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赏析
摘 要：
《百合花》采用的是第一人稱内聚焦叙事，“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以及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是通过“我”的视角来展现的，叙述生动而真实，充分展示了“军民和谐”“美好人性”以及“生命永恒”的三层主题立意，使读者获得了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
关键词：《百合花》 茹志鹃 叙事学
《百合花》是茹志鹃于1958年3月发表在《延河》杂志上的一篇短篇小说。这篇文章写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却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枪林弹雨，而是以一种清新优美的笔法塑造了小通讯员、新媳妇这样质朴善良的美好人物形象，展现了拥军爱民的军民和谐状态，书写了崇高圣洁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挖掘了深刻与美好的人性意蕴，谱写了青春与生命的永恒赞歌。本文将基于叙事学的视角对《百合花》进行叙事分析。
一、“我”的叙述者身份
文章一开始，“我”便以文工团团员的身份出场。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即整个故事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讲述的，是从“我”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待问题，这就意味着已经决定了叙述者与故事的同质身份，这一身份决定了一切主观态度、主观倾向都是个人化的。而“我”既是叙述者又是被陈述的对象，不仅完成了文本叙述者的角色任务，也是叙述中故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这个双重身份加深了小说文本虚构故事的真实性，给小说营造出一种客观的真实效果，因为它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模仿上，也就能更亲切而真实地接近读者，让读者信任地从文本表层意义中通过对人物的建构来体会作者传达的深层意义。在文本中，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始终贯穿全篇，所以读者通过“我”的视角就可以获得对小通讯员及新媳妇的整体可靠认识。
上文提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那么“我”就不仅仅是讲故事，也会通过行动来展现自身的心理及情感，就某一件事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第一部分“同行”中，读者的阅读便已经开始受叙述者“我”的行动历程及主观态度的影响。当主攻团团长分派任务时，叙述者说：“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让“我”去前沿包扎所，“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
a当“我”与小通讯员同行的时候，他一直和“我”保持距离，“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b无论是团长还是小通讯员，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想法以及心理状态都是无从知晓的，只不过是“我”通过揣测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很明显，叙述者在对文本的叙述加以干预，有意地打上了自我意识的印记，注入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所以叙述者其实是一个干预的叙述者、“自我意识”的叙述者，而此时的读者，也顺着叙述者的情感倾向产生认同，进而去把握人物形象及心理情感。
二、“我”与情节发展
小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三个部分：“同行——借被——牺牲”。三个情节环环相扣，叙述者“我”是整个故事中穿针引线的人物。
（一）“同行” 在“同行”这一部分的叙述中，“我”是作为参与者存在的。这位刚刚参加革命的十九岁年轻战士在护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一开始就“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c但是不会让“我”落得太远，读者顺着叙述者的情感态度便可以体会出小通讯员的细心、体贴，以及对护送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局促不安”，问及一些家常话，“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问他有没有娶媳妇儿，便“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d这一段艰难而又有趣的对话从叙事语态来说采用了直接引语，是叙述者通过临摹的方式来进行表述的，相比间接引语来说，这种方式与叙述对象的距离更近，再加上“我”参与到了故事中去，读者通过这一段生动有趣的对话以及小通讯员的神情变化，可以直接感受到小通讯员的腼腆羞怯、天真淳朴，以及纯真无邪，并获得了对人物的最初印象。
（二）“借被” 随着叙事的缓慢推进，故事进入了第二个情节，讲述“借被”的故事。第二部分“我”和小通讯员分头去借被子，但是他没借到，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第三个重要人物——新媳妇，而“我”是作为观察者存在的。新媳妇首次出场，是一位俊俏且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农家女形象，“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e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纯朴亲近、羞涩矜持之感。一开始面对“我”的时候，小通讯员是紧张且羞涩的，而此时，面对小通讯员的新媳妇，也是羞涩的，这是异性之间的含蓄害羞，也是小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的一个原因——两人因为性别意识而产生了交流障碍，导致误会与不理解。而这两人之间初次接触的不顺利被略写了，是因为不在叙述者“我”的视线范围之内，这一留白反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之后“我”的出现以及道歉，使得新媳妇“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看看“我”又看看通讯员，“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f叙述者通过自己细致观察所描写的这一神态，不仅刻画了新媳妇的矛盾心理，而且通过心理斗争体现出了新媳妇的淳朴、识大体、顾大局，同时展现了军民之间亲切友好的和谐状态。新媳妇将她的嫁妆百合花被子借出之后，小通讯员慌里慌张挂破了衣服，她“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线，要给他缝上”g，新媳妇没有因为先前与通讯员的误会而表现出冷漠，而是不计前嫌、亲切且带着善意，是一种主动关心和爱护。面对眼前的这个军人，她是带着一丝欢喜和敬意的。与此同时，小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也成为后面情节发展的引子，为后文新媳妇的情感高潮埋下了伏笔。
（三）“牺牲” 前两部分“同行”和“借被”的叙说是沿着叙事者“我”的观察及参与线索来进行的，到了第三部分关于“牺牲”的故事，叙述者并没有直接从正面进行叙事，因为此时的“我”不再是参与者。“我”是通过担架队员的转述而得知了事情的经过：战场上，不知道哪里落下一颗手榴弹，小通讯员为了保护担架队员们，直接扑在手榴弹上，受了重伤，生命垂危。小通讯员被送到包扎所之后，“我”的观察者身份重新恢复，此时叙述者“我”的视角开始聚焦于新媳妇：新媳妇完全没有了先前的忸怩和羞怯，“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身子”，“一针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哪怕“我”看不下去叫她不要再缝了，她也全然不顾，“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h虽然新媳妇没有说一句话，但仅仅一个眼神的细节描写，就已经无声胜有声了。此时的一针一线，都传达着她对于死者的无限尊重和崇敬，倾注着她内心所有被压抑的情感。当卫生员将小通讯员抬入棺材准备拿走他身上的被子时，“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i。劈手夺过”这一动作以及“狠狠地瞪”这一眼神倾泻了其心中巨大的悲痛，曾经的羞怯心理与后来的勇敢行为融为一体，自然而又真实地将女性柔情与勇敢的两方面表现出来，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民子弟兵的爱，让新媳妇的形象也更丰满，感情更真挚，进而使小说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光彩。
三、“我”、通讯员、新媳妇的三者人物关系
在整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我”、小通讯员、新媳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紧紧勾连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的。
首先是“我”与小通讯员。“同行”的时候，“我”怎么也追赶不上他，便开始生气；
小通讯员虽然走在“我”前面，但也在适应“我”的节奏，不禁对他发生了兴趣；
明知道小通讯员面对“我”这个女同志很腼腆，还故意玩笑他。这是“我”与他两个年轻异性之间那种纯真、朦胧的好感。此时的小通讯员与“我”一直保持着距离感甚至紧张感，而“我”是希望和他有交流的，但是这个男孩子因为性别意识而表现出的种种局促与不安阻碍了这种交流。在得知小通讯员与“我”是老乡之后，“我”便通过故乡的话题打破了沉默，并回忆起了那熟悉的故乡生活，并对这位同乡感到更加亲近了。在这其中，“我”主动放弃了女性身份，转向了与他共有的“战友”及“老乡”身份。发起总攻之前，“我”在这中秋之夜追怀着自己的故乡，用中秋团圆来暗示着战争即将带来的分离，所以在看到送来的伤员有“通讯员”三个字时，“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j，“我”是担忧的，是害怕的，是不安的，是有着牵挂的，生怕面对战士们的死亡，尤其是小通讯员。而此时对“我”心情的叙写，正好照应了小通讯员最后的结局，“我”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我”在小通讯员受重伤送到包扎所时，强忍眼泪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切，直到“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 1，最后眼睁睁看着他在“我”面前去世了。“我”的眼泪不仅是对失去了一个革命“战友”的感伤，更是对一个与自己有过情感交流的年轻生命的丧失的痛惜以及对青春与生命消逝的叹惋。由此，“我”与小通讯员之间的情谊，已经远远超过了年轻异性之间朦胧的好感，更是叠加了同乡之间的关怀、战友之间的挂念以及对年轻生命殒落的惋惜。这种情感于“我”来说是复杂的，于读者来说也是极大的心灵冲击。
其次是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小通讯员是一开始的被叙述者，在整个故事发展中展现了其人物风貌与精神世界。接着在“借被”时与新媳妇产生误会，第二个被叙述者新媳妇出场，两人的误会也因“我”的介入而解除。新媳妇到包扎所帮忙时，东张西望地找通讯员，对“我”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 2此时异性之间的含蓄害羞依然是存在的，但是相比“借被”时，性别意识已经淡化了，在这里，新媳妇是通过“寻找”和“笑容”来完成了内疚与挂念的情感升华。虽然只能算是一面之缘，也有过误会，但是新媳妇能够把通讯员放在心上，这种纯真而温馨的人际关系发生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物身上就显得尤为珍贵，而且这种感情是不带有任何世俗社会的功利色彩，很自然地传达出新媳妇美好的人性与人情。小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一直贯穿到故事的结束，即他为了革命、为了人民而牺牲，这也是新媳妇情感爆发的高潮，新媳婦两次“啊”的语言以及“擦身”“缝破洞”和“夺被”的三次动作，是其人物形象上的最后一笔，不仅完成了性格形象的发展，也传达了她对于死者的无限尊重与崇敬，反映着以新媳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真挚情感。在人性与人情美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军民之间的革命敬意及朴素的情感。“这样，对人性人情的叙事就与革命、拥军爱民等主流叙事话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3。
最后，小通讯员、新媳妇以及“我”三者之间是紧紧勾连在一起的，而“我”是其中的联系纽带。小通讯员是全篇文章围绕展开的主人公，不仅状写了他憨厚平凡、羞涩腼腆的性格，还写了他热爱生活的个性，最后在危险面前临危不惧，牺牲生命拯救了他人，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最终完成了对一个英雄崇高精神伟大的建构——这是一个对革命赤胆忠诚，但又具有丰富生活情感、血肉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奉献生命的勇气、无畏与生活中的稚气、天真连成一体，使这一形象更加饱满，更加伟大。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人性美，而又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的战士的心灵，无声地感动了读者。“新媳妇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她却是小说中的一位十分重要的角色。她有力地烘托了主人公小通讯员的高大形象，很好地丰富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层意蕴，书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了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 4。“我”和新媳妇都是具有女性身份的人物，而实际上“我”的女性身份在第一部分“同行”中就已逐渐退场，让步于“同志”和“同乡”的身份，并基于这种新身份获得了情感交流。从“借被”开始，“我”便逐步淡化了参与者的身份，从先前故事中的主角逐渐转变为了旁观者，进一步强化了观察者的身份，“我”的主观抒情也开始演变为旁观者的客观描写与冷静叙述。新媳妇这一重要的被叙述对象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顺延了我的女性身份，使得人物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在“借被”这一情节当中，故事的发展与冲突主要是围绕新媳妇和小通讯员展开的。小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与新媳妇之间产生误会与隔阂，说“老百姓死封建”的时候，“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 5，并且积极地跟新媳妇道歉，“我”是理智的，不仅识大局而且懂人情，是军民之间的一条纽带，起到了调和的作用，读者透过叙述人“我”的所见所闻来认识并了解了小通讯员及新媳妇，同时深受“我”的情感表达的影响。
在历史背景影响下，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问世，并大多集中于描写恢宏壮阔的战争场面，并从中来歌颂英雄。同样作为战争题材的《百合花》，在众多宏大叙事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其清新俊逸的独特一面。文中所展现出的“英雄叙事”是合乎于时代的主流叙事，军民情感的表达显然是一大主题。与此同时，文章通过叙述者“我”的视角赋予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言语、每一神态与动作以生动、深刻、丰富的情感，无论是天真质朴、无畏无惧的小通讯员，还是善良朴素、羞怯矜持的新媳妇，平凡的他们恰恰拥有着最真实、最朴素的人性。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纯洁无瑕的情感在对英雄人物的侧面衬托与适度赞美中获得了淋漓的宣泄，并在某种意义上因为经过了‘革命’的过滤而变得合乎理性与规范”！ 6，从而使得人情与人性叙事与英雄叙事以故事嵌套故事的形式相结合，表达了第二大主题——美好质朴的人性与人情。此外，新媳妇情感的大爆发，不仅仅表达无法挽回的遗憾与愧疚，也表达了对小通讯员英雄行为的崇敬；
叙述者“我”的眼泪，不仅仅是对战争带来的毁灭感到忧虑，也不仅仅是对于失去战友和同志的悲痛，而是延伸出了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在死亡面前对青春与生命逝去的叹惋。英雄气概与平凡真情的结合，谱写了一曲青春与生命的永恒赞歌，实现了《百合花》“军民和谐”“美好人性”以及“生命永恒”的三层立意，使得文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使读者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abcdefghijklo 王庆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第157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62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0页，第158页。
m 潘艳慧：《英雄“传奇”与人性故事的完美融合———对〈百合花〉的叙事分析》，《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77—78页。
n 刘广辉：《谈〈百合花〉中新媳妇形象的塑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1期，第36页。
参考文献：
[1] 王庆生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刘广辉.谈《百合花》中新媳妇形象的塑造[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3）.
[3] 潘艳慧.英雄“传奇”与人性故事的完美融合———对《百合花》的叙事分析[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作 者：
卢昶波，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教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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