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宋没用》的日常性书写

郭苓芝

《好人宋没用》是任曉雯首发于《十月》杂志的小说，本书以一个小人物的名字来命名，这样的命名方式奠定了底层叙事和日常性书写的基调。我国的长篇小说多是以历史和社会为容量，以抽象性、哲学性或者是历史性的名称命名。像《好人宋没用》这样以底层小人物来命名的长篇小说非常少。任晓雯打破常规将“宋没用”以主角的身份推到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与读者见面，让读者开掘一篇心灵史诗，一种小人物的生存哲学。

不同于历史与宏观的叙事，任晓雯在《好人宋没用》的创作笔法上选择了日常性叙事来讲述历史和人物的一生，她将历史置于人物的背后，并且进行虚化处理，让人物和日常生活走到台前与读者互动，支撑这种叙事结构的叙事策略就是日常性叙事，这种日常性叙事能够更加微观和具体地展现社会变化的过程以及人物命运的波动，具体来说，《好人宋没用》的日常性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取材于小人物，应用于日常生活

首先在取材方面，任晓雯选择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小人物作为主人公以及其他主线人物来结构文章，将这些人物置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描写与塑造，规避了历史大场面与宏观场所，在充满生命力与平常心的直面视点下讲述故事。在这样的视角与取材策略下，文本呈现出一种烟火人生的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也烘托着大时代与大背景，取材的“小”并没有使内容缺少丰富性，反而带来了真实的世界。

本书的主人公是出生于苏北贫民窟的一个小女孩，她出生的时候正值灾年，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被家人归结为“没用”，故此取名宋没用。她的出生不曾有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发生，成长过程也没有传奇的故事或者奇迹，基于她的生命轨迹，任晓雯用“好人”来评价宋没用，算一种高度肯定。因为尝遍了人世辛酸，宋没用选择做一个心态平和的好人。就是这样一名没有任何传奇色彩的小人物，成为一本30万字作品的主人公。全书的线索也是围绕宋没用的人生历程展开的。任晓雯在《我们为什么有苦难—谈谈<好人宋没用>》中表示：“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个“她”便是宋没用，一个主角加上四个重要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她们的肩上没有历史的重担，只有切实的日常生活。宋没用出生不受重视，凭着坚韧的生命力成长起来，母亲这个角色在她的记忆中并不是多美好的存在，母亲会在和父亲吵架后打骂她，也会不顾她的死活将食物全部留给哥哥，这样一个饱受磨难又不负责任的母亲形象是那个颠沛流离的乱世中一部分母亲的缩影。宋没用的丈夫被抓，又失去老虎灶，逃难的路上遇到心善的倪路得。倪路得虽是富庶之家的太太，但是也经历着被时代支配的命运。女儿杨爱华算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执意离开家乡到边陲。这些人物没有主动或者被动选择去做撬动历史的大人物，只是安于生命的发展，低头前行。

任晓雯的叙述视点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平视。在这样的视点之下，被描述的场景和人物皆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尺寸，从而规避掉了宏观的场景和场所。文中出现的生活场景都是药水弄和老虎灶这类非常普通的场所，人们在其中进行着日常的生存活动和生活交流，生活轨迹与生活方式贴近甚至复刻日常生活的原本面貌，这对于读者沉浸式阅读有着天然的推动作用，不会出现读者视点的抽离与突换。比如书中对老虎灶这个典型环境的描写就一直采取平视的视点，煮水人家的忙碌，二层小楼的逼仄，还有街坊邻里的噪音，全部都是宋没用这具平凡身躯的生命空间内容。任晓雯也没有特意超越这个视角去凸显宋没用的单薄与虚弱，只是让我们走进老虎灶，去看一看置身其中的人间忙碌。

二、日常性语言使用策略

语言的使用策略会对文本和故事产生基础性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文本的风格和故事的框架。就像诗歌多采用富有诗意的词汇，剧本的作者大多采用戏剧性的语言一样。任晓雯深谙其中的道理，在结构文本时选择日常性的语言作为语言使用策略，对文本中的日常生活与人物进行细节性的补充与扩展，也对整个故事构成一个支撑作用。这种日常性的语言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苏北与上海方言的使用，另外一个是短句的使用。在这样的语言使用策略之下，日常性的叙述基调更加牢固地印在文本之中。

宋没用和文中的其他人物大抵有两种地理身份：苏北人和上海人，任晓雯将这种具有地域色彩的身份具化到人物语言的使用上，文中使用到很多苏北和上海方言。宋榔头在丢弃宋没用之后良心发现，喊着：“我一个大男人，难道还养不活一个小把戏？”这里的“小把戏”就是苏北方言中小孩子的意思，由此句可以推见在作者对家庭对话的留白中，“小把戏”这样的方言词汇肯定是日常对话中的主要内容。还有，宋没用的母亲骂父亲：“只知道挺尸，怎么不去死？”“挺尸”在苏北方言中特指那些爱睡懒觉不劳作的人。还有全篇都将“对不起你”说成方言的句式“对你不起”，以及到了上海以后常提到的方言用法“小赤佬”“囡囡”等，这些方言的使用可以直观反映人物的身份，对人物的创造起到了多方位的立体塑造作用。

任晓雯在《好人宋没用》中擅于使用短句，不同于书面语多复合句式和长句子，她的语言习惯是一段话由四五个短句组成。人物对话会使用到短句肯定是考虑到人物身份的说话习惯，文中的小人物都是普通底层民众，日常的交流发言自然会使用短句而不是复合句。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中的旁白使用短句也很多，这是任晓雯的语言使用策略，用短句来对应日常生活。这种日常性的语言使用策略对传统书面语言结构小说的模式来说是一种突破与创新，可以让小说的可读性更高，与读者的交流程度更加深厚，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作品的日常性。比如这段描写：“时快时慢，游游荡荡，不觉到了老虎灶，定在马路对面。他想起烟熏火燎的旧日子。幼年毛头不喜欢宋没用买的玩具，也不爱和小伙伴们玩。”整个句段都是由短句组成，既没有晦涩难懂的书面语，也没有句式成分复杂的长难句。这样的句式符合小人物的语言习惯，也让文本的语言更加轻盈。

三、非重大价值取向

中国的文学历来讲究“文以载道”，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也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文学创作原则，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创作和价值的标准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在作品中蕴含历史变革规律以及揭示社会发展现状的创作模式，一直都被视为文学作品价值高低的评判标准之一。中国人骨子里面的思考和忧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任晓雯在《好人宋没用》这本书里面打破以往的价值准则，致力于探索个人的心灵发展历程和灵魂内外。本书的价值取向并不是类似于国仇家恨、启蒙革命以及迷茫孤独等宏观的价值取向，而是着意于和日常生命价值相关的日常性价值取向。任晓雯在日常平凡的生命中探索崭新的文学创作之路。

《好人宋没用》讲了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这一生中有得到和失去，也有死亡，但是更多的篇幅是用来描写具体人物的真实生存经历，而这些故事给读者带来的导向并不是价值观的灌输。这种价值取向让任晓雯这个作者与文本中的人物还有现实中的读者，这三个持有不同立场的方面构成了一种面对面谈话的氛围，为我们讲述一个“没用”女人的一生。任晓雯没有对宋没用的任何人生选择进行评判，宋没用受家庭、亲人不重视甚至是家暴时，受婆婆欺压和打骂时，被哥哥骗走金条时，被借宿一夜的陌生人搞到家破人亡连老虎灶都失去时，读者无不在对她进行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评判，但是任晓雯始终用最冷静的叙述推着宋没用进行接下来的人生。也正是这种冷静甚至有些冷漠的叙述，将作者的意志从文本中抽离出来而不凌驾于作品之上，通过此途径做到了对重大价值观的规避。《好人宋没用》的扉页有一句《圣经》里面的话：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这句话所表达出的价值取向是悲悯和给予温暖而不是指教，这种价值观就是任晓雯日常性价值取向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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