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研究综述
摘要：有关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进程的研究，近年来诸多学者已从战略、背景及动因、办学实践、面临的问题、办学模式、推进策略和路径等方面展开，发现了“可持续性较弱是企业主导的境外办学项目的隐忧，定位不清和办学成本控制欠缺是政府主导项目的通病，境外办学吸引力不足是职业院校主导项目的软肋”等矛盾。但这些研究本身也存在“纵向上研究深度不足、横向上目标聚焦不够”两大问题。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审视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研究工作，应当确定如下目标：（一）研究制定法律法规以适应境外办学现状和发展;（二）研究提高职教标准化水平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三）研究推进“一带一路”产教联盟建设的策略;（四）聚焦打造国际合作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高校;境外办学;教育走出去;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128-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教育“走出去”战略。开展境外办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通过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进境外办学”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这是纵深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诉求，也是时代赋予教育的重要使命，更是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
全面梳理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历程和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总结成功经验，是做好当前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关键内容。依据境外办学实践遵循的设计—探索—调整—总结的规律，笔者以2016年为起点，在中国知网搜集了相关的论文，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2020年始，新冠疫情的爆发及至全球蔓延，部分西方国家在舆论上唱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1];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我国的教育国际化，反而随抗疫物资的全球输送得到了创新和推进。
一、研究的历史回顾
笔者于2020年7月始，在中国知网以篇名为关键词，分别以“一带一路”和“境外办学”，“一带一路”和“教育走出去”进行组合搜索，共查询到42篇相关论文。国内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对境外办学的探索，2019年成果较多（如表1所示），总体保持逐年递增的趋势。发表文献的研究机构中，高职院校22篇，本科院校17篇，还有其他省级以上机构3篇。按照省级行政区域归属排名，发文量前三名的分别是：江苏10篇，浙江6篇，北京5篇，一定程度上与各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教育实践成正相关。
综观这些文献，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外办学战略、背景及动因、实践探索、面临的问题、办学模式、推进策略和路径等六方面，它们在被检索的文献中所占的百分比如表2所示。
（一）境外办学战略研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境外办学战略研究，研究者应立足于建立国别研究大数据，长期研究对象国的国情、“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对象国社会的策略、西方教育先进国家在对象国的经营状况;实践者应积极探索建立专有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涵盖学历教育到职业培训。
熊建辉、高瑜、王振、袁勇[2]从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创新路径的高度，提出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1.顶层设计和落地举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教育共同体，加强“一体两翼”的中外人文交流发展战略，支撑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2.广向推进，首先是多主体合作产教融合的模式，其次是合作制定技术标准和机制研究，再次是打造“政—校—行—企”的协同海外办学模式，最后是承载传承使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朱兴德[3]强调通过科学研究构建“一带一路”大数据库和系列研究报告，并且坚持搭建或参与国际性合作平台或机制，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胡明华、黄锦鹏[4]，站在呼吁將“海员强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倡议国家层面要牵头组建航海院校资源共享区。
（二）背景及动因
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多佛里格罗斯（CHRISTOPHER ZIGURAS）认为，高校海外办学的内在动因是现阶段教育经费投入、生源和教育资源三者之间存在不均衡，海外办学是教育资源流动的表现形式，趋向是教育经费投入聚集地和生源的方向[5]。在境外办学的目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的动因尚不够清晰。
以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史为借鉴，当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国内普及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会走上跨境教育的道路。基于教育跨境流动能够强化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因此各国普遍重视技术移民，包括众多新兴国家也把跨境教育作为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水平的有效路径，特别是留学生，更被作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张晋楚，甘东海（2020）认为，服务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境外办学既有助于提升中国职教品牌，又有利于深化教育国际合作的内涵。倪好、周谷平、陈健[6]依据孔子学院面临西方文化渗透的质疑，提出整合企业、科技、贸易、设备和教育等优质资源“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也有学者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呼吁要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对上述各研究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仅有少数学者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教育走出去的动因，大多数学者还是从执行国家战略，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角度分析境外办学的必要性，忽略教育国际化过程的经济利益，因而缺乏可持续性。
（三）办学实践探索
截至2018年6月，我国开展境外办学高校共有84所，机构和项目共有128个，涉及到的省份有21个，覆盖的国家及地区涉及欧、亚、美、大洋洲等48个。
目前我国高校境外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独立海外高校、联合办学机构（分院）、项目合作和设立培训中心。有5个独立海外高校：老挝苏州大学（2011年）、意大利同济大学校区（2014年）、马来西亚厦门大学分校（2016年）、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2018年）[7]、英国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校区（2018年）。
联合办学机构（分院）约占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总项目数的30%，多数集中在亚洲和欧洲。例如，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成技术学院联合在海外设立“鲁班工坊”（2016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与俄罗斯国立旅游与服务大学合作成立中俄旅游学院（2017年）、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泰国分院（2018年）、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德龙印尼分院（2018年）、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格鲁吉亚分校（2019年）。
项目合作和设立培训中心约占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总项目数的60%。如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举办橡胶技术培训班（2015年）、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几内亚韦立船员学院（2016年）、国家开放大学赞比亚学习中心（2017年）[8]、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商谷”（金边）培训基地（2018年）。
根据学者们的介绍，三种境外办学方式各有优劣。独立海外高校形式，拥有较大自主权，有利于立足自身优势输出优质教育资源，但相比其他两种形式，人财物的投入都相对较大，需要政府层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联合办学机构（分院）形式，因地制宜利用海外合作者的硬件设施开展教学，中国高校主要提供软件教学资源，虽然节省人财物的投入，但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项目合作和设立培训中心，具有投入少和灵活性高的特点，但规模小，所涉专业有限，培训中心还得面对人才培养体系不完整的问题，如何处理教学系统性和育人实用性等问题。
（四）面临的问题
随着境外办学的实践，我国高等教育也遇到诸多新问题：可持续性较弱是企业主导的境外办学项目的隐忧;定位不清和办学成本控制欠缺是政府主导项目的通病;境外办学吸引力不足是职业院校主导项目的软肋。倪好等（2019年）分析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矛盾：其一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冷热不平衡，其二是我国境外项目投资重政府间合作的“硬联通”，轻民间的“软联通”。杨剑静、陈明昆[9]指出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现实矛盾是：我国高职自身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受到标准研制迟滞、国际化师资短缺和校企合作不深的制约。鄢晓[10]从境外办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角度，提出避免过多的精力投入在汉语教学方面，境外办学缺乏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监控。
学者们指出的问题，出现频率较多的，统计如下：（如表3所示）。
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沃尔特·迈特利（WALTER MATTLI）提出：一个善意的领导国的存在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条件。境外办学的依托要靠政府在政策上的主导和贯通作用，作为外交战略上的重点，中国政府要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学者们依据境外办学的探索总结出有效的四种模式：第一种是企业做发起方;第二种是高校做发起方，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将首个“鲁班工坊”落户泰国，开设了新能源、物联网、数控机床等前沿专业;第三种是行业协会主导，赵鹏飞、曾仙乐、黄河、陈光荣[11]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作为全国首家试点单位，在赞比亚与高职院校联合开展“走出去”境外办学为范式，探讨其创新性和示范性。第四种政企校三方组成的教育平台发挥主导作用，数据显示至2017年，全国有76所高职院校、13家不同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国家半导体产业联盟等多个行业组织加入联盟。
学者们普遍认可多主体产教协同走出去的模式，总结出多模式育人的五种形式：“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双形式，“线上+线下”双平台，“学习+生产”双路径，“东道国+中国”双标准，“学员+学徒”双轨道。今后的研究要关注境外办学如何打造品牌项目，品牌效应将既有利于该模式的推广和规模化建成，同时又对办学竞争力增强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六）推进策略与路径
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赞成：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在政府政策与機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通过海外政校企之间的交流协作，实现高校、产业之间的资源共享与深度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姜浩天，陈明昆[12]提出：政府层面制定教育“走出去”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企业及第三方机构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实施评估和监督，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学联盟建设。熊晴，林克松[13]提出我国职业教育应树立理论自信，包容各国差异，并建设急需专业，实现沿线国家人才互通;我国职业教育提高自身标准化水平与国际接轨。此外，有学者提出对输入国实现精准服务：针对输入国人才培养模式、教材选用和编写方式、师资力量构成等，分析两国职业教育差异，结合中国的优势进行研究、探索、修正。还有学者提出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标准体系并推广。统计文献中出现的高频词句（如表4所示）：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推进，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和领域正不断扩大，作为高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强力引擎，教育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和重要目标。从当下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境外办学探索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对于高校境外办学战略研究、实践探索、策略和路径研究的论述偏多，从不同角度学者们给出了独特见解，呈现多样性特点。
（一）目前研究存在的欠缺
丰富度不够，总体存在两点不足：
1.在纵向上研究深度不足。尤其是对高校境外办学的整体性研究比较缺乏，学者对于教育国际化中的“制定与境外办学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质量保障体系、研制有中国特色的职教标准体系”等较为宏观，目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实施境外办学的某个环节，如动因分析、模式研究、路径设计等问题，但是将其作为整体独立研究领域进行的研究目前极少。
2.在横向上目标聚焦不够。首先，基于研究境外办学问题较短的历史，有关人才培养质量对接国际标准的政策建议的内容还较为笼统，针对性不强，研究深度有待加强。其次，基于建立沿线国家职教共同体应用经验的实证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较为少见，从而还需要更多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14]。
（二）高校境外办学的研究方向
基于此，高校境外办学研究的未来方向在于：
1.研究制定法律法规以适应境外办学现状和发展。《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是教育部2002年12月发布的，2015年11月被废止，导致高校开展境外办学活动缺乏法律依据。建议学者们从国家政策层面深度解读，研究如何以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涵盖境外办学的审批、海内外机构的设置、内部行政管理体系、课程标准与评估、师资配备与学生的招收管理、国有资产的海外使用收益、财务与税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既具有全面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规范化地引导境外办学活动的发展方向。
2.研究提高职教标准化水平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关于优势专业国际化的研究已经呈现良好的趋势，但是围绕积极开发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确保专业从业标准一致性，对接国际专业认证的不多。该领域的研究者应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承认高等教育资历公约》，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实现国家间多边学位认定，尤其对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国家和区域，如何允许相同类型阶段的职业教育专业和学分认定，不同类型阶段的职业教育之间转换的制度和机制[15]。毕竟，我国拥有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位学历互认协定的良好基础。同时，如何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标准并主动向沿线国家输出，推进优质示范性国际化职业教育的建设，还需要引起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并作出具有重要实效参考价值的研究。
3.研究如何推进“一带一路”产教联盟建设的策略。教育“走出去”的显著特征是协同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合，主要途径是推进“一带一路”产教联盟建设。针对教育走出去问题，相当多的学者研究的切入点是某专业的具体实践经验或者某学校的典型案例，全局意识和国际视野展现不足，尤其是欠缺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全面解读高等教育走出去。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的发展需求，发挥教育满足产业人才需求的优势，研究产教联盟如何在沿线国家政校企之间展开人才培养、产教协作、文化交流和政策共商，如何宽领域和全方位地深入合作，而非仅仅局限于总结学校的经验。同时，增加定量研究方法，用数据为境外办学研究提供更理性的研究资料。
4.聚焦打造国际合作命运共同体。今后的研究应更多聚焦打造新型的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经济融合的国际合作命运共同体，这会有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有利于整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壮大友华的国际力量，有别于国际上各种排他性关系圈。参考文献：
[1] 王雪冬.“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度研究[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11）.
[2] 熊建辉，高瑜，王振，袁勇.新时代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与创新路径思考（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6）.
[3] 朱兴德.“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高校职能与战略[J].中国高等教育，2017（18）.
[4] 胡明华，黄锦鹏.航海职业教育“走出去”战略的发展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9）.
[5] 孙敏，王焕现.欧美高校为何热衷海外办学[N].中国教育报，2011-07-05（3）.
[6] 倪好，周谷平，陈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高校境外办学：态势、障碍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19（3）.
[7] 赵丽.“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境外办学实践——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职业技术教育，2019（3）.
[8] 王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家开放大学海外办学探索——以国家开放大学赞比亚学习中心建设实践为例[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8（12）.
[9] 杨剑静，陈明昆.“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矛盾及其缓解[J].现代教育管理，2019（4）.
[10] 鄢晓.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动因分析和对策建议[J].高校教育管理，2016（6）.
[11] 赵鹏飞，曾仙乐，黄河，等.“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模式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8）.
[12] 姜浩天，陈明昆.“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等继续教育“走出去”及其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9（1）.
[13] 熊晴，林克松.“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SWOT分析及对策[J].职教通讯，2018（17）.
[14] 张海宁.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国际化的研究综述[J].职教论坛，2019（4）.
[15] 林健，胡德鑫.“一帶一路”倡议与中国工程教育新使命[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6（6）.
作者简介：刁翔正（1973—），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单位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化办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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