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调节效应

王雪婷

摘   要：在宏观经济的不同周期，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是不同的，理解宏观经济如何调节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对于防范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2008—2018年15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等，对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及宏观经济对其影响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宏观经济通过加强或削弱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产生调节效应。针对结论，提出了加强对杠杆率监管并引导适度杠杆率水平、合理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并多渠道增加资本金、建立动态监管机制以促进资本高效安全运用的政策建議。

关键词：杠杆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调节效应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受到广泛关注。银行不良贷款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质量和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较高的不良贷款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银行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据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公布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出现“双升”态势，在未来3～5年银行业不良资产将出现大概率的缓慢上升趋势。此外，近些年来，银行零售业务发展迅猛，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信用卡贷款规模快速攀升，在带来收入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信用风险压力。

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回落的“新常态”。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增速下降，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隐藏的风险逐渐显露，导致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贷款给银行的资产负债、盈利和资本充足率带来压力，银行需通过更多的资本缓冲来抵御贷款损失与资产风险。从系统整体角度看，不良贷款可能破坏银行业的稳定，制约信贷供应，减缓整体经济增长和危机后复苏的步伐。为了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对商业银行实施了杠杆率监管与资本充足率监管新规，通过提高商业银行吸收不良贷款的能力来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不良贷款的出现可以说是商业银行从事信贷经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对商业银行经营中不良贷款成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国外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宏观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不良贷款受到实际GDP增长、股价、汇率和贷款利率的显著影响（Becket et al，2015）。不良贷款规模的变化通常与GDP增长相关，在经济繁荣时期，不良贷款规模往往较低，在衰退期间较高（Beck R et al，2015;Ozili P K. et al，2015）。此外，高失业率与高不良贷款率有关，因为高失业率会影响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Ozili P K et al，2018）。中国不良贷款是多种社会因素在特定时代经济环境下相互作用引起的，就外部因素看与宏观经济环境、法律监管、地方政府干预、同行业竞争和贷款者自身道德风险方面相联系;内部成因则包括银行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激励措施以及对国家政策反应的敏锐性等（张意磊，2017;周琰，2018;班珈宁，2018;陈晓雨，2019）。总的来说，不良贷款主要受到中国宏观市场经济、政策的调控、银行自身的管理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学者们对杠杆率、资本充足率的研究集中在二者对商业银行系统的绩效、盈利能力以及银行风险的影响方面。Acosta Smith et al.（2018）利用理论微观模型，发现杠杆率要求可以激励受其约束的银行增加其风险承担，杠杆率要求使得高杠杆银行的困境概率显著下降。Patni and Darma（2017）研究了不良贷款、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对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良贷款对资产回报率和权益回报率具有负的显著影响，而资本充足率对资产回报率和权益回报率有着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张庆君和陈思（2019）研究了杠杆率监管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重要性和影响，结果显示商业银行杠杆率为达到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目标和要求，必须提高商业银行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从而降低经营风险程度并提高自身的稳健性。班子贞（2019）指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杠杆率水平满足监管要求，但平均杠杆率水平持续提升。谭政勋和庹明轩（2016）、马广奇和王瑾（2018）等学者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忽视不良贷款充足率会显著地高估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资本充足率与中国商业银行综合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关系。当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动较低时，银行的效率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而进一步提升。

宏观经济因素被普遍认为是影响银行业经营绩效的外部决定性因素。Fofack（2005）对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增长、实际汇率升值和实际利率是不良贷款增加的原因。刘田（2015）通过构建Wilson模型对次贷危机后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实证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CPI增速及GDP增速对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有显著影响，三者与不良贷款率均呈负相关关系，当他们增速放缓时，会引发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增高，而GDP增速的波动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为显著。陈攻博（2019）系统地分析了GDP增速的周期性变动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周期性影响，认为GDP增速的上涨意味着经济发展加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意味着各类经济主体企业经营效益表现越好，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经济主体企业偿债的能力强，贷款出现违约的概率低，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短期内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的下降。

学者们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将杠杆率、资本充足率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分析的研究较少，也鲜有考虑宏观经济是否能调节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影响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深入研究商业银行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探讨宏观经济是否能调节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杠杆率监管是对一个国家商业银行的杠杆率水平进行实时监督控制，在中国商业银行诞生和发展初期，杠杆率作为银行监督和管理的指标已经开始大规模出现，其中杠杆率监管的历史周期比中国核心商业银行资本的充足率监管要早。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正式公布的《巴塞尔协议Ⅲ》，明确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杠杆率监管水平为3%，最低资本杠杆率再次重新定位为重要的商业银行监管手段和工具。

杠杆率监管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最低限度的风险缓冲和保护，杠杆率是商业银行微观审慎风险监管的重要工具。对杠杆率的监管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宏观资产负债，明确地分配了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杠杆率的评估和监管为银行资本的充足率“模型风险”的评估起到了额外评估和保护的作用，并且确保了商业银行用最低的资本和缓冲速度吸收了最低的损失。银行的套利行为和风险可以通过对杠杆率的评估和监管方式得到降低。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H1：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正向影响。

按照2013年银监会颁布的文件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同时对系统性重要银行和非系统性重要银行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即分别要达到9.5%和8.5%。从2013年1月1日资本充足率新规正式实施以来，商业银行分类机构整体提高一级资本的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的充足率，一级资本的充足率全部基本达标，核心一级资本的充足率远远高于最低充足率要求的5%两倍。从商业银行分类机构充足率来看，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分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如表1所示，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从目前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看，虽然各类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规模和充足率都基本达到了商业银行监管的标准，特别是中小型外资银行和国内主要大型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均已经超过了商业银行监管最低标准的两倍。但是，从国际金融危机和大型银行倒闭的经验来看，仅维持高水平的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完全避免金融危机的产生。在一般情况下，银行不排除通过资本管理和监督管理者人为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套利行为来提升资本充足率水平，以应对商业银行监管层和金融机构的要求进行监督和管理。即商业银行资本的充足率高，并不一定就能表明商业银行的资本储备是充足有效且是能够完全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的。据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负向影响。

宏观经济因素被普遍认为是直接影响银行业经营绩效的外部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实际汇率升值和实际利率提高都是不良贷款增加的原因。Ekanayake et al.（2015）等人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和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变量与不良贷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不良贷款与主要贷款利率正相关。宏观经济增速上涨意味着经济发展加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意味着各类经济主体企业经营效益情况表现越好，其中税前营业收入、税后营业利润等各项指标优良;同时经济主体企业的投融资市场环境、政府配套扶持政策等均十分有利于经濟主体企业的发展，企业盈利能力、业务扩张能力均处于高水平。从而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经济主体企业偿债能力强，贷款出现违约的概率低，宏观层面则表现为短期内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下降。据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经济增速对不良贷款率具有负向影响。

宏观经济具有周期性。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上涨，银行进而扩大资产的规模，银行的资产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和增加;反之，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期，商业银行的资产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会随之增加而下降。在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时，银行资本充足率也有相似的变化规律。因此，为了探讨宏观经济是否能调节商业银行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a：宏观经济对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会被弱化，反之则反;

H3b：宏观经济对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于不良贷款的负向影响会被弱化，反之则反。

三、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及宏观经济周期存在关联性，探究三者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关系还需要考虑其与商业银行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的关系。因为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是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均被独立记入银行数据，对任何一方的影响都是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此本文以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分析宏观经济如何调节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了衡量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银行总体水平的不良贷款率、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NPL）、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WNPL）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RNPL）。

核心解释变量：商业银行杠杆率（LEV）、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此外，人们信贷的需求还受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对于经济形势的过分追逐或误判，也有可能造成不良贷款率的变动。因此，本文选取另一核心解释变量为实际GDP增速，计算公式为“（后一年的经济指标-前一年的经济指标）/前一年的经济指标*100%”。同时，为了研究宏观经济增速是否能调节杠杆率及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加入杠杆率与GDP增速、资本充足率与GDP增速的交互项，若相应交互项系数显著，则调节效应成立。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张雪兰等（2012）、刘信群（2013），选择如下四个指标：经营绩效指标：资产收益率（ROA）;规避风险能力指标：拨备覆盖率（PC）;银行“多元化”指标：非利息收入占比（NI）;银行经营成本指标：成本收入比（CI）。

（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鉴于大部分银行没有公布公司部门不良贷款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的相关信息，同时考虑到上市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影响力，本文最终选取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等15家中国银行上市公司的商业投资银行子公司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样本。此外，考虑到部分银行自2008年起才上市或开始对外公布资本充足率数据，本文选取2008—2018年银行年度数据进行研究。

模型中，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银行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实际GDP增长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控制变量相关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及国泰安数据库。

表2呈现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不应高于5%，资本充足率不应低于8%。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得低于4%。由表2可知，样本中所涉及到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256%，并未超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所规定的5%，但最大值达到了4.320%，说明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偏高，对于不良贷款率存在管控的空间;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2.424%，最小值为8.580%，均超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所规定的8%，说明对于样本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效果较好;商业银行杠杆率均值为5.185%，超过了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所规定的4%，但最小值为2.270%，说明部分银行杠杆率监管存在实施空间。

本文所使用的商业银行杠杆率区别于企业杠杆率。杠杆率是指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外部资产余额的比率。杠杆率水平越高，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越充足，防范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杠杆率指标操作简单、透明，没有风险敏感性。实施杠杆率监督管理既能防止过度扩张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风险，并能控制金融系统的杠杆程度，以及阻止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进行监管套利，保障银行系统常态化地处在合理的资本水平。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全样本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静态面板模型，为了确认最合适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本文利用统计软件Stata16.0对面板数据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再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模型。由Hausman检验可知，伴随概率为0.0000，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3报告了对模型（1）-（3）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计量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杠杆率（LEV）：由表3中回归结果可知，商业银行杠杆率系数分别在10%和5%显著性水平下与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和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这是由于银行不良贷款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偿还债务能力下降，无法及时偿还银行欠款，致使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同时，杠杆率与资本充足率有顺周期性特征，当经济形势紧迫时，银行可以从自身的安全角度考虑提高杠杆率。随着杠杆率不断提高，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资产，同时也不断降低负债融资。而银行信贷紧缩易导致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发生信用危机的概率增大，从而引起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持续上升。这一过程验证了钱小安（2000）提出的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相伴相生的结论，银行如果过分地主张紧缩其商业信贷，易于形成“信贷紧缩—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链。假设H1得到验证。

资本充足率（CAP）：资本充足率系数分别在5%、10%和5%显著性水平下与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说明当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时会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从回归系数来看，零售部门的不良贷款率受影响最大。这是由于资本充足率反映了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受到损失之前，能用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提高资本充足率势必要对银行自有资本进行核算、规范，包括对不良贷款的清算。因此，规定该项指标是为了防止风险资产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障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和发展。假设H2得到验证。

實际GDP增速（GDP）：实际GDP增速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与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这与张雪兰（2012）研究得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能积极降低不良率的结论一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倾向于扩张信贷，企业和个人信贷需求也增强，经济增长与行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或个人都能按期规划贷款，从而不良贷款率降低;在经济增速降低时期，银行为了规避风险，会紧缩信贷，抑制了消费和投资，导致贷款者流动性收紧，信用风险触发，不良贷款暴露，不良贷款率升高。虽然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和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但其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相比公司部门而言，零售部门更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假设H3得到验证。

商业银行杠杆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LEV*GDP）：该指标反映了宏观经济增速是否可以调节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的强弱，其系数分别在10%和5%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公司部门不良率呈负相关。这表明宏观经济增速会调节杠杆率对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和公司部门不良率的正向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效应会被弱化;在经济增速降低时期，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不良贷款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强化。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路径为“提高商业银行杠杆率—信贷紧缩—企业流动性降低—不良贷款率增加”。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由于行业发展势头较好，尽管在信贷紧缩情况下，借贷方依旧有较高可能性盈利并偿还贷款;当经济增速降低时期，银行为抵御风险，调高商业银行杠杆率，紧缩信贷，同时行业发展势头减弱，借贷方亏损并无法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增加。由于商业银行杠杆率对零售部门的影响并不显著，尤其是在经济增速增长时更会削弱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假设H3a得到验证。

资本充足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CAP*GDP）：该指标反映了宏观经济增速是否可以调节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的强弱，其系数分别在5%、10%和1%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这表明：宏观經济增速会调节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总体不良率和公司部门不良率的负向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于不良贷款的负向影响会被弱化;在经济增速降低时期，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会被强化。其中，零售部门受到的交互影响最显著。因此假设H3b得到验证。

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和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与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资产收益率表示银行的盈利能力，是银行业绩指标，整个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企业部门的不良贷款率都处于较低水平，表明该银行的盈利能力较强。盈利较好的银行在风险管理和不良贷款管理方面也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同时，盈利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可以对更多的资本投入风险进行识别、评估、测量、检查、报告、控制和释放等，从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PC）：拨备覆盖率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公司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覆盖率和公司零售金融部门的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拨备贷款风险覆盖率作为投资银行规避商业信用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拨备贷款覆盖率的提高意味着公司的商业风险投资银行进一步提高了其抵御商业信用风险的意识和能力，降低了投资银行的商业信用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

非利息收入比（NI）：非利息收入比系数分别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下与整体不良贷款率和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正相关，而与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

成本收入比（CI）：成本收入比与三类银行不良贷款平均收益率的回归比较结果并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依旧具有参考价值。这一点支持了“克扣”假说。换句话说，如果一家银行在贷款的额度和质量的保障上仅是较小的投入，成本和收入就有可能会大幅增加，但若长期如此会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由于商业银行在信贷工作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本，所以对于成本收入比较低的银行，在防范贷款风险和控制风险等方面会有较大的投入，从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2.分年度样本估计与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进行分年度回归分析。考虑到近年来GDP增速单调降低，无法以实际GDP增速为依据进行分年度回归分析。在对研究样本总体不良贷款率变动及银行行业不良贷款率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不良贷款率的变动趋势存在明显转折点。具体而言，商业银行行业平均不良贷款率呈现U型变动，从2008年开始均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12年降至最低点，此后有一个较大的上升幅度，到2015年左右，上升趋势受到抑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状态，并逐渐平稳。因此本文以不良贷款率变动拐点为划分依据，即以2012年作为不良贷款率变化的分界点，将样本分为2008—2012和2012—2018两个时间段进行分年度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

（1）基于2008—2012分年度回归结果分析

对2008—2012年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杠杆率系数分别在5%、10%和1%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公司部门不良贷款率和零售部门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资本充足率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分别与三类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实际GDP增速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与商业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商业银行杠杆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5%、10%和1%显著性水平下与三类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资本充足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5%、10%和5%显著性水平下与三类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变量的显著性和相关性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

2008—2012分年度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依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此期间，为了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同时也在实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由于商业银行杠杆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5%、10%和1%显著性水平下与三类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可见宏观经济发挥了调节效应，较快的经济增速削弱了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

2008—2012年期间，资本充足率监管是银行三类不良贷款率降低的主要因素。自2008年以后，无论是样本中银行还是银行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了大幅下降趋势，并自2012年出现缓慢回升。结合分年度实证分析结果，不难看出，虽然在该期间中国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但在4万亿经济计划刺激下，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较为合理的区间，经济形势较好。在此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抵御金融风险，中国实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不良贷款率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宏观经济发挥了对资本充足率的调节效应，使得这一时期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效应增强，进一步促进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降低。

（2）基于2012—2018分年度回归结果分析

自2012年以后，无论是样本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是整个银行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了上升趋势。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此时的商业银行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三类不良贷款率不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尽管自2012年以后为了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监管一直在实施，但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依旧出现了上升趋势。

不过，在2012—2018分年度回归结果中，商业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杠杆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资本充足率与实际GDP增速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依旧具有参考价值。考虑到防范金融风险、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促进银行良好运营等方面，实施商业银行杠杆率监管和资本充足率监管依旧具有重要价值。

（四） 稳健性检验

表3和表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了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需要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多种稳健性检验一致才能说明结论的可靠性。常见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对数据进行重新分类、聚合;替换解释变量;变换计量方法等。前文的分年度回归分析，实际上已经对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了初步的稳健性分析，两种回归结果一致。现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和表6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由表5和表6可知，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后，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基本一致，只是显著性存在细微差别，因此，可以认为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当前，面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双升”困境，实行杠杆率及资本充足率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成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中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8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银行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及宏观经济对这两种影响的调节效应，结论如下。

一是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正向影响。实施杠杆率监管，有利于防止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过度扩张和风险负担过大，有利于保障银行系统资本维持一定水平，提高银行资本的安全性。但提高商业银行杠杆率在增强银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同时，可能会使银行紧缩信贷，对企业或个人而言，则容易引发流动性困难，进而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

二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率具有负向影响。实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利于提高银行吸收损失、抵御风险能力，有利于维护银行稳健运营。实践中，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实施监管，迫使商业银行改变信贷规模或调整信贷结构，最终实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降低。

三是宏观经济具有调节商业银行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影响的效应，这种调节效应会通过经济增长速度反映出来。具体而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影响被弱化;在经济增速降低时期，商业银行杠杆率对于不良贷款的正向影响被强化。宏观经济同样会调节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的负向影响，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对不良贷款的负向影响被弱化，反之则反。

（二）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对杠杆率的监管，保持适度杠杆率水平。杠杆率过低，会降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银行放贷意愿降低，不利于企业融资。而杠杆率過高，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出现企业经营困难甚至企业破产的局面，不良贷款发生概率增加。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杠杆率水平，不同宏观环境下杠杆率进行相关调整，避免大幅度调整商业银行杠杆率后流动性风险或信用风险的爆发。

二是合理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多渠道增加资本金。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方面一直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有利于商业银行稳定健康发展。但考虑到商业银行自负盈亏的企业属性，应将资本监管要求与银行绩效有机结合起来，避免过度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商业银行要拓宽融资渠道，丰富盈利模式，扩展业务范围，实现多元化发展。

三是建立动态监管机制，促进资本高效、安全运用。完善杠杆率、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实行动态、差异化、逆周期的监管标准，即根据不同宏观经济形势、不同银行实行动态的有弹性的差别监管，使得监管政策与银行的经营现状相匹配、风险状况与盈利情况相吻合，在确保资本安全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效益最大化。

（责任编辑：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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