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以李克农为组长的三人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核心部门他们在极端危急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在上海的党中央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他们三人被周恩来称为我党情报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他们的事迹曾被认为是“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龙潭三杰”中只有李克农一人幸运地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
“反共斗士”栽在了钱壮飞手里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钱江一行从延安来到重庆，与母亲张振华团聚。当时周恩来也在重庆，特意设宴款待张振华钱江等，席间说到了钱壮飞的牺牲，他牺牲在长征途中，惊涛拍岸的乌江畔。多年后，钱壮飞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徐恩曾的文章《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里：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徐恩曾，字可均，1896年生，浙江湖州人。
徐恩曾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邹韬奋的同班同学。
邹韬奋说，徐恩曾“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斯文的南洋公学高才生，为了弄清“老同学、老朋友”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人，竟然指派他的部下在邹韬奋的身后“跟了七年之久”。
徐恩曾在南洋公学读的是电机专业，邹韬奋记得他“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读的也是电机，照理说，他应是电机工程师，但是回国后却钻进了特务部门。他是陈立夫与陈果夫的亲戚，表兄弟关系，这也许是改业的契机”。徐恩曾在回忆文章里也说，他在美国康奈杰工业大学读的是企业管理，以“发展生产，建设交通事业”为“终身服务目标”，但在回国前“发生变化”，因“受一个已参加国民党的同学的劝说”，决定参加国民党，致力于“改革政治”。1925年，徐恩曾回国，1928年奉命建设国民党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又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主持下，负责在上海筹备建立中国第一座商用无线电台，继又筹备成立国际无线电商用电台。1930年初回南京，被表亲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相中，要他出面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他“明了这一任务的真正内容，就在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又是一种前人未尝做过的新兴事业”时，马上有了“尝试兴趣”，一口“答应下来”。这一“答允”使他有了“消耗了14年生命时间”的“中统”生活。
陈立夫晚年回忆道：“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其主要任务为对付共产党的活动而制裁之。”他在另一场合还说：“在江西剿匪期间，吾方最重要之工作，为安定后方，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随起随灭，余为主持我方此项工作者，助余之高级干部大半为美国留学生，且多半为习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者。”
事实上，1928年初，陈立夫走马上任，在调查科第一次全科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调查科的首要任务就是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而在接受专访、说到“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时，他也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诸多歧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自恃功高势雄，拥兵自重，各立门户，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则各自为政”“各地小军阀，分立山头，仍行割据”“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宣称党外无党，原来早已有之公开活动的各党、派，遭受取缔，纷纷改为秘密活动。而在北伐期间被打倒的军阀余孽，不甘雌伏，仍图死灰复燃”，全都排在“南京清党、武汉分共，国民党和中共公开决裂，正面对敌。中共得到苏俄的卵翼支持，乘隙蹈瑕，到处活动，大事扩张，将成巨患”之前。
1928至1930年，为了各个击破各自为政的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阎锡山、韩复榘和刘湘，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人，不惜血本，大肆拉拢、收买利欲熏心的政客和幕僚，利用他们私下出卖的情报，给蒋介石的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提供内幕信息。
1928至1930年，为了逐一战胜桀骜不驯的党内政敌，给“一个主义（披着三民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组织（蒋记国民党）”的实现铺平道路，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人不是信口雌黄、罗织罪名、散布谣言;就是派卧底、养奸细、雇枪手、拼命诋毁、抹黑乃至肉体消灭邓演达、汪精卫、胡汉民和丁惟汾等。
随着国内新军阀势力的分崩离析和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溃不成军，随着徐恩曾时代的加快到来，作为现代中国最早最完备最凶残的特务机关，调查科也就越来越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作为“调统”任务的“真正内容”。
徐恩曾以“反共斗士”自居，自称“消耗了14年的生命时间”跟共产党“战斗”，不无“成功”，不无“辉煌”，不无“精奇巧妙的战斗经验”，却也不能不沮丧而又“惨痛”地承认，他也曾有“失败”的经历。这经历之一就是因为“徒看表面”“变起肘腋”而栽在了钱壮飞手里。
他们不是对付共产党的“铁三角”，而是共产党的三把尖刀
《事略稿本》第一卷中记载，1927年4月18日，“今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公出席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及市民庆祝大会”。
所谓“公”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出席南京政府成立典礼是在江苏省临时议会旧址，也就是丁家桥16号。1911年12月，中華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便由齐集那里的十七省代表选举产生。
南京政府甫一成立，丁家桥16号就又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办公地。初创期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有十七八人，他们仅占用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二层西南角的几个房间。而徐恩曾入主后，则另住一栋中西合璧的小楼。这栋小楼位于中山东路中段北侧，紧挨着富丽堂皇的中央饭店。这栋小楼明明是一个特务机关，却偏要掩人耳目，在大门外挂上“正元实业社”的牌子。
“正元实业社”归徐恩曾亲自掌控，他的其他几个亲信张国栋、王思诚和李熙元都只去过很少几次。
钱壮飞成为徐恩曾的亲信是因为他既是徐恩曾的同乡，又是同庚。早在徐恩曾“在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主持之下，负责在上海筹备建立中国第一座商用无线电台，继又筹备成立国际无线电商用电台”时就是徐的部属。
钱壮飞，1895年生，浙江湖州人。1908年进湖州府中学堂求学。1914年与本地徐姓女子结为夫妇，相继生下两个女儿，即钱叶丽和钱椒。1915年，钱壮飞中学毕业，经族亲钱玄同的帮助，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与大他两岁的张振华产生感情。他们俩是医专同学，一个学外科，一个学妇产科。志同道合的两人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
1919年，钱壮飞和张振华医专毕业，双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张振华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和克美医院当医生，钱壮飞则在长兴街上挂牌行医，又去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兼职，并在美术学校任教，讲解人体解剖学。
同一期间，钱壮飞还和胡底一起给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
胡底，1905年生，安徽舒城人。1921年跳级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再次跳级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4年，经同学吴鹿鸣介绍，在安徽会馆内结识张振华及其弟弟张暹中（中共早期党员）。通过张氏姊弟，胡底又跟钱壮飞成为知己。1926年，胡底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钱壮飞也好，胡底也好，早就都有伪装天赋。他们早在开始特工生涯之前，就已有了改头换面、以假乱真的体验。据钱壮飞的女儿、已故电影明星黎莉莉回忆，她跟她父亲当时住在平安里13号，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平安里附近有个大红门，门里有一家光华影业公司和一个露天摄影棚。对于父亲，黎莉莉还记得他沉默寡言，看上去很严肃，除了和朋友来往交谈，很少和孩子们说话，但很喜欢写字、作画、刻图章和画彩蛋。他对艺术有广泛的兴趣，非常专注，而且有创造性。印象中最深的是写对联不用普通的笔，而是用外科夹剪夹起一块药棉，蘸上墨汁当笔写字，那笔迹和毛笔写的不同，大家都喜欢。
1925年，张暹中先介绍姐姐入党。1926年，张暹中又分别介绍姐夫钱壮飞和胡底入党。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8年春，钱壮飞与胡底一起南下，来到上海，通过报上刊登的“招聘启事”觅职谋生。同时，有一搭没一搭地试镜上戏。整天客串这样那样的群众演员，跟在大牌影星的身后团团转，让演什么演什么，直到邂逅了同样喜爱表演、懂得表演、演啥像啥的李克农。
李克农，1899年生，安徽巢县人，接受过中等教育。1919年任安庆市《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1年任六安县政府二科科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与钱杏邨等人，一起在北四川路中共春野书店支部过组织生活。同年秋，与潘汉年联手创办小报《铁甲车》，再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在李克农的自传及生前谈话中有确切记载。李克农说：“1929年先后与钱壮飞、胡底相遇，他们均是北平‘南社成员，亦为躲藏敌人追捕来沪，当时我们均无职业，从报上见到无线电训练班招生的消息，就向组织报告能否去考。江苏省委、特科、顾顺章均认为这是打入敌内探取情报的好机会，要去考。钱壮飞先去了，他的字考第一，以良好成绩被录取。”
1927年12月31日，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尚未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中明确指出：“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再次强调，“关于军事的各种特务工作，军委须随时注意计划进行”的同时，特别要求“侦探调查工作亦应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应设法派同志到反革命军政机关作各项工作，以获得各项秘密文件材料。”
钱壮飞考入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不久，引起了时任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徐恩曾的注意。这个训练班正是徐恩曾主办的。徐恩曾非常欣赏钱壮飞的才干。因此，当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钱壮飞就被他带去委任为该局秘书。
1929年4月，钱壮飞随徐恩曾去杭州主办西湖博览会。
钱壮飞之孙钱泓说：“爷爷是著名的西湖博览会的设计者和操作者，当时很轰动，是中国从来没有举办过的大型博览会，艺术上也是极高明的。这个博览会引起了陈立夫的重视，爷爷也因此博得徐恩曾的信任。”
从此，徐恩曾将钱壮飞留在了自己身边。钱壮飞乘机介绍李克农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说：“那时候考试，公开招考，就要写文章，写字要写得好，所以我父亲就练字。而且要写文章，要考三民主义、科学常识，还有古文。我父亲就关起门来准备，买了书，记了一些条文。结果考得不错，被录取了。”
说到父亲，说到那些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李力的最大感慨是：“中国革命源远流长，情况很复杂。我能说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有些还没有解密，有些就根本不知道。就算是‘龙潭三杰，现在是家喻户晓。可是我们，李克农的子女，过去并不知道。父亲守口如瓶，母亲也不说。后来，父亲去世了，开追悼会，周恩來修改悼词，亲笔加上去了，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段……”
继李克农之后，胡底也通过钱壮飞的关系，进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转入调查科，成为徐恩曾进行“严肃而神秘的政治斗争”、全力“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主力军。
徐恩曾让钱壮飞坐镇南京，以他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正元实业社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和它的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徐恩曾又要李克农留守上海，主持以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他还要胡底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
徐恩曾的如意算盘就是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铁三角”，“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一如陈立夫所说，“随起随灭”。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三人的真实身份竟是中共党员，而且都是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他们不是徐恩曾对付共产党的“铁三角”，而是共产党对付徐恩曾的三把尖刀。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李克农说：“这工作干了一年多，全部掌握了，取得信任。我们了解到，二陈、徐恩曾搞的这个组织，就是国民党内创办的KK组织，即CC组织。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组织，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进一步打入CC内部，了解其全部机密;一种是不要进去。周恩来同意我们进去。他说：‘你们拿过来吧！（意控制这个特务机构）为加强领导，中央特科由陈寿昌、李强、陈赓同我们联系。1930年春，将我们调特科工作，由顾顺章直接领导，陈赓联络。从此，CC组织的机密逐渐为我们掌握……当时我们处于地下，是隐蔽的，成天在那里研究敌情，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敌人是暴露的。另外，他们缺乏人才，我们就抓住时机打进去，敌人在上海、南京、天津建立的侦察点都控制在我们手里。要入污泥而不染。有时接头的地方是鸦片烟馆。一般人以为这是共产党不来的地方，就专门找这种地方接头。又比方说，可以找科长之类的人物来赌钱、抽头。聚赌是有好处的，如果他们在这种场合发现了我们的事，也可以用钱来收买他。女同志那时有时要当太太，有时要当保姆。恩来同志的岳母、夏娘娘、我妻等，都住过机关。李强、刘鼎都当过大少爷，既会骑车又要会开车，有时开会租大公馆，或开旅馆，如會期稍长，‘客人则多留几天。住的虽好，吃的就不行了，有时候连供应普通饭都成问题。”
李力至今记得孩提时代，家里揭不开锅，父亲就只能扒下身上大衣去当铺。那是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当不了几个钱。但李克农当了赎、赎了当，就靠那几个钱应急，换一大盆盖浇饭回来，一家子分了吃。
他用小刀把墙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大叉，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赶快撤离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时任国民党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7封绝密电报。正在代徐恩曾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正元实业社值班的钱壮飞，却无法按照惯例及时送交他的上司徐恩曾手中。
因为他的上司不在南京。他每个星期六都要回上海找他的情妇幽会。
这日凌晨，正元实业社里的钱壮飞眼看着眼前的加密电报越积越多，他是拆也不是，不拆也不是。
拆吧，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就将付之东流;不拆吧，真要是错失了一个不容错失的重大情报，后果不堪设想。
眼看长夜将尽，东方熹微，现出鱼肚白，钱壮飞下了最后决心。他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武汉方面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他从抽屉夹缝中取出了暗藏的密码本，开始对照《曾文正公文集》，逐字逐句，破译那些醒目标注“主任亲阅”的加密电报。
眼看顾顺章的叛徒嘴脸分外狰狞，眼看蒙在鼓里的中共中央危在旦夕，钱壮飞倏地站起，走向窗口，拉开窗帘，眺望旭日喷薄的天际。
钱泓说：“他觉得严重了，他就派我的姑父，就是他的女婿、钱椒的丈夫刘杞夫，先到上海，把这个消息传递过去。”
但刘杞夫没能在上海找到李克农，因为不是规定的接头时间。茫茫人海，他无从找起。
刘杞夫的无功而返，进一步加重了钱壮飞的焦虑。他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的时候到了。他将那七封全都被他启封的加密电报整齐排放在徐恩曾的办公桌上，然后来到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通知他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同志及时转移。
他没能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找到他要找的人，就用小刀把墙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大叉，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赶快撤离。
钱泓说：“南京的事全都办完了，我爷爷才走。到了上海，怕有人在终点站堵他，他就提早下车，在真如火车站下去了。”
钱壮飞潜入市区，几经周折，终于在先施公司后面的风凰旅馆里找到了李克农。
但是，李克农又找不到陈赓。他们也是有约在先，不是想见就见。时间就在这样的困难中一分一秒流逝，危险就在这样的无奈中一时一刻添增。
顾顺章一到南京，陈立夫、徐恩曾以及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张冲等，都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去江心接，然后将他送往正元实业社。徐恩曾说，他们跟顾顺章的谈话完全是“友谊式”的。他们“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顾顺章进入他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结果，他的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他要求他们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他们答应了，给了他两个小时。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一答应“转变”，就告诉了徐恩曾一个“惊人的消息”。顾顺章说，追随徐恩曾左右并“掌管机要文书”的钱壮飞是中共特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钱壮飞和李克农还是抢在顾顺章之前，通过江苏省委找到了陈云。
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沉重地指出：“特委工作虽然有它许多成绩，给予党以不少保护作用，但终于因顾顺章一个人的叛变，遂使全部工作发生动摇，这不能不说是特委工作本身的错误的结果。”
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特委工作的整体动摇，意味着大规模的抓捕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周恩来在陈云、陈赓、李强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陈云还专门派人找了一个印刷厂，出四倍于当时的工价，在两小时内将顾顺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了100多张，发给上海各级党组织，通知他们做好防范。
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亦通过秘密交通网，四处奔走报警，组织人员通知与顾顺章有关联有可能被顾顺章出卖的同志和机关全部迅速转移，赶在敌人在上海动手之前搬了家。吴德峰还派出人员，采取各种办法，将出发去苏区，沿着顾顺章走过的路线走的几批同志拦截追回。同时，他还采取紧急措施，有效调整部署了受到严重破坏、几乎中断的长江线的交通联系，使不波及其他地区交通线。吴德峰的很多大胆、反常规操作思路，深得周恩来的赞同。譬如，中央特科原在邮局设置的信箱号，都因顾顺章的叛变被停用。但工作恢复正常后，他又建议重新启用该信箱。他认为，敌人查封过的闲置信箱，只要谨慎使用反而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是安全的，且方便接续一度中断联络的关系。
李克农的三子李伦说，他父亲只顾“通知党中央的一些领导转移”，而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家人，以致9岁的李力和4岁的他跟着母亲流落街头，“身上也没有钱，只能躲在菜市场里，过了两三天”。
顾不上自己家人的李克农，却没忘记钱壮飞一家子的安危。钱泓说，那天清早，“李克农赶到我家，不敢大声喊叫，敲门也不行，生怕引起邻居注意。情急之下，想起我奶奶是学医的，最讲卫生，最讨厌别人随地大小便，他就在我家的窗户底下对着墙小便。我奶奶听见了，推开窗户，正要说呢，一看是李克农，连忙开门，让他进去”。
当时，李克农还给远在天津的胡底发了电报，称“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三人事先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也就是钱壮飞;“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尽快脱身。接到密电的当晚，胡底就乘船离开了天津，安然脱身。
对此，共产国际也有客观评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工部在《关于远东和近东国家共产党秘密工作状况和特务工作情况的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在1931年年中以前有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在党内反对间谍和奸细并在敌人的组织和军队中进行破坏工作的机构。……中共特工部在国民党的一些岗位上有自己的情报员，他们事先告知国民党对苏区共产党的行动计划。该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把全部工作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供出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时，其危害性就暴露出来了。只是由于党在南京警察局里有内线，才得知顾顺章的叛变，使他未能破坏他所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环节。”
英雄死了，英雄长在
难以想象，没有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的出其不意、力挽狂澜，顾顺章的“转变”将给我们党带来怎样的灾难。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没有他们，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蔡孟坚认为李克农与钱壮飞是同一个人，他再三强调：“有确实资料证明大陆陷匪后，匪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匪壮飞，钱壮飞为李作间谍假名。”
彼此过招，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到头来，蔡孟坚不仅不知道对方是谁，竟然还大吹大擂，奢谈其“和共产党战斗”的“成就”和“业绩”。他们只配跟顾顺章打交道。
2001年12月，一本精美画册在北京问世，悄然出现在了一个不是太大的圈子内。凡是收到这本画册的每个人，都像为这本画册作序的著名影视演员潘虹一样，深为画册作者的“坚韧的毅力”而感动。
潘虹盛赞画册的作者是“中国早期电影创作的参与者，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健在的见证人”。因为画册的作者“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银幕上，留下了无数多姿多采的青春倩影”。她就是先后演过《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天明》等优秀影片的黎莉莉。
黎莉莉是钱壮飞的女儿，她的弟弟钱江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钱江生前以他父亲的事迹为素材，创作了纪实作品《七封绝密电报》，又把《七封绝密电报》改编成了电影《金陵之夜》。
电影没有太多交代钱壮飞向党中央报警后的去向。
生活中的钱壮飞，于1931年秋天转移到江西瑞金。黎莉莉说：“他化装成一个卖菜的匆匆出发。他走的是哪条路线，连母亲都不知道，她对我只说过，李伯伯（李克农）到我家后门，隔着窗对我妈说：他走了。”
黎莉莉又说：“父亲到瑞金后，来过三封信，信上教导我：‘善用艺术，足以救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我一直把这些话谨记心中，作为我终身信守的座右铭。”
1935年4月1日，钱壮飞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时，与大部队失散，被地方武装残忍杀害，壮烈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沙土镇后山乡一带。
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王智涛，在晚年回忆道：
1935年3月31日，我红一、三、五军团遵照军委指示，经贵州息烽、修文之线向东南过脚渡河，以便寻求新的根据地。他们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息烽以北地带之敌，并佯装我军将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姿态，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4月1日，军委纵队按照军委电令，在干部团后卫警戒下，于上午十时顺利渡河，进驻牛场宿营。安顿好队伍后，我带领设营司令部上路了。下午二时多，国民党空军两架侦察机临空，半个小时后，五架轰炸机在牛场上空轮番轰炸。敌机飞走后，设营司令部正准备继续前进时，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骑马赶来，气喘吁吁地问：“钱壮飞秘书长在不在设营司令部？”我告诉他：“没有。”范金标接着说：“周副主席指示，如果钱秘书长不在设营司令部，就请王司令员立即返回军委。”我立即随范金标快马加鞭，返回牛场。见周恩来站在大树下，表情严肃，神色凝重，正与总政副主任李富春，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军委警卫团政委方强，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谈话。见到我后，他十分焦急地问：“钱壮飞不在你那里吗？”我回答后，他又问：“昨天，他和你在一起吗？”我汇报说：“昨天是一起走的，今天到牛场后，他就回总政了。”周恩来告诉我，敌机轰炸后，找不到钱壮飞了。他命令在场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寻找。我們搜寻了将近三个小时，在牛场东南角一个干草垛子里，发现了钱壮飞的遗体。双手双脚被捆绑，全身上下有十多处刀痕，早已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周恩来在钱壮飞的遗体前，久久站立，流下了眼泪。他决定军委纵队改变行军计划，继续在牛场宿营，并命令保卫局和警卫团彻查此案，一定要缉拿和惩办凶手，为钱壮飞报仇。我另有任务，没有参加破案和缉拿凶手的工作。后来，陈赓告诉我，壮飞同志在躲避敌机轰炸时，碰上了贵州的反动民团，惨遭杀害。军委警卫团和干部团已经把这伙民团全部抓获，并枪决了民团首领。
王智涛说，“周恩来和陈赓事后都不太相信钱壮飞因误撞民团而遭杀害，怀疑是蒋介石对钱壮飞恨之入骨，派特务将他谋杀”。
王智涛说，钱壮飞大他10岁。他到中央苏区后，与钱壮飞同在军委，工作配合默契，彼此相处融洽。钱壮飞是个知识渊博、颇有才情的好同志、好兄长，对于情报、敌工和群工工作的指导，使他受益匪浅。直至晚年，他都深为痛惜钱壮飞的英年早逝。
王智涛的回忆是一个全新说法，在那之前，一般都说钱壮飞被国民党反共清乡委员、区长宋子桢及其爪牙罗少安等人，残忍杀害于宋家寨右侧约一华里的山脊上，一个名叫“没良坑”的约有五六十公尺深的山洞内。
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局长欧阳毅说，钱壮飞失联后，毛泽东很重视此事，他不仅知道他掌握着重要的机密，而且也了解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干部。因此，他指示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红五军团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欧阳毅。欧阳毅迅即带了一支保卫部队，返回河对岸寻找他，足足找了一个多小时，连搜带喊，最终没有找到他的踪影。
欧阳毅后来从西路军回到延安，方知钱壮飞是在树林子里躲飞机时被土匪绑票了。土匪向他敲诈钱财，他在危难中曾写信给在上海的妻子设法携款去赎。但路途遥远，又是国民党统治区，他妻子也没有办法能去营救。结果，钱壮飞就被土匪杀害了。
1935年6月，胡底不满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却反被张国焘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张国焘将他严格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背包“戴罪”行军。在草地松岗地区与许克坚（李先念战友）一起被秘密杀害。胡底牺牲时年仅30岁。
“龙潭三杰”中只有李克农一人幸运地见到了新中国的成立。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李克农在北京逝世。
（来源/《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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