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标识、经验与启示

贺志勇 殷石龙

摘 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目标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识特征显著，成绩鲜亮，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民生福祉等多维全面发展的小康。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明确未来尚待继续攻坚的重点，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政治经济学;标识;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2-078-06

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矢志追求的伟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发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建党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国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所取得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有助于我们固本扬优，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根本领导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查不足、补短板，为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识特征

（一）经济平稳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2013年—2019年，我国人均GDP增长7%，2019年达到990 865亿元，按年平均汇率计算为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0 89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首次突破1万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 559元，比2012年增长78.9%，年平均增长8.7%。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支出28 063元，比2012年增长64.0%，年均增长7.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 328元，比2012年增长99.9%，年均增长10.4%。[2]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 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的551万人，平均每年减贫1 30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降至0.6%。[2]我国已为2.5亿老年人、8 500万残疾人和6 000多万城乡低保人口提供基本保障，到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经过持续的脱贫攻坚战役，我国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贫困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实现了全面小康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对全球人类反贫困事业的卓越贡献。

（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的小康

“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度”指数研究项目测试，2012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度为0.7，之后逐年增长，2017年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度达到1.02。虽然2017年的绿色发展指数仅为0.77，协调发展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我国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蓝天保卫战”“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和政策推动下，生态文明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成绩卓著。到2019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2.96%，森林蓄积量175.6亿立方米。[4]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6%，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3.4%。全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曾一度在网络上蹿红的“PM2.5”也已成过去的记忆，在监测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占比达到46.6%，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5]

（三）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科教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小康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统计结果显示，科教文化等市场主体大幅增加。工业企业科技研发支出经费不断提升，2018年全国R&D經费支出12 954.8亿元，比2013年增长55.7%，年平均增长9.3%。[6]2017年中国创新发展指数达到1.55，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18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58.7%。[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7]教育事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各层次学生入学及巩固率进一步提高，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83.4%;义务教育巩固率94.8%，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8]

（四）社会和谐稳定、民生福祉增进、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

2019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30 77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 021元，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8.2%。[5]我国已构筑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2019年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96 748万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5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2 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婴儿死亡率从32.2‰下降到5.6‰。[8]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安居生活幸福，这就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社会图景。

复杂性理论认为，标识是主体聚集和确定边界生成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特征。标识“允许主体在一些不易分辨的主体或目标中进行选择。设置良好的、基于标识的相互作用，为筛选、特化和合作提供了合理的基础”。[9]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识特征与成就确认，不仅有助于人民“增进政党认同、促进国家认同和提升民族认同”，[10]也有助于各社会主体齐心聚合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党的最高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定海神针”

“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黨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的核心体现。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建设和改革，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党的最高领导始终是各项工作取得突破与成功的“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远大理想与具体实践目标相统一，坚持人民中心发展理念，把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与党情、国情和世情有机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实践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执政能力优势。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正是依靠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人民最终打赢了2020年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场阻击战……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攻坚克难的中流砥柱、抵御惊涛大浪的定海神针、帮助人们抗击狂风暴雨的主心骨。

（二）坚持发展论不动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和推进治国理政实践。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世界的永恒主题，用发展的方法在发展的过程中化解问题是最管用最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方法、发展的理论来判断和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坚持用发展破局，用发展的辩证方法分析问题，用精准施策的发展手段解决问题，在回应时代之问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构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发展机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和生活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与稳定相统一，坚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相统一，坚持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和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协同推进，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之所以行，离不开我们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也离不开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论不动摇的方法论。

（三）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红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党的十九大对制度建设目标做了部署，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在制度建设上迈出了新的步伐，推进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12]1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价值禀赋及其创造的实践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庞大的制度红利。

（四）党的执政能力汇聚各类主体力量同向同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引领中国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12]123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党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各方主体根本利益作为治国理政实践及检验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党要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就必须时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和纪律性，无论什么时刻、什么发展阶段，党始终要坚持人民中心理念不动摇，确保党的最高领导力量、服务力量、战斗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开创性走出了凸显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中国价值、制度优势融合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新模式，消解了西方政治模式中党权之间、党权与政权、民权之间的内在冲突，提高了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在党的卓越执政能力和坚强有力领导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社会各类主体活力迸发，创造性力量开始竞相涌流，聚合成社会全面进步的磅礴力量。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启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创举，成就显著，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停下来喘口气、歇歇脚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3]

（一）在全面坚持党的领导下，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14]130-131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有效面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实现新目标的必然要求。首先，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多数国家共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基础上推进全球经济合作，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全球化的需要，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实力和担当的重要表现。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如何实现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持续稳定发展，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推进我国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建设的核心主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展现中国智慧和适合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发展模式，我们必须牢牢坚持。尽管在发展中会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们定能攻坚克难，实现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

（二）坚持人民中心发展路线不动摇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关键，生产关系运行机制的优劣也會制约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弄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14]131市场是各类生产要素聚合的天然场所，资本是融合各类生产要素的最好的润滑剂，但资本主导下的生产要素聚合绝不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市场生产方式下推动生产要素流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最大程度的利润。自由放任的市场化及资本泛化必然引发市场的无序化与资产泡沫化，容易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导、驱动下市场化生产方式展现出来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15]509坚持人民中心理念的市场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人的本质力量释放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对平均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15]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要符合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激发市场各方主体积极性也离不开价值法则及市场的竞争与均衡机制。如何利用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16]

（三）用市场化手段推进改革发展的同时严防资本泛化、社会资本化

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及股份资本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科技进步和社会运行机制创新的结果。马克思对基于信用制度基础建立起来的银行制度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做了很高的评价，但始终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银行吸收闲置货币再转而贷款推动产业资本生产的中介作用与纯粹的货币资本家进行的资本“投机、欺诈”区分开来。“……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的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15]564社会主义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部分利益主体进行资本无序化扩张;部分利益主体，破坏资本市场的公平与公正。可以说，立场与代表利益的差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

（四）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融合为抓手，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4]（P.106）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误关键在于混淆了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权责及行为边界，造成政府主体错位，市场主体缺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则容易造成市场主体越位、政府主体缺位，是经济运行机制中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权责混淆、位置错配或缺失的两种极端表现。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考虑政府与市场、公益性与效率性、社会化与市场化之间的平衡问题。货币、市场、资本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以核算、等价交换为核心的价值法则是推动其运行的关键，也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和交易秩序的基础。基于社会化和信用体系构建起来的资本市场，可以加速资本等生产要素聚集、提升市场主体融资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竞争力。马克思曾指出，银行信用制度、股份制在推动资本集中和扩大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资本市场化改革中，过度资本化引发社会资本化或资本泛化。“它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性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15]569政府监管主体需要在市场化扩展或改革前完成制度供给、监管机制建设和各项制度的有效统一，需要在规范及理顺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权责边界构筑制度防火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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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晓丹.从居民收支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N].人民日报，20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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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周晓牧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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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3]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

[14]  毛泽东文选：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习近平.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贺志勇（1974—），男，湖南隆回人，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殷石龙（1956—），男，湖南岳阳人，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创新哲学等。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对党忠诚思想体系化研究》（2018WTSCX206）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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