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久的感念
王自立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最早接触共产党员群体形象的时间是1949年5月。那是解放军解放了赣中名城丰城，部队的战士们已经有序进城。大人们心里历来是把“兵”和“祸”联系在一起的。而解放军战士们却绝不声张，竟然悄无声息地睡在马路旁边的屋檐下，过了几天把睡过的地方打扫干净又步履整齐地出发了。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人民大众的第一印象，让老百姓一下就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的可亲、可敬。
我是1949年下半年5岁时就进入小学学习，1967年大学毕业，整个学生时代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革”开始时结束。我于1956年被保送进入南昌二中学习，此后6年的中学生活是人生宝贵的奠基时期，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我们的校长、老师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都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忠实践行者，带着爱心而来，留下感动而去，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不是兄长胜似兄长。那个时候紧张有度的学习、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严格紧凑的劳动锻炼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回忆。我们可以在学校对面的公园里高声诵读中外名诗名篇，可以自己编演话剧、出版班刊，也可以顶着暑假的烈日挑沙挣钱、勤工俭学，临近中学毕业时还要为新建的教学大楼再扛一根木头、再挑一担砖。尤其难得的是，我还担任了两年南昌二中学生会主席，使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得到了极有价值的锤炼，可谓终身受益。
大学里，我由骄躁变得踏实、由准备弃学到踏实求学，要感谢一位年轻教师严而有格的教育。高考因为历史试卷丢失了一道问答题的20分，我不得不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而被江西大学中文系录取。那时的江大办学才4年，校舍和农田交织在一起，连个围墙也没有，我是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室的。最早给我们上课的是党史教师黄少群，他一上讲台根本不看讲稿，侃侃而谈，条分缕析，立论新颖，论据充分，让我立即感到耳目一新。此后不久，黄老师又在全班同学面前点评我的书面作业：“这个同学确实不是一般同学的水平，他的作业本来可以给5分（当时大学有的学科实行的是“5分制”），但对他要更严要求只打了4分，希望他更加努力。”“莫愁前路无知己”，我为之一震，从此沉下心来，认真求学。在大学期间我发表了长诗，还当选为江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老师后来调往中央党校任教，成为国内知名的党史研究专家。
我于1968年8月被分配到乐平一个煤矿子弟学校任教师，8个月后即被借调到江西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开始了延续至今52年的编辑职业生涯。在此期间，我总能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从他们身上真切感受到的那种优秀的品质和风采，给我长久的启示和鼓舞。
1971年三四月间，我去莲花县拜访甘祖昌将军，征求他对选入课本的《回乡务农的将军》一文的意见。他背着斗笠一脚泥巴地从田里回来，坐下后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慢悠悠地对我说：“回到自己的家乡，不就是要下地种田嘛！”在他看来，农民——将军，将军——农民，这种人生角色的转换，是那么合情合理、顺其自然，言谈中显示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襟怀。
我在教材编写组工作期間的1972年，曾经和江西省委原候补书记、当时因“文革”被贬为江西省革委教育组副组长的黄知真有过两次单独的接触。那时《红旗》杂志要江西撰写一篇教育方面的文章，黄知真从3篇预选文章中选中了我写的关于教材编写的文章，并两次约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个别交谈。黄知真详细论述了教材编写的重要性及其要注意的基本原则，特别强调教材的初稿一定要请各方面的专家审定。当时能坚持这些正确观点绝非易事，虽然为了这篇文章我还前往北京《红旗》杂志修改定稿并排出了大字送审稿，但终因还在“文革”时期未得以发表。黄知真这次与我晤谈知道我还是“借调”人员，立即要求省教育组把我调入直属单位。这件事办得极为顺当，我只填写了一张表格就完事了。我自己却不知一点内情，还是黄知真调到湖北省任省长以后，我的一位顶头上司把这一切告诉了我。此时此刻，我只好满眼含泪，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感谢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抬爱之恩。
1975年江西省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由集中编写改为分两个地市编写，中学语文教材由萍乡市教育局负责，柳斌任组长。教材的审定和出版发行还是由省里负责。这样我这个省教材编写组语文组负责人和柳斌从工作的交集到朋友的来往四十五六年的时间就此开启。我在江西教育期刊社工作时，柳斌已从江西省副省长改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他依然是《教师博览》杂志的热心读者，称赞这本杂志“博而不浅，综而不滥，专而不涩”。为了使这本刊物取得国家正式刊号，我请他给中宣部的负责同志介绍一下刊物的特点，他欣然同意，而且把通报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他退休后还应邀来参加我们的笔会，和作者一起探讨写作问题。他的诗集《心航集》，我特意撰文予以评述。我的文集《点水集》，他专门题词“点水映岁月，肝胆昭学人”。我们聚谈时总是那么轻松、愉悦，本人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从未因一件私事去烦扰他，几十年的纯真友谊恰如一轮明月高悬心头。
我在江西教育期刊社工作期间和梁衡结识。他是一位官员，官至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又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记者、作家。他充分理解办刊人的艰辛不易，对我们期刊社一系列固本强基、培育市场竞争力的做法及过硬的经济效益由衷称道。同时，我和同事能发现并指出他作品中的一些笔误和瑕疵，也给他留下了不俗的印象。当然，我们要求一次批给《教师博览》《小学生之友》两个刊物正式刊号，当时梁衡的家乡山西省也在申报同名的《小学生之友》的正式刊号，而梁衡又是审批刊号的拍板人物，我心里还是不禁打起鼓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两个正式刊号一举获取。梁衡对我和众人说：“一次批给你这样高素质社长两个刊号，我是放心的！”这件事在当时的出版界被传为佳话。此事已过去20多年，其情其景，依然历历在目，一位京城高官和一个地方期刊社负责人的交往如此洁白无瑕，公心可鉴。
榜样就是暖心的火把、指路的路标。那些我所认知的共产党员的形象，那些共产党的衷心拥戴者的形象一直萦绕心间教育我、策励我：勤勉工作，踏实做人。我一直行走在书刊之间，至今还在做一些审读、审校工作，理应始终如一坚守职业操守，操练职业技能；
做编辑就要力求做到零差错，做人就要力求做到少污点、无污点；
与文字为伴，与高雅同行，这就是一个出版战线共产党员在自己政党百年华诞之时的庄重承诺。
责编/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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