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国宝级文书

王菁菁

在此次“宋韵”大展中，有一件国宝级展品格外值得一提。它犹如一部南宋官制百科全书，不但为后世开启了一扇回望彼时的门扉，还指引着人们在追寻那个文治时代的同时，衍生出启迪与思考。

更为传奇的是，它的面世，历经了被盗、发现、追回等阶段。如果不是当时专业人士的敏感与专家的慧眼识珠，或许它真就如同昙花一现，在市场短暂露面后便下落不明，消失在了岁月的风尘之中。

这件展品，就是国家一级文物、随葬于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徐谓礼墓的徐谓礼文书，现为武义县博物馆所藏。此次展览专程为其特设了专题展区，分两期轮展，非常亮眼。

徐谓礼文书录白告身（局部）武义县博物馆藏

可以说，这部文书今天之所以能够完整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嘉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不仅当年的报案离不开他的警觉，在国宝被追回并完璧归赵后，自2012年开始，他又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领衔组成了一支研究团队，对徐谓礼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在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

2020年4月，郑嘉励著《考古者说》一书出版。作为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徐谓礼文书追回的前后经过以及相关研究发现，自然也被他悉数收录其中。此次“宋韵”大展开幕之际，本刊记者联系上了这位自嘲“上班就等于上坟”的资深考古学家。

看起来只是一名普通南宋“公务员”的身份证明，何以称得上是国宝级文物？关于武义人徐谓礼的人生故事，且听郑嘉励拨开迷雾、娓娓道来。

上世纪以来，学界中无论是做先秦史，还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乃至明清史的研究，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史料作为支撑。唯有宋史研究史料比较少，新发现可遇不可求。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武义博物馆馆馆长董三军、邵路程见到了一张照片。尽管拍得模模糊糊，只是大体能够看清文字，但直觉仍然告诉他们这件东西非同寻常，于是就把照片给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嘉励。

郑嘉励：大约2005年前后，徐谓礼墓被盗，器物类文物很快就被卖掉了。而文书因内容前所未见，又是围绕着南宋中后期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展开，加上纸张完好如新，很多人怀疑是伪造的，所以长期找不到下家。

盗墓者也知道从古墓中挖出来的文物，不能长期接触空气，因此就用塑料袋层层密封，兜售的时候不拿真迹，只用模糊照片。在收到文书照片后，我和专家同事进行了解读，判断为绝无作伪的可能。

徐谓礼文书录白敕黄（局部）武义县博物馆藏

首先，作伪需要有仿造对象，前所未见的内容无法捏造;其次，一个时代的书法有它的精气神，无法轻易伪造;再次，如果作伪，动机肯定是为牟利。徐谓礼名不见经传，文书内容也“古怪”，若真要仿造，应该也是瞄准苏东坡、陆游之类的著名人物那种内容风雅、脍炙人口的山水或诗词。综合这些因素分析，从动机上看，一抄就是四五万字，且工工整整，一笔都不懈怠，天下没有那么笨的骗子。

既如此，我们当即决定向武义县公安局报案。经过公安机关的艰苦工作，2011年12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捕归案，缴获文书十三卷;2012年7月5日，又追回已经流失到北京的另外四卷。至此，十七卷文书完璧归赵，成为当年轰动文物界、史学界的大事。

该案件破获后，经过当时犯罪嫌疑人的现场指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对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徐谓礼及其妻子林氏的墓志，坐实了文书的真实性和出土地点。

据悉，2005年被盗时，墓室、棺木保存完好，徐谓礼穿戴整齐躺在里面，随葬有一些瓶瓶罐罐、文房用品和他的私印，但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而这十七卷的文书就卷成了一筒，放在主人身边。

郑嘉励：我们考古发掘是2012年，距离被盗已经过去了7年。因此打开以后，发现徐谓礼的遗体已经腐烂，看不到了。但从其残留的衣物织料残片依然可以想像得出，2005年被盗时，他的遗体应该是完好的。

徐谓礼墓坐落于龙王山麓，三方有山环绕，前景开阔，武义江在不远处流过。这种地形被称“怀抱之地”，犹如人靠在太师椅上，平视前方。很明显，墓的选址与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

并且，这块墓地在徐谓礼生前已经准备就绪，两穴并列的长方形墓室是最典型的夫妻合葬形式。其妻林氏早他7年去世，徐谓礼死后开启左穴，并不会打扰妻子的“安宁”。

其實，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丧葬习俗相对“世俗化”，多以生前玩好和实用器物随葬。比如徐谓礼，除了随身衣裳，就是文房用品的笔、墨、砚台、镇纸等物，包括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个唾盂，类似于今天的痰盂，吃饭时用于吐鱼刺骨头之类，这些都是他生前的实用之物。坛坛罐罐反映出了他的生活，文书的随葬则更能体现他的身份。

徐谓礼墓室体量不大，在棺木和墓壁之间有限的空间内浇灌有三合土，做法是将黏土、沙子、糯米浆、松香等搅拌，类似今天的混凝土，非常有助于把墓中的一切与外界环境隔绝。三合土打筑是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宋明以来，江南地区出土了很多有机质文物，主要原因就在于三合土墓的成熟和流行。

三合土坚硬如同水泥地面，考古发掘时连电钻都冲不开。据悉，2005年那次是盗墓者砸碎了封土下倒扣在盖板上的墓志，把棺木锯开一个小口，只够一个小个子出入，才趁月黑风高之夜盗走了文书。否则，相信就算再过一百年，恐怕墓中的有机质文物也不会腐烂。

《宋史》及《武义县志》中均没有给徐谓礼立传。但根据文书和出土墓志，可知他1202年出生在武义一个显赫之家，卒于1254年。其父徐邦宪与永康“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为绍熙四年（1193年）的“同年”进士，两人关系密切，据说徐谓礼的生母陈氏就是陈亮的妹妹。其妻林氏则是南宋名臣林大中的曾孙女。

有意思的是，徐谓礼还有个名声不佳的亲戚——宋末权臣贾似道。此人一手遮天，权倾天下，想必对宋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听说过。徐谓礼文书印纸中的第三十三则“保状”，就记载了他曾经因贾似道叔父贾直夫的请托，出面为贾似道的亡父贾涉担保“合得恩例三次”之事，可见徐贾两家交情不浅。

据介绍，现存徐谓礼文书包括有字文书十五卷、封纸二张、空白纸二卷。文书分告身、敕黄、印纸三种类型。其中，“录白告身”有两卷、“录白敕黄”有一卷，“录白印纸”有十二卷，共4万多字。它们不仅生动勾勒出了徐谓礼一生仕宦“行迹图”，更展现了南宋中后期文书制度、官员管理、政务运行等，弥足珍贵。

郑嘉励：告身是朝廷颁发的授官（寄禄官）凭证，为子孙世代永宝，证明自己是官户人家，可以享受相应的权利。

徐谓礼文书的原件，应该收藏在家族里，当然中央吏部的架阁库、档案库里可能也有一份存档。用于随葬的文书叫“录白”。因为古代没有复印机，只能把文书按原样抄录一编，做成副本。副本原是由官府指定的书铺抄录，经官方核对、加印，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徐谓礼用来随葬的“副本”，只为了到“另一个世界”证明身份，就不必加印盖戳了。

那么这份文书由谁抄录？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对比徐谓礼撰书的林氏墓志，认为应出自他本人之手。但也不能据为定论。因为文书中的避讳并不严格，想必徐谓礼自己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总而言之，现在这仍然是个迷。

要详细解读告身的基本格式和官员任命、审批流程，南宋《司马伋告身》原件是个范例。司马伋是北宋大儒、《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孙子，乾道二年（1166年）被任命为“淮西总领”差遣。

司马伋告身的主体部分叫“制词”，内容写的是任命理由，说这是个怎样的重要岗位，司马伋如何德才兼备，又是名门之后必定胜任，诸如此类。值得一提的是，六朝以来的骈文依然保留在这一时期的官文书制词里，音节铿锵，念起来特别有仪式感。

制词的结尾处有“奉敕如右”字样。所谓“敕”，是上行文书。唐宋时期有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起草官员任命的文书，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最后报给皇帝批准，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即为“奉敕如右”。因为古人是从右至左，竖向书写;而今天的横排文字是自上而下书写，“如右”就等于今日的“如上”“如前”。

“奉敕如右”下又有“牒到奉行”四字。“牒”是下行文书，就是把经过上级批准的任命文书传递给下级;待各部门走完签署的程序，再交由尚书省执行。这种彼此联系、互相牵制，是当时官员任命的基本程序。尽管南宋后期，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二为一，但在文书格式上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形式。

徐谓礼文书录白印纸（局部）武义县博物馆藏印纸相当于今天的“干部人事档案”，此前仅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徐谓礼印纸为首次得见实物，且在其文书中数量占比最多，是研究南宋政务实际运作的绝佳材料，独一无二的瑰宝。

“牒到奉行”之后，可以看到许多官员以官位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对司马伋的任命进行签署。由于乾道二年没有任命宰相，就从参知政事魏杞开始签，他签署了一个“杞”字。像这样身份很高的官员，只需签名就够了，不用连名带姓。众人签名完毕，再把正式任命付予尚书省的吏部，由其负责执行。另外，官告院是制作告身的具体办事机构，经办人员同样要在告身上签字。但他们身份很低，签署必须连名带姓，以便于日后追究责任。

再看徐谓礼的这十一道告身，尽管内容有异，但体例类同。

研究表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代的官制有着一个庞大的系统。一个宋代官员的职官，由阶官和差遣两部分组成。其中阶官即寄禄官，代表官员俸禄和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级别，比如副科、正科;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

例如，徐谓礼文书中，有一道告身写着“承务郎新监临安府粮料院兼装卸纲运兼镇城仓徐谓礼”，其中承务郎是阶官，“新监临安府粮料院兼装卸纲运兼镇城仓”则是他的差遣。

可以发现，徐谓礼仅在浙江、江苏、江西三个地方辗转当官，跑得不算太远。最后的任命是“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这可是当时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只可惜未及正式上任，他便去世了。

郑嘉励：与告身不同，敕黄是差遣的委任状。徐谓礼一生共担任过13个差遣，其中将作监主簿、太府寺丞、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这三任差遣的委任文书用“告身”，这是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与地方节度使州官员差遣的例用;其余的十个地方官任命则均用“ 敕黄”，由尚书省签发，完整记录了徐谓礼的任官履历。

徐谓礼文书中以“印纸”数量最大。官员上任之初，上级部门颁发一份印纸与其相随，相当于今天的“干部人事档案”，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和表现逐一记录在内，称为“批书”，是日后考核、升迁的依据。印纸此前只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而徐谓礼印纸为首次得见实物，作为研究南宋政务实际运作的绝佳材料，是独一无二的瑰宝。

需要指出的是，徐谓礼文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告身、敕黄、印纸的完整性，更在于三者的彼此联系。对照研究，可以窥见许多当时官场的奥秘。

宋代文臣阶官分“选人”和“ 京官”两种。只有京官才有任职中高级官员的机会，“选人”只能浮沉于官场的基层。徐谓礼之父徐邦宪，生前官至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显谟阁待制，卒赠“中大夫”，为“从四品”的官阶。按照制度，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所以嘉定十四年（12 21年），19岁的徐谓礼获荫“承务郎”，主管临安府粮料院。“承务郎”是京官的最低一阶，这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梦见的。此后的五年间，他一直在家待阙（等待补缺任命），但运气不错，遇到一次朝廷恩典、一次新皇帝登基，蒙受恩泽，连升两级，转官为“承事郎”。从印纸看，他从未上过半天班，但对候任官员的考课就已经启动。对一个待岗期间的毛头小伙子而言，够得上批书的事件，大概只有转官和保状两项——徐谓礼文书的优点，正在于清晰、完整和系统。

此后历经30多年的宦海浮沉，他从第三十阶“承务郎”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走完了一位南宋中下层官僚的典型人生。但也正因为他的起步较高，告身直接从京官开始，这对我们研究其文书来说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宋代选人的系统文書，至今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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