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向度及其当代价值
王前军 李昊芮
引用格式：
王前军，李昊芮.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向度及其当代价值[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4）：17-22.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1.04.003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1）04-0017-06
英文大标题 The better life dimension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关键词：
马克思生态观; 美好生活; 价值耦合; 价值羁绊; 价值遵循
摘要：
根据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和美好生活之间的逻辑关联的阐释，美好生活应是人的一种体现了其本质的、生态化的生存形式。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源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者在合理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演绎出美好生活的共同体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剥夺，阐明了如何实现美好生活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为我国人民勾勒出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并提供了实现美好生活的方法指南与价值遵循。
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优良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增强人民的幸福体验，更关乎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改变世界”即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出现了自然异化、社会异化和人的异化等一系列与美好生活相背离的现象。马克思的生态观克服了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美好生活的局限性，正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是平等互助的社会组成部分，通过生产劳动而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公平公正地享有生态资源和其他各类社会资源，并在适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对于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马克思生态观与美好生活的价值耦合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生产和发展的必然前提，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信息、能量和物质变换演绎出美好生活需要的共同体景观。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称赞了伊壁鸠鲁关于人的实践受制于自然的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割裂、双向建构的统一体。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对“自然”概念和人与自然的能动性关系做了全面考察，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持续进步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前提。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对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认为“自然”概念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它不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而是世界的真正本质，人类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19。基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揭示了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二者是物质世界存在的两种不同形态。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必须依靠自然界，自然存在物的生命本质也要靠自然界才能得到确证。因此，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在肯定自然界基础地位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应当是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交换与共生关系，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原初关联性，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 直接地是 自然存在物 ……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 表现 自己的生命”[1]209-210。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把自然界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而且是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于一体的具体、现实的人，“ 社会 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187， 这就彰显了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主体性，表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无不打上了人类社会的烙印，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 现实的 自然界”[1]193， 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美好生活的源泉。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主张通过变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人与自然神秘化的理解，超越了费尔巴哈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感性认识，指出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人类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革命的实践 ”[1]500，进一步丰富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客观要素和必要条件。
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生态视角，马克思赋予了“自然”概念以“社会-历史”性质，认为美好生活总是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美好生活是现实的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想象，而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吃喝穿住等生存需要以及语言、意识、生命繁殖等基本因素。现代工业生产加深了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分化与统一，自然不仅是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而且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社会的一切生产和运动，都是基于自然环境下的物质运动。无论是原始社会中单向度地从大自然中索取，还是社会生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生产资料再生产，脱离各种自然条件下的抽象的实践活动都是虚无缥缈的想象。由于人类自身也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物和构成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应扮演侵略者和掠夺者的角色，而是应该善待自然，“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 过程 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做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2]。人的能动作用依然局限于自然，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和制约，并由此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和美好生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创造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和人们的需要体系不断扩大，自然界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人们美好生活在新的条件下得以进一步提高。但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向前发展，劳动者的需要及其美好生活被资本所建构和限制，被纳入到资本增值的逻辑之中，资本逻辑越来越成为总揽全局的结构性体系，从而破坏了美好生活的自然基础。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体制与社会机制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美好生活。
二、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对美好生活的价值羁绊
马克思认为，追求并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的伟大理想，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导致无产阶级生活的不美好，最直接的表现是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生态破坏使得无产阶级“精神和生命正濒临崩溃和毁灭的边缘”。资本主义所推崇的过度开发、生产与消费观念，使自然在帮助人们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遭到了无情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形成的巨大吞噬效应，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人们无法获取更多的美好生活感受。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大体保持了对自然的敬畏态度，“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534;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4]，没有对自然采取一种符合道德的观念与态度，强调对自然一味地索取，过分突出了人对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性，将自然“蜕变为工厂一样的社会组织”，造成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背离，物质生产逐步成为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的社会学过程，而不再仅仅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生物学手段。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范围不断扩大，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资本的“魔杖”阻碍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的二元对立，致使美好生活的实现失去了客观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理论批判了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物质变换过程的双重破坏，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工艺和物质技术具有的逆生态性，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带来的生态灾难，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陈代谢思想。马克思指出，自然是有其固有规则性、规律性、独立性的循环系统，物质生产实践实质上就是控制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与自然必须双向运动才能实现二者科学的合理置换。作为自然界完整新陈代谢过程的一个环节，人类既要从自然中获取各种物质资料，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向自然界定量回归才能实现生态平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资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而控制劳动，建立起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为增值目的对自然资源的无偿占有和过度使用，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失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的无度追求不断地破坏自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迟滞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本逻辑不断繁殖出利润最大化的生产与消费需求，物质变换增加的价值都被资本家无偿攫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在应然形态上应与人的本质相契合，但资本逻辑无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资本家对人的价值需要和生存状况毫不在意，只会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掠夺，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突破工人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超过工人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从而“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拜物教逻辑下，资本“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使工人受到了双重异化，处于饥寒交迫、身心俱损的境地，福斯特指出这“与人类对自然的异化不可分割，包括他们自身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7]。人类真正的自由是要摆脱社会关系的压迫与束缚，是作为发展主体的完全自觉自愿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资本逻辑忘却了劳动的根本目的和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这与美好生活的价值目的相对立。
马克思指出，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自然观、经济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彻底变革，因为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出现的，根本上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要协调好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限制人的本质复归的社会因素，实现资本逻辑向自然逻辑的转变与回归，把人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达到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的有机统一，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社会，是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形态，“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合理地调节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之间的物质变换，对人类能够通过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过上美好生活充满信心与憧憬。
三、马克思生态观美好生活意蕴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实质，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局限性，打破了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对美好生活的种种枷锁，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提出要在尊重生态环境的理性原则下，更好地满足个体的生态权益和需求。马克思生态观的美好生活意蕴对于新时代我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一，马克思在生态维度上揭示了美好生活的本质内涵，全面勾勒了美好生活的基本样态。在马克思看来，美好生活就是人在确证其成为类存在物后所体现出的一种生态化的、彰显人的本质的生存形式，就是人通过人与自然相统一而实现的对其本质的全面占有。这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逻辑，是以人的全新的生存样态作为确证属人的生命形式的必经环节和内在根据，是实现了自然主义面向人的生态复归，是完成了人道主义面向自然的伦理关怀，它使人能够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找回人之为人的自由本性，为人性的丰富完善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增加了生态维度。马克思对美好生活本质的理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学”，它站在人的本质之立场上观察生态与美好生活，为中国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生态维度的现实观照。美好生活始终表征着人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重回自然后能够真正按照属人的方式生存，达到对其生命之本真状态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种以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的生存状态来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标准。美好生活就是人们因其能够自觉自由地劳动而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生态化生存方式。自觉自由的劳动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尺度，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源泉，它既实现着人自身的自我改造和充实完善，也同时创造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這种体现人之生命本相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完全按照人的本性进行着的自觉自由的劳动，使人在静谧祥和的自然中实现人性的自由，在领悟人生的真谛中重拾本我、升华自我、实现超我;鼓励中国人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心境中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应当自觉追寻的美好生活的价值样态。
其二，马克思揭示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价值指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异化使自然遭受破坏，使生态系统失衡，使人始终处于一种“非人”的状态，人无法依其本性生存，整个社会也陷入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敌对状态，这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制度形态，它所导致的异化劳动是破坏“人与自然同时也是人与其自身相和谐关系”的现实力量。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和人都沦为满足资本增值欲望的物，使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退化为单纯的物与物的关系，这使人们的美好生活在根本上变得不可能。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浮夸奢靡的“消费主义”文化所驱使的消费异化现身，许多地方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节节攀升，但美好生活指数却并未明显提升。由此，我们需要努力消解经济理性驱使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张力，进一步清除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不良影响，树立生态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生态生產和生态消费的道德风尚。我们应充分认清我国国情，准确把握当下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各类矛盾，超越资本逻辑、经济理性和消费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
其三，马克思阐明了美好生活的生态逻辑，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价值遵循。马克思指出，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进、人与社会互利共赢、人与自身平衡统一的生态命运共同体。只有“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自身关系的和解，真正获得美好愉悦的生存体验。新时代美好生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高度一致的。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属性，尤其是土地、矿山等重要资源的公有属性，从根本上保证自然资源与人民大众利益的一致性，坚决反对土地、矿山、重要能源私有化的观点，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思想，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不断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绿色属性。发展高效农业，做强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清洁生产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构建低碳、环保、生态友好产业体系，走生态优势和经济优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绿色发展之路，“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8]。三是引导人们追求人生价值。真正的美好生活除实现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外，更多层面是通过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来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与丰盈。随着我国社会资源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必再进行物质财富积累的比拼，各种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人们用于解决基本生产需求的劳动生产时间也在不断缩减，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进生产技术、完善社会治理、提高自身能力、拓展个人兴趣等领域，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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