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更高能级总部经济
张军红
备受瞩目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迈出重要一步，首批试点城市名单确定并公布。北京作为试点之一，同时也肩负着发展高能级总部经济的战略重任，如何在落实“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总部经济在加快消费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引领带动作用，是北京面临的一项重大发展课题。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
《经济》：2002年您率先提出总部经济概念，并一直致力于该理论的研究，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情况如何？
赵弘：当时提出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北京要发展现代制造业，但是又面临人工成本高、土地成本高、水资源比较紧张等一些要素资源短板，而北京又有人才和科技优势，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把北京的现代制造业做大做强，是我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
目前来看，总部经济在我国发展得比较充分，一二线城市都很认同这一理念，部分三线城市也提出要发展总部经济。总部经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现阶段发展总部经济对我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一方面，总部经济能够推动制造业由一般的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高端环节升级，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逐步占据产业价值链高端;另一方面，总部经济能够强劲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围绕企业总部，将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型服务业体系，包括通信、传媒、咨询等信息服务业，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等金融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服务业，教育培训、会展、国际商务等新型服务业等。
《经济》：刚才您也讲到，总部经济这一理念是基于北京转型发展提出的，在您看来，北京发展总部经济有哪些优势和特点？
赵弘：城市吸引总部集聚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区位条件优越，城市知名度高，能够给企业带来品牌增值效应，北京城市能级很高，能够满足企业连接全球、影响世界的诉求。二是高端资源丰富，对高素质人才有较强吸引力。总部企业的职能主要是研发、创新、资本运作、战略管理以及营销、渠道等，而这些环节实际上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北京人才和科教资源丰富，拥有高校90多所，各类科研院所上千家，“两院”院士占全国近一半，科研人员达40余万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近1/3出自北京，是很多企业非常看好的总部选择。三是现代服务业发达完善，且服务水平较高，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8成，金融、科技、信息等优势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有助于企业拓展国际业务。四是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发达。五是政府服务意识强，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文化具有多元化和包容性。
与此同时，北京发展总部经济也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总部企业高度聚集，引领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北京有总部企业3961家，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占全市所有企业的70%，实现利润占全市的90%，实现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全市的35.5%。北京有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总部55家，占大陆上榜企业的44.4%，连续8年居全球城市首位，累计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3家。
二是总部企业空间布局逐步优化，重点总部经济集聚区各具特色。其中，CBD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金融总部为主，共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9家，占全市的近一半;金融街以金融企业总部为主，成为我国金融管理和控制中心;中关村科学城现有经北京市认定的总部企业近700家，集聚一大批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的研发职能总部;亦庄开发区以科技创新总部和外资总部为主，有国高新总部87家、外资总部60家。
三是总部企业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布局加快，总部经济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增强。总部经济通过“总部-制造基地”“总部-分支机构”等跨区域布局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与京津冀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产业对接与创新合作。
《经济》：7月19日，北京入选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总部经济对于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哪些推动作用？
赵弘：一是有利于北京城市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很多总部会在北京设立产品、技术展示平台，或将北京视为品牌发布的重要窗口之一，北京也因此成为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汇聚地，有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广泛的选择。二是有利于提升北京的消费水平。在总部企业服务的白领一族，收入水平都比较高，消費能力也比较强，本身就是北京消费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有助于北京向全国和全球拓展产品网络体系和网络空间，对北京消费能力具有促进意义。四是有利于丰富北京消费市场，拓展消费信息获取渠道，例如，每年都会有很多企业选择在北京举办品牌活动和产品推介会，这也是总部职能的一种体现。
从更大层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看，总部经济有助于实现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功能配套，形成功能链、产业链大循环。以首钢涉钢产业搬迁河北曹妃甸为例，成功实现了三赢。一是首钢取得更大发展。通过联合重组和在京外区域投资，首钢产钢量突破3000万吨，是原来在北京最高产能（800万吨）的4倍，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创新和发展，并进入世界500强（2019年首钢402位）。二是带动曹妃甸发展。通过技术升级在曹妃甸建立起一个年产970万吨精品钢的现代化钢企，成为河北的新增长极。三是首钢搬迁后土地利用提供工业区转型新样本。北京保住并发展了首钢品牌资源，延续了首钢的创新能力和销售渠道网络体系，在首都原厂区腾出了8.56平方公里的新发展空间，打造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重点以服务保障冬奥会为契机，围绕体育+、科技+定位，发展科技服务、数字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科幻产业等，到2035年左右，努力建成具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经济》：就政府而言，北京应如何引导总部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赵弘：首先，要对总部经济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已经对总部经济的理论价值有了相对清晰的认知。过去对总部经济的理解比较表面化，认为总部经济在城市间的移动，是各地招商引资的策略使然，进而带来税收的再分配。但是实际上，总部经济是企业按照不同城市能级、资源特征、资源禀赋，實现企业总部职能和生产制造职能的合理化配置，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税收变化，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不应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遏制生产力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这既是赋予浦东的责任，也是赋予北京等超大城市的责任。发展总部经济固然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更多的是体现城市能级，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企业走得更远、走向国际。
第二，要优化空间格局。目前，北京中心城的资源已经过度集聚，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但是像通州运河商务区、首钢区域、大兴临空经济区域等新的空间载体，实际上也具备了承接更多总部资源的条件，目前运河商务区已聚集了6家总部及北京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等多家服务机构，未来应该形成更大范围、更多载体的总部发展空间。
第三，北京总部经济应该更多地瞄向国际。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开放，就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总部资源到北京发展，形成服务国际总部的窗口，同时也要推动国内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进而提高我国总部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这也是总部经济发展的更高境界。
第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城市，“功夫在诗外”。消费水平虽然与收入有关，但也受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影响。我们的制度要稳定人们对各种社会保障的预期，比如增强医疗、社会保险服务能力，完备健康、养老、教育等服务体系，稳定物价，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消费。
《经济》：在您看来，国际上有哪些城市已经实现了总部经济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良性发展？
赵弘：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都是全球知名的总部城市，也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成功典范。以纽约为例，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中，总部位于纽约的有43家，占全国的8.4%;上千家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纽约设立地区总部。而纽约的总部经济高地——曼哈顿CBD，聚集了纽约大部分的美国企业总部，拥有美国7家大银行中的6家及各大垄断组织的总部，还集中了世界银行、证券、期货等金融业知名总部机构，实现了纽约市约82%的经济增长量和65%的产值。
与此同时，纽约还拥有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拥有良好的文化、生活环境，包括36家百老汇剧院、300家演出场所、500多家书店、400多家画廊、150多家博物馆、9座体育场馆、50家音乐俱乐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消费，也吸引和辐射了全世界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