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自然灾害研究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思考

赵夏 乔云飞

摘要：通过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环境系统、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关联性分析，认为历史自然灾害往往发生在历史社会环境及其文物的集中区，并对二者产生渐进或剧烈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的防灾减灾能力在不断提升，灾害的发生及其防范应对又会或多或少地在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其社会环境中有所体现。有鉴于此，提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的几点建议，一充分了解和识别不可移动文物所在地历史上的主要灾害类型以及影响，判断未来可能面临的主要灾害和灾情;二持续开展关于自然灾害之于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性影响调查、研究和评估工作，不断深化相关认知;三针对风险类型和破坏性评估，做好风险管理的基础性研究和预防性保护;四不断深化和细化灾害风险空间分布和区划研究;五在更大的“区域灾害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协调风险管理与预防工作;六总结历史时期地域文化中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方法和思想智慧。

關键词：历史自然灾害;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与预防

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物古迹丰富，而且不断层累，不断延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此同时，境内自然环境复杂多样，自然变异频发，自然灾害类型多样，引发的多种单一的或综合的自然灾害破坏性在全球范围内都属非常严重。“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要做好当下和未来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工作，就需要充分地了解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灾害影响，一方面要总结分析不可移动文物及其所在地曾经发生的主要灾害有哪些，孕灾环境和主要致灾因子是什么，对包含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承灾体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探讨历史灾害发生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文物古迹之间存在的耦合关系，从中总结特点，探寻规律，获得启发;还有，历史时期人们是如何应对和降低、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相对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已有整理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做一些宏观的理论分析和综合思考，并对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提出相关参考建议。

一、历史自然灾害发生与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

关联性

（一）从理论上而言，历史自然灾害是由历史时期自然变异引起的，其发生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进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危害;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社会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历时更长的社会文化创造物，必然也会受到长时期直接或间接、渐进或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害影响

一般来讲，自然灾害的发生是由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因子共同导致的。孕灾环境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变异，承灾体就是人类社会环境系统，致灾因子则是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对人类构成危害的渐进或突发性因素。如此，历史自然灾害则是由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变异引起的，其发生是历史时期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下产生的，进而对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

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类型。它们作为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的遗物、遗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环境的状态，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作为社会环境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承灾体”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环境中长久保存和延续下来的一部分。在社会环境遭受到自然灾害风险影响之时，它们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所谓的自然灾害，一类为剧烈的突发性的自然变异引起的灾害，包括地震、洪涝、暴风雨、火山、雷电、冰雹、海啸、火灾等;另一类为日常的渐进式的自然变异，主要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微生物、植被、动物、污染、腐蚀影响等引起的灾害。前者并非常态，不过一旦发生，造成的灾害则非常直接和剧烈;后者日常变化甚微，但是日积月累，破坏力不可小觑，而且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目前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预防研究主要是针对后者，前者相关的基础工作和应对能力还远远不够。突发的剧烈的自然变异，虽然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但来势迅猛，破坏力极大，甚至短时间可能就能毁掉一座城池，历史上不乏其例，因此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风险管理和预防工作（图1）。

（二）历史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历史自然环境以及包含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历史社会环境，在空间分布上关联密切，区域差异明显

自然变异主要来自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社会活动也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历史自然灾害与历史自然环境以及包括不可移动文物的人文社会环境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耦合关系，尤其表现在空间分布上。一方面，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会受到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的影响，往往主要集中在人口和社会活动的聚集区，以及人类文化创造及其文化遗存的密集区，同时要受到区内历史自然变异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自然灾害也往往发生尤其集中在历史上人口密度高、开发历史久、强度大、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区，如果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环境没有引起破坏，那就称不上“自然灾害”。根据历史时期不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特点以及灾害影响，可以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分布以及对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社会环境影响进行空间上的差异化分析，进而得出不同的空间区划。

其一，从自然环境角度来说，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视角和构成角度进行区划分析，尤其一些极为重要的宏观视角对自然变异和自然灾害、社会环境的影响极大，空间上的差异也极为显著。比如从大的地貌特征来看，我国西高东底，可划分为三大阶梯，青藏高原为第一阶梯，青藏高原边缘以及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之间，为第二阶梯，此线以东为第三阶梯。三个阶梯处在不同的地理板块上，由于主要地貌类型不同、海拔不同、距离海洋和内陆的距离不同，降水、风力、地质构造运动等自然变异本身会有较大的差异，进而会影响到人类活动的密度和强度，以及自然灾害的种类和程度。从历史发展来看，第二、三阶梯更为适合人居，所以古人活动的遗迹、遗物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阶梯，而且从第三到二到一阶梯总体呈递减态势。另外，如果从自然气候角度来看，我国可分为三大自然区，即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其中东部季风区，气候温润，温度湿度都适合人居，所以人口比例高，生产生活强度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肯定就丰富。一些学者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世界文化遗产、工农业文化遗产以及不同级别、不同种类的不可移动文物等做过空间分布分析，除了极为特殊的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类型之外，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季风区和第二、三阶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密切的关联度。

其二，从社会环境角度而言，社会环境要素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既与我国的社会历史空间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的制约。如果就最具代表性特征的人口分布来看，将我国的人口分布密度图、以及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图叠加在一起，以著名的胡焕庸人口线为界（从东北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它们在空间上的密切关联性，以及此线东西的巨大差异。此线以东，人口密度大，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且分布密集;此线以西，人口密度小，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少，分布分散，且集中在成都平原、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沿线等几个主要区域;如果再与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不同类型的灾害区划图叠加，可进一步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诸多空间关联性。此线以东地区自然灾害的危险性远远大于以西地区。至今，胡焕庸人口线在我国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分界线意义，两侧的人口分布、城乡发展及其绝大多数社会活动和社会文化创造（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在内）的分布差异相当明显，“东密西疏”的绝对比值很难改变，自然灾害的危险性与之对应，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图2）。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具体类型）及其自然灾害空间分析。不同的空间区划中，因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体的不同，自然灾害风险也有差异，而且灾害发生的机制和作用过程，从空间角度上分析，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三）幸存至今的不可移动文物，既是地域文化的结晶，也是地域内自然灾害的“见证者”，本身还体现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复杂关联

我国地域广大，历史悠久，历史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加上人口活动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演变，保留至今的不可移动文物作为地方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可以说本身就是“大浪淘沙”之后的“幸存者”，既经历了漫长时间的积淀，也经历了自然灾害的考验，因而显得更为珍贵。

这些“幸存者”，还可视为当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个复杂系统彼此作用后的遗物、遗迹和见证。通过它们，既可以了解过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演变，也可以探寻历史自然环境的信息，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和作用过程、社会影响，以及人们防灾减灾的行为和能力。比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记录了历史上长江沿线丰富的水文和人文信息，迄今发现题记约165款，文字有3万余字（图3-5）。

二、历史上对我国影响巨大的主要自然灾害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影响

（一）历史时期我国主要灾害类型统计

我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自然灾害记载，越到晚近越丰富详细。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已有整理，按照隋代以前、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几大历史时段统计，可以看出历史时期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低温冻害等类型，其中洪涝、地震、风暴潮等最为突出（见表1）。

另据史料统计，宋以前、宋元時期、明、清、民国时期导致死亡千人以上的主要灾害类型有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低温冻害（见表2）。

综合来看，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也是对不可移动文物影响最大的前三位自然灾害类型。

（二）历史时期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三大自然灾害简况

我国历史时期，地震频繁，灾情明显。据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对中国历史强震的统计和编目，公元前23世纪到1911年，共1034条记录;1912至1990年，共4289条记录。另据楼宝堂先生整理，公元前2221年至1994年间共1049条震级大于4.0的成灾地震。

我国历史洪涝灾害，发生频次高、危害范围广、破环性强、损失大。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中，共发生水灾1092次，平均约两年发生一次。另自1951至1990年期间，平均每年发生严重洪涝灾害5.9次。

历史上的台风风暴潮，在我国东部漫长的海岸线，每年南北都有台风登陆，以东南沿海为甚。根据近代以来的统计，平均每年约有7个热带气旋登陆我国沿海，最少年份为2次（1920年），最多20次（1961年）;12个（1971年）。

从不同历史时代来看，地震、洪涝、台风和风暴潮的发生简况如表3所示。

（三）历史时期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三大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历史自然灾害的发生和分布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我国有着极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而且随着历代地域开发、生产生活、人口聚集等在空间上的扩展而有所扩展。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地震、洪涝、风暴潮三大自然灾害空间分布特征见表4。

（四）历史地震、洪涝、台风风暴潮对不可移动文物及其代表性案例的影响分析

地震、洪涝和台风风暴潮作为我国历史时期对人口和社会环境影响最大的灾害类型，对不可移动文物也必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破坏。大到城乡聚落小到房屋建筑构造等，几乎都有例可寻。

青海地区史前文明的代表喇家遗址（距今3500-4000年的齐家文化），保留了多重灾难遗迹，环境考古和地质地理专家认为曾经发生过一次包括地震、洪水、山洪在内的大规模灾害群发性事件，最终导致了遗址的毁灭。

隋唐大运河开凿后，曾经一度繁荣的江苏古泗州城，历史上多次遭到洪涝袭击，尤其是1680年的黄河夺汴入淮后，整座城被泥沙掩埋。近年来经过考古发掘，陆续发现了城墙、城门以及城内寺庙等诸多建筑构造和街道肌理。

福州长乐漳港镇仙岐村显应宫，据记载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历史上多次重修，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然而光绪年间就掩埋于黄沙之下。根据考古调查和地质地理环境调查，共同认为遗址的形成主要是风沙造成的，而且根据遗址特征和内部纯净的风积沙判断，是在东北大风作用下的沙丘形成与移动过程中被埋没的。该遗址直到1992年福建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才得以发现。

历史上地震、洪涝和台风风暴潮三大主要自然灾害类型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影响和破坏性，具体的致灾因子和灾损简析见表5。

三、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的几点建议

（一）要充分了解和识别不可移动文物及其所在地历史上主要的灾害类型和基本灾情

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首先要做好风险的识别。历史时期，就自然大环境而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一地域灾害风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国历史上有着大量的灾害记录，近代以来又有很多监测数据，加上一些口述资料，就有助于我们很好地了解和识别一个地方的主要灾害类型、影响范围、时空分布等特点和一些基本规律，从而对未来的灾害风险管理和预防提供最为基础的参考。

（二）对不可移动文物受自然灾害影响显著的代表性个案、地域或类型等，就其原因、过程、影响等开展综合性的调查和评估，不断深化对灾害风险的认知

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然环境或渐缓或剧烈的破坏性影响，尤其是那些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文物和区域。结合历史记载和统计数据，围绕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周边环境开展灾害史迹的调查和“环境考古”等工作，就能得到更多历史信息，进而更好地“还原”灾害的发生和过程，深化对灾害风险的认知和影响评估。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需要结合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管理、研究等工作，对一些典型个案、地域或类型，逐步持续开展综合性的深入调查和研究。

（三）针对风险类型和破坏性评估，做好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基础性研究和预防性保护工作，做好不同阶段灾害风险应对的适宜对策和措施

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其形成有两大决定性因素，其一是自然环境和自然变异，其二是受灾体本身的脆弱性，而其背后是极为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及其交互作用。这两大复杂巨系统内，又各自包含着极为复杂多样的子系统、子类型、子要素，这些系统、类型、要素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进而形成复杂的链接，致灾因子往往还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关于灾害风险及其作用过程的认知、研究、评估和预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很难精准地把握和认识。即便如此，只要有灾害风险存在，为了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就不得不开展相关灾害风险的基础性研究和预防性保护。基础性研究工作，既包括对孕灾环境特征、承灾体脆弱性的研究，也包括灾损理论研究和作用机制的分析、模拟、预测以及危险性评估等，从而为灾害应对提供科学支撑。预防性保护，就是要基于灾害风险的识别、评估、监测、预警等，提前树立风险防范意识，监测灾害风险，预先评估排查和减少潜在风险因素，从而做好灾前、灾中和灾后的工作布局和保护措施等，力争降低和减轻灾害的影响。

（四）不断深化和细化灾害风险空间分布和区划研究

灾害风险空间分布和区划研究，是深化灾害认知、研究以及加强风险管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既有助于更好地反映空间上灾害分布的差异性，也有助于增进灾害管理在空间上的针对性和统筹协调。基于历史灾情以及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承灾体等要素，已有不少的灾害区划研究，深化研究的同时，也能很好地支撑灾害风险管理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加大基础数据和成果的共享，包括文物部门在内的不同行业也应该积极结合各自的基本情况和需求，不断收集、补充和利用行业大数据，针对行业特点和灾害风险管理需求，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制作大比例尺、高分辨率、及时更新的动态风险区划和风险地图，为行业管理以及所在地的综合灾害风险防范和空间管理提供切实的参考依据。

（五）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应在更大的“区域灾害系统”和“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协调

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工作，除了文物部門之外，还涉及到应急管理、水利、气象、交通、自然资源、住建、城乡管理等相关部门，涉及到历史考古、自然地理、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等相关领域，只依靠文物部门自身的力量，或者只考虑文物本身及其面对的灾害是不行的。另外，风险管理和预防工作中，既需要考虑到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特殊性，也要兼顾不同尺度下灾害区划中问题的普遍性，并通过综合的管理手段和适宜的技术，多部门、多学科、多方法，综合统筹，尽可能地减少或降低灾害的破坏性。综合考虑，建议不可移动文物的风险管理与预防，应该在灾害相似的更大空间范围内包括“区域灾害系统”中综合考虑风险管理和预防。这个空间范围，既要考虑不同层级的行政区，也要考虑跨越行政区划的自然地理单元比如河流流域、地震带、风带等，以及在某些重要方面具有共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系统”。

当前“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风险管理和预防与之关系密切，也要及时地跟进和纳入。不可移动文物领域的灾害风险普查和深入研究工作应该尽早开展，可以按照不同文物类型、等级、行政区或特殊的自然区等，设计不断深入的推进方案，逐步建立起全国性的灾害风险管理及预防的基础性数据库，为以后的防灾减灾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文物保护空间需求，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以及灾害风险管理与预防的空间需求，在“多规合一”的背景下也要积极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便在更大范围的空间规划管理中得到保障和统筹协调。

（六）研究和总结历史时期不可移动文物及其地域文化中，防范和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方法和思想智慧

自然灾害的发生，既受自然变异本身的影响，也受到人类社会环境及其防灾减灾能力的影响。同时，人们灾害风险的管理和应对时的所作所为，既是对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灾害认知的再现，也是灾害应对能力的反映，并在文物遗存和环境中有所反映。不可移动文物作为历史社会环境和自然灾害共同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尤其是那些经历了历史上诸多或严重自然灾害又能保存至今的不可移动文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中也必然蕴含着特别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或应对方法。例如那些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古塔、古寺、古桥以及层叠绵延发展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一定有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良好的抗灾性能，已有一些学者从选址、建材、构造、管理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此外，一些具有警示性的灾害遗址或遗存，也可以启发人们对其选址、用材、建造、管理等环节进行反思。

四、结语

历史自然环境系统、历史社会环境系统和不可移动文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的关联性。自然变异作用于社会环境带来自然灾害，必将产生或长或短的渐进或剧烈的影响，不可移动文物作为社会环境系统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自然灾害的发生主要受制于自然环境，而且往往发生在历史社会环境及其不可移动文物的集中区。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防灾减灾能力在不断提升，所作所为又构成了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灾害的发生及其防范应对又会或多或少地在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中有所体现。历史自然灾害的研究，对于探寻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预防，有着诸多启示。为了更为积极主动地做好相关工作，有必要围绕着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管理、研究，借助当前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做好历史灾害的梳理和灾害遗迹的调查、环境考古等工作，从而能够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把握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之间的复杂链接，深化对不可移动文物和灾害风险的理解，并做好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估，进而结合历史经验和现代科技发展，谋求更为适宜的风险应对思想路线和技术方法。如此，不但有助于不可移动文物的风险管理与预防，对探索所在地区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及良好的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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