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后脱险重生（上）
编者按：2021年是皖南事变80周年。作为亲历者，干戈生前曾数次向他的女婿、本文作者李彦一谈起那段历史以及很多曲折的细节。作者在干戈的忆述基础上，结合相關资料，撰成《在皖南事变后脱险重生》一文，分上、下两篇。本期刊登的是上篇。
干戈原名蔡云鹏，曾用名蔡炼、蔡孑、方苏。祖籍山东，1919年2月10日在扬州出生，1988年6月3日在重庆病逝。
干戈于1937年11月参加革命，曾在上海领导罢工、在崇明岛武装抗击日寇。1940年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到新四军，被分配在军部教导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中不幸落入敌手，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1943年，他成功越狱，历尽艰辛，回到组织怀抱。曾历任新四军警卫团宣教股长、组织股长，华野直属政治部组织科长。淮海战役后转到二野，任二野后勤军械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地转业，任重庆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倾分子”，下放长寿湖农场劳动。一年后调重庆市二轻局任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二轻局五金工具公司任党委书记、经理。粉碎“四人帮”后，获彻底平反，改任重庆市二轻局顾问。
干戈因追求社会公平，青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战争年代南征北战，经历了许多生死劫难，其中记忆最深，也最血腥的，当属皖南事变及其之后那一段。每忆及此，他总是唏嘘不已。
事变中，他所在的新四军教导队一直随军部行动，后在分散突围时，他不幸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囚禁期间，他因拒绝“自新”而屡遭折磨，差点丧命。1943年大年夜趁看守疏忽成功越狱。随后的大半年时间，他一路乞讨，艰难跋涉千里找部队。同年11月重回组织怀抱，受到陈毅在内的新四军官兵热烈欢迎。
而今回顾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及其诸多曲折细节，既是对先辈的缅怀，也作历史补白。
带头罢工
干戈家有兄妹5人，其父是泥瓦匠，天天在各种建筑工地上忙碌，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生计。其母蔡时氏曾是大户人家丫头，见过世面，所以尽管家贫，仍坚持从牙缝里省钱供干戈读书，指望将来家里有个出路。干戈6岁发蒙，读了三年私塾，然后进入学校读高小。但因家里越发困难，还差一年毕业时他被迫辍学。
1932年，一位在上海打工的邻家青年回来探亲，干戈从他那里听了不少十里洋场的故事，不由得怦然心动，决定出去闯荡。在青年的父亲张先生帮助下，干戈来到位于上海北成都路的中国机器印花厂，打工谋生。是年，干戈13岁，刚刚够得着机器。
这年初，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各界义愤填膺，掀起抵制日货热潮，沪西17家日本纱厂4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大潮中，共产党相当活跃。机器印花厂办了工人夜校，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分别授课，他们讲社会发展史，启发工人觉悟。才离校门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干戈，尽管每天在车间劳作近10个小时，仍然坚持到夜校学习。他用三四年时间学完了初中课程，还看了不少进步刊物和苏联翻译作品。这让他开阔了眼界，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
1932年至1936年间，干戈经历了三次因工厂减资而举行的罢工。每次罢工，他都积极参加，逐渐在工人中脱颖而出。
第三次罢工发生在1936年春，规模最大。干戈作为工友推举的谈判代表，直接进厂长办公室与资方谈判。工人提出的条件被资方当场拒绝，干戈等谈判代表愤而出来，向等候在外的工人宣布罢工。他们将护厂武器分发给选出来的纠察队员，并派人封锁了工厂大门。
罢工持续了两个月，厂方终于让步，答应了工人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是，干戈麻烦不断。复工后约两个月，厂方开始找他的碴。先是以“不守厂规”为由，扬言要开除他。经工友声援，厂方未能得逞。厂方不甘心，转而胁迫担保人张先生，要他向干戈施压。不仅如此，干戈的产品明明符合标准，厂方却硬说不合格，动不动就以扣工资相要挟。
在多方压力下，干戈更加坚定了争取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崇明抗日
1937年，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很快，日本炮弹落在了机器印花厂，工人被关进租界的“难民所”。几天后，干戈被“遣送”回扬州。
不久，一位叫王登言的上海工友走进了干戈的生活。王登言欣赏干戈的骨气和正义感，将干戈介绍给自己儿子王修本。王修本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于1937年11月介绍干戈加入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民抗”，分配他在扬州城内做发动群众工作。
1938年春，日伪军对占领区加强了统治，抗日活动愈加困难，“民抗”成员被迫向扬州乡下或上海转移。干戈提出随王登言赴沪，得到组织批准。1938年初夏，干戈回到上海。
干戈本想重回机器印花厂工作，但工厂早被炸毁，于是经人牵线去了一家食品公司当杂工。那段时间，干戈工余时间都与王登言父子在一起，他们秘密学习《论持久战》、看革命书刊，有时也协助转运战地物资。按干戈后来回忆：“一点点工资和所有的工余时间全部交由革命支配。”
经干戈再三申请，1939年初的一天，干戈被地下党安排去崇明游击队。
干戈等人到达崇明岛时，崇明游击队已有100多人，编为3个分队。干戈任一分队分队长。为保护家人安全，他改名蔡炼。
崇明岛无山少林，不便隐蔽。游击队员白天分散在农户家中，夜晚集中行动，破坏敌伪工事和建筑。发现零星的日伪军就打一下，打了就跑。灵活的斗争，有效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小股日伪军再不敢轻易下乡。游击队因此逐渐在群众中有了口碑。
当时，崇明岛上还有一支民间抗日武装，叫崇明自卫队，由教员出身的韩念龙掌握。韩曾是王修本的中学老师，因这层关系，两支抗日武装一直有联系，并于1939年底合而为一。
合并后的抗日游击队人员构成复杂，双方队员互不服气，不时有小摩擦。韩念龙一心抗日，努力维持大局。1939年底的一个晚上，十几名原崇明自卫队的人趁韩念龙外出未归，偷袭原崇明游击队，打伤一人，还抢走一些东西。次日，韩念龙知道了事情缘由，专程赶去送还东西并向伤员道歉，同时设法将伤员送上海治疗，才平息了风波。
不幸的是，这次事件仍让部分原崇明游击队员寒了心，萌生去意。不久，原崇明游击队二分队一个姓宋的队员携枪出走，还裹挟带走了10多个人。干戈急忙报告韩念龍。韩表示，走的人都是原崇明游击队的，自己不便出面，要干戈赶快组织人将他们追回。干戈带领本分队四处寻找，找遍全岛也不见其踪影。
几天后，干戈接到报告，得知宋正带人去海边。他立即带队追到海边，仍然晚了一步，宋等人已分别登上几条小船。干戈等上前阻止，对方不听，首先开枪，双方就在海边打起来。枪声引来日伪军，干戈和一分队急忙应战，宋等人则趁乱驾船逃走。
敌人仗着装备好，又有重武器，攻势很猛，我方处境危险。幸亏韩念龙带队及时赶到，从侧翼袭击，分散了日伪军火力。不过，一分队所处地形极为不利，正面是坟丘，背后三面环水，又弹药告罄，眼看攻无能力退无后路，干戈及一分队队员被迫跳海。冬季的海水冰冷刺骨，脱险后，干戈大病一场。
1940年初，干戈接到地下党组织通知：去新四军报到。
奔赴新四军
上海地下党送往新四军的这批骨干一共七人，他们由向导带领，穿过一道道封锁线，进入新四军一支队的茅山根据地。这时有消息传来，支队长陈毅有意留他们。七人商量后婉拒了陈毅的好意，仍按地下党安排去军部报到。
几天后，干戈他们继续赶路。1940年3月初，他们到达军部驻地——皖南泾县章家渡附近村庄。
休息一周后，干戈等人接受了严格的组织审查。他们分头填写各种登记表、履历表，相继被叫去“组织谈话”。干戈因为要求学习，而被安排到军部教导总队三队。
去三队报到前，经组织同意，干戈改名为蔡孑，同时中断了与家里的联系，防止敌人迫害家人。
军部透着昂扬的抗日气氛，处处生机勃勃，干戈心情舒畅，对未来充满憧憬。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入队三周后，他被选为小队长，管理一个排。继而，他被吸收进国共合作后成立的青年队。
新四军教导总队的任务是培养军政后备干部，有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讲《中国近代史》（以党史为主）、《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哲学》以及党的理论和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军事课主要教“战术”和“战役”（班、排、连、营到团的作战指挥）。在这里，干戈系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建构理想信念，确定人生坐标。晚年，干戈每当提起这段往事，仍心潮澎湃。
原定学习半年，但军部当时正准备移驻苏北，因此毕业时间推迟。这期间，三队改称校干队，学员除了学习文化和党的理论外，更多是做一些实际的军事防御准备，比如修筑工事等，以便随时投入战斗。
1940年10月中旬，经组织批准，干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候补期1个月。
皖南作战
1941年1月5日晚，近千人的新四军教导总队从驻地安徽泾县云岭镇中村出发，冒雨向苏北进军。当夜抵达泾县茂林，就地宿营。次日，部队继续前进。才走不远，先头部队就遭到国民党军第40师袭击。危急时刻，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特别嘱咐，教导总队随他们行动，由他们直接指挥。
我军前方兵力消耗很大，大量国民党军渐渐向军部围来，而军部战斗人员不多，拼到后来连炊事员都上阵了，教导队员也被调到一线。这时，教导总队的军政工作由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负责，主要任务是保卫军首长安全。
尽管学员们作战勇敢，但敌人数量是我方10倍，且有备而来。仗打得非常惨烈，白天夺下的山头，夜里又被敌人抢回。干戈所在的小组牺牲了一名军事教员，弹药也越来越少。项英不放心这批经验不足的后备干部，便由余立金陪同来到阵前，挨个鼓励打气，嘱咐节约子弹，不要放空枪。
敌人太多，打了几天，军部还在包围圈里。一天夜晚，叶挺率领包括教导总队在内的一部分兵力，选择一个山头往外突围，冲出了敌人重机枪火力网。但当发现项英没跟来，他又率队杀进重围。结果敌人迅速收拢缺口，叶挺不但没救出项英，自己也再度陷入困境。
次日，周围的枪声稀疏了，敌人停止进攻，项英安排教导总队在竹林中隐蔽待命。这一等就是三天。其间，干戈听说军部正同党中央以及重庆方面联系，党中央要全军想尽一切办法突围，蒋介石则再三推诿，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抓紧这短暂的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收缩包围圈，步步进逼。
很快，学员们带的干粮吃光了，剩的弹药也不多，每人枪里只有几粒子弹，好点的多一两颗手榴弹。他们意识到继续待下去必死无疑，于是纷纷要求打出去。但敌人早有准备，余立金几次带队突围都不成功。有次他带队边打边突围，一昼夜翻过一座不知名的大山，却发现山脚被敌88师封锁了。念及该师曾与我党有过交往，遂派人下山谈判。不料派去的人被扣，大部队的行踪也遭到暴露，敌人嚣张地围过来，突围失败。
不久，干戈等人又得到消息，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扣。尽管大家义愤填膺，但因失去了统一指挥，难以形成战斗力。余立金安排剩下的学员分散行动，走出去一个算一个。
干戈等七八名学员与敌周旋，他们藏匿于大山深处，饿了就吃生米和野果。15日拂晓，他们碰到项英，请示行动，项英回以三个字：“打游击。”
满山遍野都是国民党的搜索部队，为了把新四军逼出来，搜山士兵放火烧山，还一边高喊：“下来吃饭，和平解决。”大火蔓延到我方人员藏身处，一些人被活活烧死（有些是伤员不能动弹）。干戈等人不断变换藏匿位置，躲避敌军和火焰，直到搜山队伍撤走。
待周围安静下来，干戈和战友毛华海靠夜幕掩护，绕了很多路，终于走出大山。一天后，他们在一条小路上与敌武装人员迎面相撞。残破的军服暴露了他们身份，他们失去了自由。
转押上饶
国民党军在茂林地区方圆几十里设了许多临时关押点。干戈等人先被关在一间民房里，后被押到国民党军52师师部。
52师师长李秉哲煞有介事地召开所谓的“事变座谈会”，企图分化、拉拢被捕新四军战士。他假惺惺地说：“你们不负这次事件的责任……”干戈等人当即据理反驳，令李秉哲哑口无言，“座谈会”最后草草收场。
第二天，一个国民党军官前来宣布：“你们的问题到上饶去解决，我们无权处置。”这意味着，所有被抓的新四军将士将被押往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西上饶。
1942年元旦，转押上饶途中，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专员室少将专员张超接管了被捕新四军战士。张超将被俘新四军编为4个队，由他带来的几个连押解。干戈被编在4队1班。为应对新环境，他再次改名，对外称方苏。
在离徽州县城40里的小镇深渡，长长的转押队伍停了下来。国民党宪兵征用了当地的寺庙和祠堂，用来监禁被捕新四军战士。监房里没有床，干戈等人就睡在潮湿的地上。敌人每天给他们吃两餐小米掺玉米粉蒸的混合饭，无盐无油。体质弱的战士经受不住折磨，每天都有人因饥饿、寒冷而死。
张超还用更阴毒的办法折磨新四军。他叫人拿来全是伤兵用过的棉絮给战士们“御寒”，这些棉絮浸满脓血，散发着阵阵恶臭。就这样，还只能三人一床。大家每晚只得用棉絮盖住下半身，上半身人靠人，相互借体温抵挡寒风。
一个深夜，干戈他们被粗暴地叫醒，随即被押上木船，向金华转移。到了金华，他们下船走到火车站。站里站外戒备森严，宪兵每隔几步站一个，一律荷枪实弹。干戈等人被驱赶进闷罐车厢。车厢装过盐，刚刚冲洗过，地板上有积水。宪兵强迫他们把棉絮铺在湿地板上，坐下不许动。
火车在肃杀的气氛中开到了上饶。干戈等被押至吉水县八都镇，那里有几间训练壮丁的空屋，暂作监房。散发恶臭的棉絮吸进了盐水，气味更加难闻，令人作呕。新四军战士要求晒干后再用，却遭到宪兵反对。战士们忍无可忍，互相传话：“与宪兵斗争。”
三八节那天，宪兵将被捕新四军赶到院坝里站队，命令齐唱三青团团歌。干戈没张口，一个宪兵上来就给他一拳，他大声问道：“三民主义是打人的吗？”宪兵不说话，只管打，还拉干戈出列。拉扯中干戈还了宪兵一拳，并骂宪兵“无耻”。恼羞成怒的宪兵一把将干戈掀翻在地，拎着衣领往外拖。干戈骂声不断，高喊“宁愿被枪毙，也不愿屈辱地活着”。后来在审问时，干戈也用这句话作答，结果招来更严厉的惩罚：被反绑在宪兵队门前柱子上示众。
天黑后，干戈被押到宪兵2连连部。他被戴上手铐，关进一间小房子。屋里已关着一位新四军战友，叫朱辛。朱辛50多岁，浙江人，逃跑未成被打伤。干戈进去时，朱辛趴在地上，屁股血糊糊一片，也戴著手铐。
暗夜中，窗外过一阵就响几下枪声，平添几分诡异气氛。但时间一长，干戈找到了规律，枪声大约每两小时响一次。后来，他和朱辛把枪声当钟声，用来计算时间。他们互相打气，不要悲观，一定要争取活着出去，重返抗日战场。
（未完待续，《在皖南事变后脱险重生（下）》将于下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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