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益行动中的形象建构
张丽 汤夺先
【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公益活动是其主体性彰显与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基于对H市M族两个个案的公益实践和话语表达进行分析，发现其公益行动类型为防疫、抗洪、扶贫、助学等，从自我形象、媒介形象和社会形象层面建构新形象，并向助人者、建设者、熟人方向转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益行动与形象建构对建设中华民族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自我形象再建构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媒介形象形塑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形象更新便于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客观实体是开展公益行动的现实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意识成为实施公益行动与形象建构的心理前提。
【关键词】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公益行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作 者】张丽，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230601。汤夺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23060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3-0095-0010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回顾
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坚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象建构是在一定社会情境和话语体系中形成的、他人对于该群体的认知，影响他人对其判断和评价，进而影响其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流动性与民族身份特征，其形象建构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极其重要。其形象建构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当前，学术界对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新闻学视角对农民工媒介形象进行分析、从多个视角对农民工形象建构的原因和过程进行探讨以及流动人口形象建构的策略。张鹂认为流动人口作为社会能动者，有其自身的意向、欲求和意识形态背景，挣扎着超越官方所定义的城市市民身份形成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和社会归属感。[1]25～47 陈刚等将意义生产与解读和社会建构论相结合，指出农民工面对当前的社会意义系统，通过对称谓的消解、以主体身份质疑纪录片的文本结构、创造自身话语等“去他者化”的话语实践策略再建构其主体性身份，进行意义再生产。[2] 显然，无论是基于符号学的意义建构路径，将流动人口形象作为一种表征意义的符号，还是基于权力—话语的知识生产路径，将其看作由特定权力和话语塑造的结果，从结果来说，流动人口形象都呈现出一种“看不见性”。这里的“看不见性”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就话语表達的内容和结果来看，涉及流动人口的形象多为负面、刻板、偏见、污名化的形象，流动人口全面、真实的形象未被看见;二是就话语表达过程来看，流动人口只是作为话语表达的客体和内容，在话语表达过程中失语，主体性未被彰显，没有参与话语表达和意义生产的过程。
学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象也有部分成果。刘琪等讨论“切糕事件”事件在传播中被赋予的符号意义，认为事件背后是城市空间下对“内部他者”的想象与建构，这种建构与新疆人的民族身份相重叠。[3] 钟凌汉探讨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形象建构的话语生产。[4] 李晓霞指出新疆流浪儿童个人行为可能形成对整个地区和民族的偏见进而影响到民族关系。[5] 向思睿等提出从媒体舆论和社区舆论角度重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真实形象。[6] 据现有成果可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象建构更具复杂性，除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外，又与其民族身份相交织，被建构为一种内部想象的他者，凸显出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携带的文化属于城市主流文化外的异质小众文化，多数时候他们的传统文化与城市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使得该群体在坚守和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酝酿了与城市主流文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带来了差异性文化交融过程中的副产品：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处于被偏见与歧视的地位。”[7] 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处于“失语”状态，只作为一种被呈现的客体，真实形象被遮盖。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情境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象有不同特征。经过长时间的主体性实践，他们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其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对H市的调查，以M族流动人口的公益实践为切入点，采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方法，对M族典型个案公益故事和形象的主体言说以及对新闻媒体报道的文本进行分析，关注其在公益活动中如何行动和言说;如何通过公益行动和话语表达从自我形象、媒介形象和社会形象层面进行形象建构;这一过程和结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何意义？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益行动与言说
人类学家库珀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学派把呈现在田野中的行动和互动划分为人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对于他们做过的事情评说了什么。根据这种分类框架，现实被分作两个层次：一方面是人们的言行，另一方面是人们如何谈论其所作所为。[8] 言行与评价作为田野资料的重要构成，通过叙事的方式呈现出来。“叙事贯穿于社会互动与自我表达之中，既是建构日常生活秩序、形成自我身份的重要途径，又是二者在语言上的动态展现。”[9] 研究对象的自身行为以及对行为的诉说能够解释日常生活背后复杂的意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益行动和言说是其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形象建构的推动源泉。本文选取M族流动人口两个代表人物的公益活动事迹，力图呈现出公益行动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形象建构，发现他们参与公益活动的缘由与方式。
个案1：ABD（男，33岁，M族）1
很多朋友在我家吃烧烤，给我帮助，我很感动，我想请他们吃饭，但是他们都不愿意，那我怎么办呢，我想着我要做一点好事。我去超市买了2000多瓶矿泉水，带到H市第十中学门口，给学生免费喝。周围很多人帮我发矿泉水。因为我是做烧烤生意的，每天都要忙到凌晨3、4点，我担心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所以高考那几天几乎都是整晚不睡觉，白天把矿泉水带到十中门口给考生与家长免费喝。电视台、报纸都过来宣传我，说我们热心，免费送水。
我就发了一点矿泉水，大家觉得我做了好大的事情一样，说我很棒，我很感动，我想做更多的好事来回报他们。附近有两个困难家庭，家里有三个孩子在上小学，他们需要帮助。我现在一直在帮助那两个家庭。平时过节比如六一、国庆的时候我都去他们家，给小孩一点钱。我现在有一个做公益的QQ群，每年11月份都会有活动。以前我一个人做，现在好多人跟我一起做。我觉得做好事是一种快乐。
对ABD在高考时热心送水的事迹AHTV法治时空栏目[10] 进行了视频报道，以下为部分内容：
记者：“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此时此刻，我正在H市市第十中学考点的门口……而此时此刻在我身边，我看到一个新疆的小伙儿，正在给家长们送去免费的饮用水。”
记者：“一天大概发多少瓶水？”
ABD：“一千瓶。”
旁白：“发水的这个小伙子叫ABD，来自新疆。他在H市大通路上做着烤羊肉串的生意。从昨天开始，他就在第十中学考点外，给家长和学生免费赠送饮用水。”
群众：“一个新疆人，而且一个年轻人，在H市烤羊肉串，自己花了几千块钱买水到这边来免费发放给考生家长，我们都感觉到很意外，很惊讶，也很感动。”
旁白：“ABD告诉我们，他看到考点外有那么多人都在为高考紧张忙碌。正是有了这些人周到细致的服务，才确保了高考的顺利进行。所以他希望尽自己的一片绵薄之力，让更多的学子感到社会的温暖，也给他们加油打气。”
ABD：“学生们到现在学了很多年，在今天高考，这个时候家长也很紧张，学生也很紧张。这边天气也很热，我就发一点水给他们凉快一下，看到他们喝了，我都很开心。”
之后，ABD继续参与公益，通过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在2020年洪水汛情期间，他作为商会成员前往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个案2：MMT（男，40岁，M族）1
MMT是最早来到H市做烧烤生意的，2006年开始在H市经营烧烤店，在访谈中他说到：“我在这里能够挣钱是靠大家的帮助和鼓励，我想回报社会，想奉献一下。我跟派出所说过，希望能找一个有困难学生的家庭，我资助他学费和生活费。如果有老人的话，我可以给他一些钱，或者买一些米之类的。”
MMT有着较强的助人意愿，2020年初，MMT自发行动起来为抗疫贡献力量。新华社以“‘我们都是一家人——新疆大叔倾‘馕相赠社区服务”为题进行了报道。以下是报道的部分内容：
“我们都是一家人”——新疆大叔倾“馕”相赠社区服务者[11]
M族有句谚语“不可一日无馕”，在MMT看来，馕是新疆最好的食物，朴实珍贵。疫情发生以来，MMT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民警、环卫工人每天在外值守，便萌发了“赠馕”的想法。
“馕里面有鸡蛋、奶子、洋葱，都是对身体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要给最好的人！”两个多月里，这位新疆大叔已经陆续做了上千个馕，送给他眼里“最好的人”。
十四年前，MMT从乌鲁木齐来到H市，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直到2011年的一件事，拉近了他与这座城市的距离。那时，生意日渐稳定的MMT把远在新疆的家人接到H市生活，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却因为不符合入学政策而无法办理入学手续。“当时我们什么政策都不懂，只知道孩子不能没学上。”走投无路的他找到了H市民委。听完原委后，市民委工作人员立即帮他联系教育局，并拍着肩膀对他说，“你放心，孩子一定有学上！我们是一家人！”三天后，MMT接到了学校的通知。
“我们是一家人”，每每提及这件事，MMT总会哽咽。他说，从那天起，H市就成了他第二个家乡。那一年，他把店的名字从“西部烧烤”改成了“民族大团结餐厅”。
MMT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新疆人来到内地工作、求学，越来越多内地人爱上新疆的美食。语言上的障碍被克服、文化间的隔阂被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包容也随之加深。
为抗击疫情，截至2020年3月25日，在皖新疆籍人員向当地抗疫一线捐赠各类物资32次，折合人民币超17万元。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施与参加的公益活动类型丰富，既有助学救困，也有抗疫救灾，还有救人救火、见义勇为等;既有个体自发的行为，也有集体组织的行动;既有捐款捐物进行慰问，也有亲自参加抗疫抗洪活动。诸多形式的公益行动诸如抗疫抗洪救灾、捐资助学、扶贫救困、救人救火、见义勇为等，增加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显示度与能见度，凸显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正面积极形象，他们把崭新的形象展示给城市居民，得到了城市居民的认可与赞赏。公益行动使得城市里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城市中的“不可见”群体向被自己看见和被他者看见转变，所谓的“背后”与过去的形象逐渐被扭转，积极正面的“前面”形象逐渐呈现在城市居民面前，他们作为城市的主体实现了向全面“被看见”转变。类似公益行动，无论是偶发的，或者是有组织的，抑或是无意识的、自发的行为，都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把自己作为国家与城市的一员，通过公益行为来建构崭新的形象。正逐渐从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向自觉的、有意识的方向转化，表达出对城市、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热爱。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益行动中的形象建构
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因其主体性作用发挥不足，使得其形象塑造更多地以外界尤其是政府、大众传媒与社会为主，其自身处于“失语”状态。事实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可以通过主体性的行动和言说，如公益行动、文化展演与交流等，发挥主体性作用，改变在城市居民中的既往刻板形象。基于公益行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到话语表达的过程，从片面的、刻板的被表达对象转变为话语表达中的参与者，以其自身的主体性行动和言说参与形象建构的过程，新的、更加全面的形象被生产被呈现出来。以认知主体作为划分标准，可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形象分为自我形象、媒介形象、社会形象。换言之，这三种形象也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媒介、社会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认知与评价。基于调查资料，我们通过公益行动中的话语表达和意义制造，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自身形象的再生产、媒介形象的形塑和社会形象的更新进而呈现出新形象的过程。
（一）自我形象的再生产：受助者还是助人者？以前的新疆人还是现代的新疆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形象再生产首先体现在自我形象上，即关于自身的认知发生变化，包括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的自我形象建构。
自我个体形象生产：在ABD和MMT的自我叙事中，自我形象从受助者向助人者转变。二者助人动机的产生都源自认为自己曾经是受助者，受到了他人的帮助和鼓励。后来本人通过工作获得了经济收入，自身有了能力之后，希望能够帮助他人，回馈社会，从而开始了公益行动。然而，二者虽然都有积极的助人热情与意愿，但都缺乏助人途径，只能求助于社区、街道、派出所、社会组织、他人等。ABD根据自身曾经没钱上学的经历，萌生了助学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途径，最终通过高考考场外送水的方式实现帮助他人的目的。可以看出，此时的公益行动是没有固定受助对象和长效帮扶机制的，仅是一种简单的、强烈的帮助他人的愿望，且通过偶然的机会得以实现。
在此次事件受到关注之后，新闻报道和群众的积极评价再次影响到ABD，使得其公益活动发生一定变化。首先是公益活动的实施方式，由个体式的公益转向有组织的公益，由短期的、一次性的公益活动转为长期的公益活动，从送水、救火等偶然活动发展为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扶贫、防疫、抗洪等国家与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中。公益活动的意义得到升华。在公益行动之初，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在付诸实践之后，公益行动对其产生了新的意义，升级为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的自我实现。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提出的，人类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多次公益行动中，社会和媒体的积极评价和正向反馈使M族流动人口获得了肯定和认同，从单纯助人的情感和归属需求逐渐向通过类似活动获得他人的尊重需求转变，进而发展到构建崭新的、良好的民族形象得到他人与社会的认可，实现自我的价值，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以满足。这种快乐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以满足的体现。
通过一系列过程，M族流动人口重新认知自我，自我形象由受助者向助人者转变。外界的肯定和认同以及自我实现形成了良性循环，M族流动人口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益事业中。
自我群体形象生产：M族流动人口群体由多个ABD这样的个体组成，自我的个体形象建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我的群体形象再生产。ABD在访谈中说道：“以前我的很多老乡会在市区路口宰羊，后来我们学会了如何配合城管工作，不好的行为都改掉了，我们成为现在的新疆人。有人跟我说以前新疆人真的很凶。我说那是以前的新疆人，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们是现在的新疆人，不一样。以后我们必须要做好。”
在M族流动人口的自我认知中，作为先赋性身份的“新疆人”角色不可更改，面对“新疆人”的地域污名，他们在空间维度上并不否认“新疆”这一所属地域，但在时间维度上注重建构“以前”“现在”“以后”。通过时间维度的区分，他们一方面不愿意与不遵守城市管理规定、破坏城市社会秩序等负面的形象相联系，不认同外界对于自身群体的评价，否认主流话语体系的污名化内容;另一方面重新诠释“新疆人”的内涵，将“新疆人”视为一种现代意义的新群体存在，建构出自身新的社会形象，以此作为一种反污名化的策略，实现自我的群体形象建构。
（二）媒介形象的塑造：城市的破壞者还是建设者？
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认知外界的重要通道。媒介形象是大众媒介通过一定的话语生产形成的关于所传播的人或物的信息集合，能够影响受众对所传播对象的认知，具有建构身份、表征意义等功能。过去大众传播媒介主要是传统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即印刷品如报纸、杂志、书籍等;电子类媒体，如广播、电视、电影等。如今发展到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依靠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进行传播，成本更加低廉、传播更加便捷、内容更加丰富，逐渐成为一种新大众媒体。不仅如此，自媒体逐渐进入人们生活，普通大众通过网络等途径，依托手机、电脑等发布信息，尤其是以微博、短视频、微信公众号、朋友圈、抖音、快手等软件直播向外发布传播。网络新媒体、自媒体具有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等优势，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特点，它们共同作用多元呈现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新形象。
过去，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接触较少、缺乏密切交往交流的情况下，城市大众难以对其形成正确的感受和认知，传播媒介成为社会大众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途径，通过媒介展示出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象影响着认知，并进一步投射到二者关系上。以2012年“切糕事件”为例：其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性的、个体性的欺诈消费者的偶然事件，经由大众媒介的传播，切糕在外延上被拓展、内涵上被妖魔化，被赋予了很多超越其本身的意义，媒体塑造了与族群及地域边界的重合密切相关的刻板印象。“个别维吾尔族不法商贩=全体维吾尔族商贩=新疆人=坏人”的逻辑被建构出来，“切糕党”成为新疆人的代名词，成为标签化的负面民族形象与地域歧视的集合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判断，而负面判断又会进一步阻碍社会互动，使得双方的误解日益加深，在遇到问题时，这种“集体标签”迅速成了人们可资利用的思考模式，将问题往简单化、极端化的方向扭转。[3] 其中，大众媒介的暴力行为起到了某种不好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作为实施者所施加的暴力行为即“暴力化的媒介”，把传媒看作是“施暴方”，大众传媒利用其特殊身份与传播方面的强势，对受众及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了暴力侵害。[12]
伴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开展与参与的公益行动日益增加，大众媒介尤其是官方主流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益行动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报道，其媒介形象逐步发生转变。如在AHTV新闻报道中，ABD高考时赠水成为一种传递爱心、彰显社会正能量的行为，ABD被塑造为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通过类似的叙事，塑造出一个克服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主动适应城市、与城市居民守望相助、建立信任包容友好关系的新疆大叔形象，并由典型个体形象升华到疫情期间M族流动人口群体捐款捐物、共度时艰的极具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群体形象。在媒体的公益叙事框架中，“个别新疆商贩=全体新疆商贩=新疆人=好人”的逻辑被建构起来，M族流动人口形象表现为城市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媒体中出现的“我们都是一家人”“民族团结一家亲”“新疆馕一定想对热干面说，我一直都在！”等话语表达，凸显出当前M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亲密关系媒介形象。如果说“切糕事件”中M族流动人口的形象为“想象的内部他者”[3]，那么，当前M族流动人口媒介形象已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馕”和“热干面”作为新疆和武汉的各自文化符号，通过媒介塑造，成了疫情中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
（三）社会形象的更新：陌生人还是熟人？
以往研究中，多将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媒介形象与社会形象混合使用，未进行明确区分。一般情况下，媒介形象与社会形象在所呈现的内容有重合的部分，媒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形象的体现，同时媒介形象会影响社会形象的形成，但在本质上来说，二者并不等同。媒介形象是通过大众媒介所展现出来的关于某一事物的信息的集合，社会形象所使用的“社会”含义是人与人之间联系、联结意义上的[13]，其更多强调社会关系属性。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是社会形象形成的直接方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可以理解为城市居民经由社会交往和双向互动，对这个群体产生的认知信息集合。
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及其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交流逐渐广泛深入，城市居民对其形象认知除了间接媒介形象外，还增加了通过日常交往交流而获得的直观认知即社会形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发挥主体性作用进行的民族文化展演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形象展示方式。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流动的民族文化携带者，通过展演民族文化，让城市居民与社会各界有了解他们的机会。文化展演有利于城市居民了解M族文化，而公益行动则利于扭轉认知与形象判断。作为M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交往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公益行动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帮助，在互动过程中促进了M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建构。
在ABD高考考场外赠水的活动中，ABD作为城市居民的认知对象，先被认知到的身份是“新疆人”。“新疆人”的身份属性先于“年轻人”的年龄属性和“烤羊肉串”的行业属性，成为城市居民留给ABD等人的首要身份标签和群体分类标准。具体来看，“新疆人”说法缺乏明确的概念内涵和具体特征，这里的“新疆人”有可能是话语体系中被刻板化的、污名化的群体，也有可能只是客观体现地域属性的一个笼统称谓。由于城市中M族人口比例较少，部分城市居民并未当面接触过，没有打过交道，更没有较为深入的交往交流，对其缺乏直观认知，M族流动人口经由大众媒介一系列话语生产和信息加工被归纳为“新疆人”的模糊社会形象。换言之，在社会交往和互动频繁发生之前，部分城市居民对M族流动人口的形象认知来自于大众媒介所形塑的间接形象，而不是来自亲身接触的直接社会形象，或者只有模糊的社会形象。“新疆人”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社会称谓存在，部分城市居民不了解真实的“新疆人”和M族流动人口。通过ABD的免费赠水活动，M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较多发生，在互动过程中M族流动人口从想象的陌生人变为了真实的交往对象，直接接触使城市居民的认知发生了改观。“意外”“惊讶”等语言彰显出城市居民对M族流动人口的直观认知与既往媒介认知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也是M族流动人口社会形象建构过程的体现。“感动”“感谢”等行为则是城市居民认知转变和M族流动人口社会形象建构的客观结果，表明了二者心理上的互相接近和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建立。
在一系列公益行动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其主体性行动参与话语表达过程，促成自身形象建构，实现自我形象由受助者到助人者转变，媒介形象由破坏者向建设者转变，社会形象由城市的客人、陌生人向城市的主人与城市居民的熟人和朋友转变，呈现出更加全面和正面的新形象。
四、公益行动中的形象建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义呈现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公益行动参与话语表达和意义生产的过程，使得城市相关主体认知发生转变，对自我形象、媒介形象和社会形象进行了再生产、再塑造与更新，逐渐消减负面形象的不利影响，实现全方位的“去污名化”，完成了崭新的形象建构。通过公益行动及其中的形象建构对少数民族自身以及整个社会都呈现出重要的意义，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较大影响。
（一）自我形象再生产与去污名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就自我形象而言，有学者认为被污名化的对象会不断强化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带来更多的自我贬损，自尊下降、个人情绪低落、安于社会控制和命运安排。[14] 即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流动人口形成自我污名和负面认知，影响其行为模式。在污名化的影响下，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会生成一种自我隔离倾向和生存策略，对城市排斥和不认同，与城市和城里人的关系，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处于一体，在心理上则是高度疏离。[15]323 在主流话语、制度安排和自我隔离的多重夹板下，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失去了主体性，他们成为以“农民工”为标签的被表达的对象，他们的生活也就缺失了自己。[16]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初，同样面临着污名化境遇，但并未陷入“污名化—自我污名—自我隔离—丧失主体性”的恶性循环。自发的、偶然的与有组织的公益行动是突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切口，通过公益行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获得了外界的正向反馈，并再次促使其践行公益，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外界认同和自我认同，自我形象呈现为正面的助人者和现代的新疆人，消减了自我污名和自我隔离的负面影响。
自我形象的再生产，本身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认知与情感认同的结果与表现，反过来，新的自我形象在某种意义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认可度与情感交流，形成共同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情感认同是各民族深刻领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是激发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呵护着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灵家园，强化着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担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结点。”[17] 良好的自我认知和认同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体性的凸显，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认同并融入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主动加深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城市居民共事共学共居共乐，感情相通、心灵相通，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形成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形象建构促使其与城市居民在情感认同基础上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媒介形象形塑与群体界限模糊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促进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主体意识可能开始觉醒，但体现农民工主体性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设置等都还没有展现出来，还需要通过制度设计等不断加以推进。”[18]177 大众传播媒介是其中制度设计的重要一环，对于农民工来说，公平的媒体待遇同样重要。在這个媒体时代，媒体待遇已经成为某个社会群体能否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的重要标志。[19]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话语表达和意义生产的载体，提供公平的媒体待遇，树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客观全面的媒介形象，是对既往污名化形象的有力反击。通过大众媒介塑造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新形象，可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促成各民族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客观全面的媒介形象模糊了不同群体间的边界。有研究认为污名化的结果使不同群体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差别被凸显，增强了各自群内的凝聚力，建构、凝聚、维持了一系列象征标志构成的地域族群边界，被污名化群体“受损的身份”，在婚姻、交往等方面起到一些阻碍作用。[20]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曾受到污名化的影响，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细节差别被凸显，一定程度上在二者之间形成群体边界，不利于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媒介形象建构，消减了既往污名化的影响，不再过于强调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模糊了地域群体与身份群体的边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如果过分强调“一体”而忽视各民族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中华民族就会失去源头;过于强调“多元”而忽视各民族的内在联系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我们国家和人民就会变成一盘散沙。[21]31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媒介形象建构模糊了地域与族群边界，更加关注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反映，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必然是在基本国情现实的基础上进行，遵循多元一体的基本规律。[2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媒介形象建构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三）社会形象更新与城市适应融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铸牢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顺利地适应并融入城市，与其社会形象的形成与更新密切相关。“城市适应是双向的，不仅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也包括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的适应。”[23]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及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认知和态度关系到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若城市居民认为流动人群是危险的人群而尽量避免少接触，久之会形成外来少数民族人口与当地居民的相互疏离状态，实质是主流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社会排斥，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网络、文化、社会保障与教育等方面。[24] 实际上，污名与概念化印象是一种想象的标签，通过直接的当面接触与交往交流构建起来的社会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污名化的不利影响。有学者认为，污名化是一个从出现到消失的动态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污名化的称谓或减弱或被其他中性的词语替代，其消失的过程是两大群体之间文化适应的良性交往、互动、调适、博弈的理性结果，反映了城市居民“拒斥—认可—接纳—认同”的心理过程。[25] 通过公益活动中的交往、互动、调适，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成了直观的认知，既往的污名化形象慢慢消失，其社会形象从陌生人向熟人转变，与城市居民由相互疏离的状态逐渐转变为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二者相互接近、相互交往、相互认同、相互交融，完成了认同与接纳等过程，逐渐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
城市居民改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评价，消除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从而于心理上互相尊重理解，于行为上互相适应接纳。[26] 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上的尊重理解、行为上的适应接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环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靠少数民族的单向铸牢，而是要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双向铸牢，不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认同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也要认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共同认同中华民族，差异互补、互联互融、求同存异，形成富有活力、持续创新从而可持续的民族生态。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事关重大，影响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向，决定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多数民族对于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27]
自我形象建构有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避免自我污名和自我隔离，发挥主体性，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拉近与城市居民的心理距离，形成情感认同，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媒介形象建构带来公平的媒体待遇，能够形成示范效应并发挥引导作用，同时模糊了地域群体的边界，塑造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形象，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形象建构使城市居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交往、互动、调适过程中相互接纳、认同，从而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开展公益行动进行形象建构，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结 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初，形象建构方面主体性缺失，被置于话语表达和意义生产的“失语”状态，成为一种被呈现、被观看的客体，真实形象处于被遮蔽、不可见的状态。随着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由公益行动实现了自身的主体性行动与言说，通过自我形象、媒介形象、社会形象等的建构，呈现出更全面和正面的形象，由不可见向被自己和被他者看见转变。通过公益行动形成的形象建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发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更加主动融入城市，城市居民也愿意了解并接纳他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客观实体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公益行动的现实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与认同意识成为实施公益行动进而据此进行形象建构的心理前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生计方式、互鉴的生活经验、共有的历史记忆、共认的价值体系、共育的国民意识、共享的精神家园的实体与精神共同体。[28] 从分层来看，它既是拥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共同体（政治层面），也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文化层面）。[29]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在历史和当前的国家建设中贡献了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使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彼此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我国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30]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内地成为常态，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在情感上相互接近、相互认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益行动是其与城市居民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体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间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重要内容;而形象建构则是其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折射，也是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在反映。
显然，公益行动促进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形象建构，而新形象的建构影响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二者通过行动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公益→形象→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循环往复过程。其中，公益行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实践的组成部分，其他行动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环节。形象建构本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与认同的重要表现与应有内涵，也是中华民族流动人口主动融入城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表现。
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其中一个环节，形象本身是一种认知集合，重构后的形象认知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基础上必然产生各民族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行动，通过行动各民族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识对行动具有能动作用，而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要求各民族群众以更多的行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循环过程。
参考文献：
[1] [美]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M].袁长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 陈刚，王卿.从“寻求生存”到“渴望承认”：媒介“凝视”与农民工主体性身份再建构[J].新闻界，2019（2）.
[3] 刘琪，朱志燕.城市空间下“内部他者”的想象与建构——对“切糕事件”的文化人类学解读[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4] 钟凌汉. 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形象建构[D].上海：上海大学，2015.
[5] 李晓霞.新疆流浪儿童问题调查——兼论个体行为对族群形象及地区形象的影响[J].西北民族研究，2004（1）.
[6] 向思睿，沈再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现状及其真实形象塑造[J].宜春学院学报，2012（11）.
[7] 马伟华，张笑语.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权利保障的多元支持[J].广西民族研究，2020（6）.
[8] Adam Kuper.1996，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M].London：
Routledge， 1996.New York：Routledge.
[9] 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8（2）.
[10] H市：太暖心！新疆小伙热心送水 情暖考场[EB/OL].（2017-06-08）[2021-01-03].https：//mp.weixin.qq.com/s/978teBwyY17lz6qXKGoZWg.
[11]“我们都是一家人”——新疆大叔倾“馕”相赠社区服务者[EB/OL].（2020-03-28）[2020-12-23].https：//xhpfmapi.zhongguowangshi.com/vh512/share/8993937？channel=weixin&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12] 郝雨，王祎.媒介暴力：类型、效应及控制[J].新闻记者，2009（6）.
[13] 蒋万胜.论社会形象的特征与价值[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8（4）.
[14] 管健.身份污名的建构与社会表征——以天津N辖域的农民工为例[J].青年研究，2006（3）.
[15] 朱力.中国民工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6] 李向振，李佳浩.“污名化”与“农民工”主体性的双重建构[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8（6）.
[17] 刘吉昌，曾醒.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6）.
[18] 王道勇.集体失语的背后：农民工主体缺位与社会合作应对[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
[19] 谭诚训.农民工社会形象错位与媒介的城市视角问题[J].新闻爱好者，2007（3）.
[20] 王向然.污名化与族群关系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21]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22] 郝亞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9（1）.
[23] 汤夺先，张莉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及其调适[J].贵州民族研究，2010（3）.
[24] 向思睿，沈再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形象现状及其真实形象塑造——以武汉市为例[J].宜春学院学报，2012（11）.
[25] 刘有安.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2）.
[26] 陈路路，安俭.铸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视角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0（9）.
[27] 纳日碧力戈.双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4）.
[28] 徐黎丽，韩静茹.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含义[J].思想战线，2021（1）.
[29]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3）.
[30]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2020-12-2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7/c_1125049000.htm.
IMAG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IN PUBLIC WELFARE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M ETHNIC GROUP IN H CITY
Zhang Li， Tang Duoxian
Abstract：Participating in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has been an important way for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to demonstrate their subjectivities and construct their image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wo individual cases in terms of public welfar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expression by the M ethnic people in H City， discovers that the types of their public welfare actions include epidemic prevention， flood figh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etc.， constructing their new images from the aspects of self-image， media image， and social image， and changing images towards the directions of the helpers， the constructors， and the acquaintance. The public welfare actions 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since the reproduction of self-image is conducive to the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e formation of media imag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the renewal of social image is convenient to mutual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s an objective entity，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the practical basis for carrying out public welfare actions， and the cognition and identify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psychological premise for carrying out public welfare actions and image construction.
Keywords：Image construction，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action， ethnic floating population
〔責任编辑：陈家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