题转化时期的特定交汇形态，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的浪漫理解”。{28}

早期中国共产党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体现了突出的革命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实现了从个人觉醒到阶级解放的跨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在时代发展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注释：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摘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上海1923）》第1卷第10期。

{4}程光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5}鲁迅：《文艺与革命》，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6}潘汉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3期。

{7}《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

{8}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

{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10}郭沫若：《海涛集·跨着东海》，摘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2}魏正山：《左联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安徽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13}刘中树：《刘中树文学论集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5页。

{14}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第127页。

{15}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1929年第2卷第6—7期。

{16}{28}张福贵：《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第168页。

{17}{27}张福贵：《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進及艺术呈现》，《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

{1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妇女杂志》1924年第10卷第8期。

{19}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民国日报·觉悟》第2卷第14期。

{20}茅盾：《问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1期。

{21}李大钊：《战后之妇人问题》，《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期。

{22}蔡畅：《苏俄之妇女与儿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工作部编：《论儿童少年于儿童少年工作》，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23}石巧兰，李兴芝：《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

{24}王向贤：《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流变及发展》，《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红旗周报》1931年第25期。

{2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红旗周报》1932年第47期。

*本文系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博士后青年扶持项目 “刘半农的文献整理及阐释史研究”（项目编号：2021C1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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