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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叙事手法分析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分析《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叙事手法,梳理元小说叙事模式、反乌托邦性与反极权性、后现代主义文学之互文性风格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透过看似荒唐离奇的旅途中满篇醉话描写,凸显出作者韦涅季克特的悲天悯人的情感,以及期待变革却又无力回天的感伤主义情怀。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元小说:叙事手法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1)04-0121-05

[收稿日期]2021-04-26

[作者简介]胡佳瑞,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语言与文学。

引言

在世界文坛,创作于1969年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曾被誉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问世之初,由于当时苏联严酷高压的思想舆论管制,这部作品仅能够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于当时的苏联社会。1973年,该书在以色列得以正式出版,随后又在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得以出版。直到1989年,该书才得以在苏联得到正式出版。此后,《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被翻译成了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文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俄国文学批评家鲍里斯·加斯帕罗夫于1981年在《站起来走》一文中,就论述了该作品同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关联性,库里岑则在自己的专著《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中以较大篇幅来介绍该作品的内涵与文学意义。

小说的作者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以极其辛辣的笔调,以戏谑、反讽的方式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大众荒诞、扭曲的人生境遇,抨击苏联高层的腐朽与高压愚民统治,揭露当时苏联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弊端与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虚假神话。展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式风貌。

一、元小说叙事模式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体现

“元小说”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作家威廉·加斯提出。而帕特李夏·沃则对元小说进行进一步界定:“元小说的写作展示出小说写作的常规,清晰地呈现创作行为状况,从而探求真实与虚构的关系”[1](P5-8)。在元小说中,作者不在把自己伪装成不知情的旁人,而是将自己的创作向读者敞开,让读者能够融入小说的创作历程。

元小说往往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例如小说中的人物名字,时间,和发生的大事件往往跟历史事件与作者的现实经历是有很大关联的。而故事的情节却往往是作者再创造出的,看似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充满着神秘主义和奇幻色彩。元小说正是在这种真实与虚幻相互交融的结构下展开的。作者运用这一叙述手法,往往能在叙述看似荒诞离奇的情节中去营造出一种别样的真实,直达读者内心深处,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元小说因其忠实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主张的语言即一切的观点,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建立了紧密联系。

小说中的主人公名为韦涅奇卡(Веничка),是作家韦涅季克特(Венедикт)名字的爱称,暗含作品中投射出作者本人和主人公命运的相关性,而从小说的内容中,则不难看得出小说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与作者本人人生经历和当时苏联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2]。

作者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是一位天才作家。少年时期曾经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曾被老师看做“一位天生的语言学家”,或许按照当时社会普遍认知看来,考入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这一类名校无异于得到一块通向社会上层,甚至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可是叶罗费耶夫却没有选择从事这一条路,由于“酗酒无度,而且思想观念常常和主流价值观不符”而惨遭莫大开除,后来曾就读于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也因为类似原因被校方开除,此后他辗转莫斯科、北极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等地,曾经做过图书管理員、地质钻探工、仓库保管员等职,混迹于社会底层,在这一过程中,也尝尽世间百态,辛酸苦楚,体会到苏联中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近距离了解底层平民大众的生活状态,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小说中有着这样一段描写:“这个我喜欢,我喜欢我国人民有着这样空洞而鼓起的眼睛,它们能使我产生一种正当的自豪感”,“它们总是眼珠外凸,却不见丝毫的紧张,它们不表露出任何情感,却充满着多么巨大的力量!”“无论在怀疑的日子里,在充满各种考验和不幸的年代里,这样的眼睛能眨也不眨,对任何事情,它们都可以毫无怨言”。

只有经常同底层人民打交道,感受他们的苦难,才可能有着这样犀利的入木三分的神态描写!看似是赞扬苏联底层人民的眼神,其实反映了苏联人民在苏联高层长期高压极权统治下,日渐麻木冰冷的情感。因为害怕说错话做错事,害怕表露出不满的情绪而被极权政府镇压,便也不敢随意表露出情绪,变得日渐麻木和冷漠。

在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学习期间,叶罗菲耶夫曾经多次乘坐莫斯科——佩图什基这一路线的火车,现实中的佩图什基,是一个位于弗拉基米尔附近的小站,而在小说中的佩图什基与莫斯科,则多了许多魔幻与荒诞色彩,小说中的佩图什基,被描写成为一个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地方。在韦涅季卡以为自己可以到达佩图什基的时候,却被“从克里姆林宫派来的人一路追杀,甚至最后在天国被天使施以致命一击,以自己的死亡而告终”,显然在作者现实中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旅途中,每次还是会平安抵达的[3](P153-157)。但是小说中以充满魔幻色彩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这一旅程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并安排主人公在绝望中而死的结局,营造了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气氛,使读者看到一种虚幻中的真实。

叶罗菲耶夫以自身境遇为蓝本,采用元小说式的叙事模式,让读者仿佛跟这主人公一同坐上这充满奇幻,怪诞色彩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火车,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使读者领略到这样一种虚幻外表下的别样真实。

二、反乌托邦性与反极权性在小说中的体现

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从诞生起,就带有一种反极权主义反乌托邦的情怀。充斥着对社会种种弊端的批判。也正因如此,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来,便受到当时苏联官方的严密监视和打压[4](P197-204)。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读物《大都会》被苏联官方查禁,很多参与编纂《大都会》杂志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如叶·波波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人因此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本小说在问世之初,也未能在作者的祖国苏联出版,而是作为非法出版物,冒着被没收查禁的风险,在苏联秘密流传。可是残酷的监视与打压,并没有真正能够抑制住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苏俄的兴起,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仍然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内涵,有别于欧美式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独有的风格。

俄国文学评论家谢·乌瓦罗夫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原有的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意识“解冻”政策,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谓“停滞”与系统性腐朽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种子提供了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正是这种高压极权体制导致了解构主义与反乌托邦反虚假神话思潮的兴起[5](P58-65)。这也使得在这块土壤长大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属于自己鲜明的特征。在苏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别于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作者更多的运用隐喻手段,来批判苏联极权高压社会体制,并表露出自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与折磨感到痛苦,希望现状得以改变的情感。以及所谓的乌托邦与神话以及苏联官方刻意营造的虚假神话的颠覆与讽刺。

小说中,作者运用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对苏联当时社会百态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状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与描写,看似是醉话连篇,天马行空,实则是对当时苏联高压强权,专制腐朽,实行愚蠢的愚民政策,极力营造虚假的乌托邦式社会的解构与嘲弄。但作品中,也不单单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抨击,还有对普通苏联民众麻木,冷漠的生存状态的感叹与悲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及对传统神话与宗教英雄人物形象的解构与颠覆。

克里姆林宫在现实中,是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的宫殿,也是彼得大帝之前的沙皇俄国与苏联党和国家最高办公机关,也是如今的俄罗斯总统府所在地,可以称得上是苏俄的国家象征,最高权力机关。可是在小说开端却写道“我本人一次也没见过。多少次从北走到南,从西走到东,……跑遍了整个城市,却一次没有见到过克里姆林宫,每次都只能到达库尔斯克车站”,显然,这里的克里姆林宫,绝非实际意义上矗立在红场上的克宫,而是指代苏联官方,苏联的极权机构,显然,在平常生活中,极权统治机构高高在上,无法让普通人轻易感到它的存在,也不容易直接找到极权高压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主人公一心前往佩图什基时,却发现“克里姆林宫正金碧辉煌地在我面前闪耀,被人用力地把我的脑袋往克里姆林宫墙上撞……”投射出在现实生活中,每当有人想要去追求自由,追求真相时,就会被苏联极权机构打击镇压的命运。

在韦涅季卡任职安装队队长期间,尽管他喝酒打牌不务正业,可是他“每月给他们上交一次生产计划,而他们每月给我们发两次工资”“在计划中写道,值此列宁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保证杜绝一切生产事故……我们要在工人当中将业余高等教育的学习率提高到六分之一”。他尸位素餐,游手好闲,编造的生产计划却并没有上级去追究,只要官话套话说的漂亮,就能拿到工资。这反映了苏联社会普遍存在的欺上瞒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现象,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只不过是如梦幻泡影,是被精心编造的谎言罢了。而在韦涅季卡记录同事和朋友们的喝酒曲线图时,他的领导却怒不可遏,马上将他撤职。展现了苏联官僚机构的腐朽和虚伪,真相对他们来说,比欺骗他们更可怕,因为这会戳穿他们金玉外表下的败絮。

在火車上,韦涅季卡与一众酒徒煞有介事的举行了四次全会。而会上所决定的无非是什么命令酒店提前营业,把酒分给农民,要求去掉“鬼怪”这一单词中的一个字母,这是对苏联官僚机构形式主义的绝妙讽刺。在现实中,苏联各级机关开了一个又一个枯燥无聊充满形式主义的会议,却并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满足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酒徒之间召开大会看似荒诞,实则是对现实腐败教条的苏联官僚们的讽刺与嘲弄。

而在小说当中的天使形象,则是对传统基督教天国形象的颠覆。起初,天使和天国是韦涅季卡心中绝对正义和希望的象征,他们仿佛善解人意,了解韦涅季卡的苦闷,“我们知道你难受……”,“过半个小时商店就卖伏特加与红酒”天使引诱他不断的喝酒,接受重重考验,来到达他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佩图什基”,见到自己的情人,得到身体和心灵的愉悦和解放。

就像作者在小说开头中不断提到的库尔斯克车站一样,逃离充满高压没有自由的莫斯科,抵达天堂佩图什基,是韦涅季卡一直以来的梦想,在旅途中,他忍着各种不适,按照上帝的意愿,喝着各种各样的酒,即使被酒痛苦的折磨,“喝下去的那杯酒在肠子和食道里上下翻滚,像五一劳动节的礼炮一样,我也就这样被折磨着,祈祷着”一路上,他不断跟天使诉说自己的心酸苦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心灵上的解脱。他拒绝撒旦的引诱,答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躲过各路人马的追杀,身受重伤,艰难抵达天国,乞求上帝拯救他时,却遇到了对他冷眼相待的上帝以及对他不屑一顾,嘲笑他悲惨境遇的天使,在小说的结尾“有五六双手立即掐住了我的喉咙,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面目最狰狞可怕而又最具古典气质的那个家伙,拿出一把木质大锥子,和其他天使一同把他摁在了地上,将改锥插到了我的喉咙”,给与韦涅季卡致命一击。

作者本来想用基督教传统价值观去代替苏联虚伪的乌托邦式价值观,期待像耶稣复活那样重新找到幸福生活之路[6](P44-47)。可是,现实的黑暗却让他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尼采说“上帝死了”,体现出现实中作者郁郁寡欢,“哀莫大于心死”的绝望情感,以及自己的理想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扼杀的悲惨写照。最终成为苏联残酷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牺牲品。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之互文性风格在小说中的体现

所谓互文性,或称之为文本间性,指的是“对照另一文本来解读文本的方法”,保加利亚学者,文艺评论家对这个术语进一步解释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也就是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中,往往意味着对以往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语句篇章,故事情节、主旨和发生的历史事件,运用拼贴、模仿、联想、列举等手段,使自己作品中的文本与其他文本相连接进行重塑和再创作,形成自己新的文本,赋予作者自身的情感意识,以及新的文化内涵。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作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作者叶罗菲耶夫旁征博引,将古今俄外文学经典,历史典故化为己用,加以模仿与拼接,在小说内容中与其他文本的互文互动性特征彰显的淋漓尽致。

“世上什么东西最美好?——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而比这个更美好的是(请记录):日古利啤酒100克,萨多克洗发水30克,去屑喷雾剂30克,杀虫剂20克。把这种混合液用上等雪茄烟泡上一星期,然后上餐桌。”

此处,作者把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所共知的名句[7]进行了颠覆式的改写与再创作。作者将看似毫不相干的,庸俗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啤酒,洗发水,喷雾剂,杀虫剂,雪茄烟叶至于“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崇高事业之上,一直以来,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其笔下的保尔·柯察金长期被苏联当局视为“公而忘私,舍身忘我,舍小家为大家的模范”,“能够激励苏联英雄儿女为国捐躯,齐心协力建设伟大事业的楷模”,谁要是对这一经典形象提出质疑与消遣,则会被扣上“反动派,白匪军,地主富农与封建贵族,帝国主义者的余孽”“苏联人民的敌人”的高帽子,加以大力挞伐与镇压。而叶罗菲耶夫却将这一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金科玉律加以游戏性改造与颠覆。其用意旨在为我们展现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不过是碌碌无为,平平淡淡,根本没有机会为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啤酒和雪茄投射出俄罗斯人嗜好饮酒抽烟的日常生活习性,而洗发水,去屑剂似乎映射那些道貌岸然,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口是心非的苏联极权机构的一众鹰犬,而杀虫劑似乎隐喻苏联社会弊端丛生,千疮百孔,充斥着腐败与专横的蛀虫,他们尸位素餐,贪婪的掠夺国家的养分,为自己攫取利益,使得国家与社会逐渐走向病态与衰落的残酷现实。暗含着作者对苏联极权统治者诸多恶行的揭露与抨击。

而拼贴,则是互文性叙事手法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拼贴是指将其他作品中的语句段落,人物形象,作品主旨等要素融合移植到自己作品中的一种手段。既可以在作品中的局部段落所使用,也可以贯穿于整部作品。拼贴对于文学经典和历史事件是一种肯定,又是一种颠覆。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将看似不相干跨文化跨时空的文本元素杂糅到一起,由作者赋予其新的意义。

在小说中,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不同文学作品主人公人物性格和经历与本作主人公韦涅季卡之间的共同点,可以说主人公韦涅季卡的人物形象是作者自身经历同现实生活以及俄罗斯文学中几位经典人物形象的融合体,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主人公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日瓦戈医生》中的医生日瓦戈,以及莱蒙托夫名作《当代英雄》毕丘林等人的影子。

《叶普盖尼·奥涅金》中的贵族子弟奥涅金厌倦当时沙俄首都彼得堡的贵族生活,到乡下遇见一位年轻而又纯洁的姑娘,而《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主人公韦涅季卡同样是离开首都莫斯科,在佩图什基遇见了自己的情人,一个“不是一般的姑娘,是个勾魂精,是降A大调的乐曲!是女巫……”一样的摄人心魄的女人。《日瓦戈医生》里面的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位基督式的人物,受尽磨难,但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永葆一颗善良的心灵,而韦涅季卡的佩图什基之旅,也伴随着浓厚基督教色彩,他坚信一切苦难都只是前往佩图什基到达美好天堂路上的荆棘,《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安娜面对着名存实亡的婚姻和自己所追寻的爱情,勇敢的提出离婚,向世俗礼教宣战,却落得惨死的结局。而《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的韦涅季卡为了追求真理和自由,宁可丢掉轻松的工作,也要揭露真相,忍受极权机构的围追堵截。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毕丘林出身贵族家庭,却愤世嫉俗,看到社会种种不公现象,心忧国家与社会命运,却又无力回天。而本作中的主人公同样关心国家和人民命运,希望有所改变。但普通民众不认可他,极权力量极力追杀他,最后惨死于他最后的希望之地——天堂。以悲剧性的死亡作为小说的结局。韦涅季卡和奥涅金日瓦戈毕秋林等人都满腹才学,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却被社会大众视为“异类”“精神病人”,成为了所谓的“多余人”,在强大的专制腐朽的国家机器下自己的辛苦求索注定无果。

“在俄罗斯,只要是个人物,全都喝的,而且还喝得像个猪一样。而那些不明事理和多余人才是不喝酒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拉林伯爵家做客时只喝橘子汁,结果拉肚子。“你们的那些乌斯宾斯基们,蓬皮亚罗夫斯基们,他们不来一杯酒,一行字也写不了。俄国所有正直的人都是这样啊!他们为什么喝酒?是因为绝望啊!无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啊!人民被愚昧和贫穷压得透不过气来!……”。

在这段我们不难看出这是由多个历史现象和著名人物命运以及其言论拼接而成的。从普希金经典名作中的奥涅金,再到十九世纪专注于描写底层农民生活的乌斯宾斯基,蓬皮亚罗夫斯基,再到营救革命者过程中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而跳楼自杀的俄国作家迦尔洵,并引用皮萨耶夫的名言,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揭露苏联底层民众因为贫穷与愚昧而酗酒的真相,而知识分子忧心贫苦大众,渴望改变社会的不公,追寻自由与真理,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借酒消愁的愤懑与绝望。

结语

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以及其辛辣的笔调,描绘了一幅看似荒诞实则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人间画卷,将社会种种黑暗现实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小说对时时刻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在嘴边,伪装成一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样子,而实际上是在背地里男盗女娼,用高压和强权统治和欺骗人民的苏联官僚阶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控诉。作家对统治者非但没有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反而加重对社会的控制,压制自由思想,使国家与社会笼罩在一片高压专制的黑暗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在《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中,作者把历史典故,现实社会,名人名言,经典文学中的段落篇章加以看似碎片化,非理性非逻辑的拼接与改造,与主人公与本作的故事情节相融合,带给了读者一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感受,细细咀嚼,回味无穷。

[参 考 文 献]

[1]韦华,李丹. 威廉·加斯的元小说理论和实践[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2][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M].张冰,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3]余一中.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和他的小说《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J]. 当代外国文学,2004(4).

[4]赵杨.毁灭与重生:论索罗金创作中的“反乌托邦性”本质特征[J]. 文学研究,2017(1).

[5]朱建刚.“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J]. 俄罗斯学刊,2017(1).

[6]陈秀丽,杨永志. 莫尔“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价值观探析[J]. 学术交流,2014(7).

[7][苏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M].袁崇章,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张 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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