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空间”视域下的城郊叙事研究
摘 要：
《阿毛姑娘》中的城郊实际上是区别于城市与乡村的“第三空间”，具有开放性并集结了多样的话语冲突。城郊是被城市和乡村建构起来的双重他者，城郊人一方面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受到城市空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一些乡土风气，在主体建构方面呈现出对城市的向往屈从与戒备警惕的双重性。从空间权力分配上，城郊人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而城里人才是真正的主体，那种对城市的张望与期待最终落空。
关键词：第三空间 城郊叙事 《阿毛姑娘》
空间是社会的空间，一方面是人的社会关系促成了空间的断裂与分割，另一方面空间的对峙也促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冲突与自我建构的艰难。这样一种“影响的焦虑”在开放空间中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文学叙事就有了起点与可能。本文正是以丁玲的《阿毛姑娘》为例，结合“第三空间”理论对城郊叙事进行探究。
一、“第三空间”的理论渊源
想探索“第三空间”，就要先了解列斐伏尔对原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反对。列斐伏尔拒绝以往“中心—边缘”“主体—客体”“构想—实际”这样一种对峙形态，认为这只能强化两者之间的封闭性，因而为之增添第三种元素，构成新的辩证法，而新加进来的要素则具有开放性和复杂性。二元对立模式强调对峙双方各自的存在性，通过断裂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但也正是对这样一种断裂的强调，导致对峙的两个要素各自封闭，进而缺少交流的机会。同样的，空间按照认知可以被分为实质的物理空间和构想出的话语权力空间，但是在做出这样一种划分的同时，空间也就成了各自封闭的两层。但是社会的空间绝非不相往来的多层分野，而是多重话语和物理空间的交流冲突与迭合。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分层中的第三要素，亦即“第三空间”。
如果想要设置新的因素和同原本存在的对立二质对顶，那么这样一种新元素的添加也就没有摆脱封闭性，因为它必然还要强调与原有两个概念的断裂性与区别性，非此即彼——按照列斐伏尔的眼光——这也就还是一种庸俗的辩证法。他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哲学要区分主体与客体、身体与世界，它们间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清晰、分明。”a那么如何超越这样一种庸俗的多元封闭对峙的局面呢？那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将二者“非算数”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結果就必然是两者融合但又不是简单叠加，包含两者又超越两者的境地。由此而观，“第三空间”正是融合了实际空间和构想空间的新的空间。那么这种“第三空间”容载什么呢？
列斐伏尔指出，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空间存在，他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留下烙印，与此同时又生产着空间”b。而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列斐伏尔指出，社会关系就只能存在于抽象领域中了。换句话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关系等呈现在空间中，也即社会的空间化。反过来，空间的区划又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权利分配，于是空间也被社会化。社会关系不可能单纯的凭借自然物理空间进行分类，因为物理空间秩序的塑造依然是通过空间权力、空间构想进行的，但是如果将之归于构想空间，那么它就被形而上化，成了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但问题是社会关系是复杂、开放又现实实际的，于是任何一种单层次的空间都无法将之容纳。“第三空间”的意义就在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种空间以其对两个单层次空间的超越性保证了自身的开放性。它是立足于实际，能够容纳多种话语冲突的空间。同时这样一种空间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历程。或者说，这三种空间在一开始应该是并存的，而“第三空间”正是作为前两者建构起来的他者出现的。
二、城郊：城乡之间的“第三性”
所谓“第三性”，这里并非是“第三空间”的转名，而是指称“他者之外的他者”，对于这样一种指认，其依据来自于现代性的标准。所谓现代性，它“认为人的理性进步即知识增长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c。
在线性历史观下，城市是现代性的代表主体，而乡村则是相对于城市被指认的“第二性”的他者。而城郊作为两者在物理空间与话语冲突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交叉场所，就被建构成了“他者之外的他者”，亦即“第三性”。这里不妨再引入“空间极”的概念来进行具体阐释。
空间并不是均质绵延的，而是存在自己的“极点”，存在散点分布的“空间极”。“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d。波德里亚无意间也透露出空间的“极化”的讯息。空间的感知与想象实际上都有自己的边界，乃至于正是这种边界所带来的断裂才保证了内部空间的稳定。而火车的到来显然将人的视线引向远方，于是那种“孤闭心理”就被打破了。这实际上反证了空间并不是均质的。
“城郊”不仅是城外人的生存空间，也是城内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城郊是城乡之间的交叉口，它是通往城市的必经之路，也保持着乡土的原风景。如果说护城河、城墙和更现代的铁轨、公路划定了城市的边界，农村的界碑定格了乡野的范围，那么城郊，显然处在两者的夹缝之中，是一种被双重限制的区域空间。而从话语权力和现代性的角度看，显然城乡分属于第一性和第二性，而城郊作为两者的过渡地带并不是第二性，而是不属于任何一方，却又保持彻底的开放，接受各种话语冲突，社会关系交织的地方，是被城乡共同建构起来的他者，是“第三性”的空间。
由此观之，相对于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间隔与话语结构的城市、乡村，城郊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丰富性特征。而更重要的正是在这样一种五方交错的空间中，人物是如何受到空间的塑造，又是如何确立自身的地位和意义？他们要保持着如何的实践方式？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交织中 ，他们又流露出何种价值取向？围绕着这些问题，丁玲的《阿毛姑娘》能够给予我们一些线索。
三、空间面面观：城乡夹缝里的价值选择
“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e。空间一方面塑造了人的相貌，另一方面塑造着人物的世界观与思想意识。苔丝走出布蕾谷，正是她转换身份，从农家女变成养鸡工、挤奶工的开始，而阿毛走出自己不知名的山谷，也就为空间感和世界观的重塑准备了前提。阿毛不知道什么是出嫁，更不要说“将嫁到她所不能想象的地方去”f。
越是从封闭空间走来，越是会惊诧于域外世界的新奇，就在这一来一回中，强烈的对比必然带来自我价值的失落。
（一）城市让城郊疯狂
城郊，顾名思义，它位于城市的边缘，是城市的近郊，受到城市的辐射也就顺理成章。乃至于再看“城郊”这个词，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正是以城市为主体的——“郊区”的定位以城市的存在为前提，而城市也让城郊里的人为之疯狂。尤其对于从未见过城市的阿毛姑娘，这种新颖感就像一道旋涡裹住了整个人，让她“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思虑的少女了”g。城市用它的现代性空间潜在塑造了阿毛的理想与追求。
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体现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城市塑造的是浓烈的消费主义文化，这是阿毛所没有见过的。于是她没有想要做衣服，也为了绿色白条的自由布感到满足，但是当她见到那匹假花哔叽时，却怨恨起自己的丈夫没有多给些钱了。假花哔叽所蕴含的华丽与精致，就是阿毛对于城市的第一重印象。在现代性的空间里，商品作为媒介传递着五光十色而又肤浅庸俗的信号。而阿毛也终于堕在这样一种信号群中无法自拔，从这些商品中构思着自己的城市人格。而城市对于空间最强大的塑造就是改变了时间，用灯红酒绿塑造了另一个白天。城市里的灯火像金色的蛇鳞在蜿蜒，是不是早在此处阿毛就尝试把自己植入那个想象中的空间？
“家”是和“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人最基本的存在空间。它一方面意味着和外部空间的断裂，从而成为一个能够受到居住者自由支配的地带——不管是空间格局还是话语权力；
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内部主体的人格形塑。“家里那瓦檐也太矮了，好像把一个人的灵魂都紧紧的盖住，让你的思想总跑不出屋”h。城市中广阔的空间、繁华的街市、熙攘的人群和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些都给了阿毛无限释放自我的空间。而瓦房里堆满了零碎的东西，各种破的、舍不得丢弃的东西都放在里面，这和城市空间、洋楼空间的整洁完好形成了对比。
如果说判断孰优孰劣的结果并无关系，只是判断这种能力显影着人的主动性，那么显然，阿毛做出取舍的背后就是她对于将自身建构于何处的判断，是她主体特性的凸显。“新的生活，总是惹人去在等待那更新的”i。
然而问题在于，城市展示给阿毛的只是自己的一面。尽管阿毛进入了城市，她的丈夫和女伴们也都进过城市，但是他们终究是被城市拒绝的人。阿毛只看见了城市中的繁华，看见了女人的虚荣，但是她不知道城里女人能干和坚韧的一面。她也不能理解书是如何的难念，好像只要有了钱就自然可以回去念书。这不能简单归因于阿毛的无知，而应该遗憾她只能通过城市的冰山一角来满足自己对城市的想象。阿毛是想进城的，但是城郊的土地没有给她进入城市的机会，于是她只能期待有一个男人的降临，将她带去那个“黄金铺地的世界”。
（二）乡土在城郊留痕
城郊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第三空间，开放性地承载着各种话语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作用引发的虚荣心，另一面则是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又在阿毛的周边相互交织成了一张大网。
首先值得玩味的是阿毛夫家的生活方式。阿毛的公公并不务农，而是划渡船，然而四十年后划的却是“很漂亮的，有布篷，有铜栏，有靠背藤座的西湖游船了”j。如果说渡船主要凸显的是实用性和功能性，那么游船显然是凸显了审美性和观赏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背后的推手正是那些來城郊散心的城里人。为了能从租赁房子上分一杯羹，陆家还将玛瑙山居的金婶婶看作贵宾。一方面，城郊地带满足着城里人对自然风光和乡土世界的想象；
另一方面，这群城里人也成了城郊人组织自身生存方式的重要依靠。
金钱和消费从城里流向城郊，一方面改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另一方面也在形塑着城郊人的价值态度。阿毛的丈夫是个二十四岁的男子，从打扮上看，他穿一件灰条纹布的棉袍，带着鸟打帽，出门还要加一条围巾。灰条纹布，顾名思义，是夹着条纹的布料。而“鸟打帽”，实际上是一个日语词，本意是“鸭舌帽”k。
条纹布、鸭舌帽、围巾，这陆小二成为“带点城市气的乡下人”l。陆家老二选择了一身城里人一样的行头打扮自己，这一方面意味着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到城郊，改变了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观，人们开始走出乡土，接受现代化产品和现代的服饰形式；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城郊地区已经摆脱了纯粹的小农经济而逐渐向消费经济过渡。
然而城郊不仅仅是城市的附庸，它还保留着自身乡土性的一面。从三姐出嫁的褒贬不一中可以看出乡土的伦理观念并未完全消退。三姐偶然遇上了国民革命军中的军爷，就做了他的小妾。然而面对这样一桩婚事，三姐一家人竟“非常高兴的答应了”m。回家省亲的三姐显然意气风发，不再和阿毛等人随意说笑了。而三姐和阿招嫂闹架，三姐的娘也觉得这是阿招嫂得罪了自己的女儿，这是凭借着钱权地位进行定位的新型关系。但是这种事情在乡土社会中合不合理，看大嫂的讽刺就知：“你娘是不靠卖你给别人做小老婆来过活的。”n
但是这种价值态度传递给阿毛，就成了朴素又明确的阶级分化意识—— 一切都是因钱而起。更有意味的是阿毛进一步想下去，把女人的一生系之于丈夫。实际上，这种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和城市与城郊的关系是同构的。阿毛面对强大的男人将女人他者化，一如面对城市的繁华，将自己的家屋和城郊空间他者化。那种对于男人的期待，就是自己进入城市的期待。
可是阿毛的期待终于落空了。她的丈夫不是小楼上来观景的城里人那样呵护妻子的绅士，他不理解、不理会阿毛内心的所思所想，城郊空间塑造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一面用城里风气打扮自己，另一面又不避乡下人的耕作生活。而且陆小二在向往着城里人的金钱的同时，他和家人也对城市空间保持了自己的戒备。面对来邀请阿毛进城画画的一行人，他们首先因为对方是阔人而保持客套，但是知道了来意之后，面对一个月五十多块报酬的诱惑，还是选择了拒绝，因为阿毛是“有丈夫的人”。乃至于陆小二一掌打倒表达不满的阿毛，并让她在晚上挨了痛打。
总之，一面暗暗流淌着城市的气息，还带着些城市的虚荣；
另一面则保留着乡土的保守和对城市的警惕，这正是城郊的尴尬所在。面临着多种话语的交织与冲突，乡土伦理逐渐瓦解，消费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是传统的耕地劳作并未完全消失——尽管是替人劳作。这样一种开放性的话语交织决定了城郊不可能成为城市或乡土中的任何一个，它只能成为自己。
四、空间权力：城里城外的张望与期待
1927年，柔石等人去见鲁迅的时候，后者曾讲了“金扁担”“柿饼”两个故事。第一个讲，一农民突发奇想皇帝用什么挑水，自己接着回答一定是金扁担的。第二个讲，一农妇想象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早上起来大叫一声：“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o村里人想不出皇城的生活，正如城郊的人想不出城市的生活。
面对从城里来的女人，阿毛想知道那个女人是做什么的，有着什么样的生活，并终于想出来“若煮着饭，坐在灶门前拿起火钳拨着火，不知又将如何的迷人了”p。虽然她随即想到了这些女人未必是自己烧火做饭的，然而她终于想不出到底这些人是干什么工作的。因为城市从没有准许阿毛真正进入，而阿毛也没有见过真正进入了城市的人，或者说，没有人向她展示过城市的风貌，她对于城市只有美好的期待与希望。小洋房里的两个人卿卿我我，但是站在外面的阿毛卻什么也听不到，也不知道窗户里的两个人在做着什么。小洋房和小瓦屋拉近了城市与城郊的对比，即使是内置入城郊的城市元素，也是那么的难以触碰。即使是话语集中到如此的距离，城市和城郊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
城郊对城市眺望的另一面是城市对城郊的随意干预。时不时来到城郊游览的城里人一波又一波，引得一众女子去看，其中就包括阿毛。这些人可以被看、可以被模仿，但却是永远的主体。阿毛在院子里偷偷地学着城里女人的走路方式，觉得学得很像了，却也不过是为着自己的命运郁闷。一方面，这种模仿只能在黑夜里悄悄地进行；
另一方面，模仿的越像越是不安——这种模仿只能放大了阿毛的卑微并强化她的他者地位。
如果将一行人请阿毛进城画画看作是城市对阿毛的邀请，那么显然，这种邀请也是有着条件和目的的。阿毛对于城里人来讲只是个被看、被当作模特的客体对象。乃至于她本身连离开城郊都没有能力和理由，只能通过挨打来换取离开丈夫、扑向城里的合法性。而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她只能怨恨那些捉弄自己的人。亦即，她并没有实现空间转换的自主能力。
从这来看，城郊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第三空间，面对着界限设置与话语冲突，它只能接受城市的权力制约。小洋楼里的风景不被人知，而城郊的空间却被城里人走过。在这里，城郊实际上就是一块“他者化”—“第三化”的空间。
五、结语
《阿毛姑娘》此前被多次阐释，或从乡村女性的心理出发，或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出发，又或将之与国内外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本文从“第三空间”的角度观察城郊空间与城郊人对城市的眺望、幻想与失落，试图再现实际体验着的世界的社会性和丰富复杂性，并深挖空间背后的主体建构，看城郊人是如何作为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他者组织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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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刘希哲，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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