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神圣：唐代金棺银椁的形式语言与装饰意匠
[摘要] 本文聚焦唐代“金棺银椁瘗舍利”这一特殊文化现象，分析唐代金棺银椁现存实物的形制和装饰，并对其装饰意匠进行深入挖掘，尤其对金棺银椁是唐代舍利瘗埋制度墓葬化的表现这一有争议的重要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金棺银椁不仅是唐人基于民族自信而成就的伟大艺术创造，也在宗教仪轨中创造了一个神圣的存在。
[关键词]唐代 金棺银椁 形制 装饰 墓葬化
（一）文本中的金棺银椁
金棺银椁是唐代皇室提倡的供奉舍利的微型金属容器。“金棺银椁瘗舍利”也是舍利信仰自印度沿丝绸之路传至中国长安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大唐帝国将佛指视作护国的圣物，“每三十年一开”，即将佛指舍利从地宫中请出来迎奉。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都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此即史载的“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另也有文献记载曰：“显庆五年春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在东都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1]
武则天显庆年间为法门寺佛指舍利造金棺银椁后，各地竞相效仿，兴盛一时。金棺银椁不仅流行于京城附近和西北地区，也流行于江南地区，镇江甘露寺和长干寺发现的唐李德裕供养的金棺银椁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苏东坡《甘露寺》一诗便是在游镇江甘露寺后目睹了唐时金棺银椁后所作，诗中有“薙草得断碑，斩崖出金棺。瘗藏岂不牢，见伏理可叹”的句子。河北定县静志寺舍利塔基中一具唐代石棺上的铭文也提到了金棺银椁：“唐定州静志寺于龙纪元年岁在己酉四月，因修盖佛龛，掘得石函一个，内有金棺银椁，灿烂光辉，缁素同开，乃获舍利，或隐或显，或离或合，遂取其年七月廿五日重葬于斯。”此外，唐代敦煌地区也出现了瘗埋舍利的金棺银椁。敦煌文书S1438《献舍利表》中有记载：“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粒，并金棺银椁盛全。沙州置经千祀，舍利出后百年，寺因莲花而建名，塔从舍利而为号。金棺银椁，葬于九地之中；
月殿星宫，镇乎一州之内。”
（二）金棺银椁实物遗存
目前中国境内出土了唐代金棺银椁经典实物遗存的寺院包括陕西扶风法门寺、陕西临潼庆山寺、甘肃泾川大云寺、江苏镇江甘露寺、山西太原龙泉寺、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可谓遍及中国大江南北。流失海外的金棺银椁亦有若干，还有待系统整理和研究。表1中所列为笔者整理的目前国内外典型金棺银椁遗存，其中部分照片为笔者实地探访后拍摄，尺寸均依据相应的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录入。
1.材质
金棺银椁金银材质的使用既是对佛祖圣物的一种虔诚供养，也体现了大唐灿烂的金银器文化。金银器是高级用品，制作工艺复杂，原料的开采及冶炼技术均受到各地条件的限制。唐代制作金银器的有金银作坊、文思院、南方“浙西道”。法门寺地宫很多金银器都有“文思院”的题记，而甘露寺和长干寺的金棺银椁就是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的供养，体现了南方“浙西道”金银器制作的风格。
从目前发掘的金棺银椁来看，其装饰不仅以金银材料居多，还有玉、玛瑙、绿松石、珍珠等其他珍宝。比如庆山寺的金棺银椁就装饰有玉和玛瑙及绿松石等其他珍宝，大云寺的金棺银椁有珍珠装饰，法门寺的棺椁舍利容器甚至有以水晶和玉为材料的装饰。这涉及佛教“七宝”的概念。[2]在佛教圣物舍利的装饰中，“七宝”是主要元素，借助“七宝”构建华美的视觉效果，目的在于营造一种神圣的氛围。
2.形制
总体而言，唐代发现的金棺银椁与中国墓葬中的棺椁很相似，都是典型的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的梯形容器，棺盖呈覆瓦状。不过也有例外，如镇江甘露寺的金棺银椁，前后高低较平缓，似乎也显示出南方金棺银椁和北方金棺银椁在造型上的差异。
此外，从形制上，唐代金棺银椁分为有棺座和无棺座两大类：
Ⅰ类没有棺座，包括镇江甘露寺的金棺银椁和周至仙游寺的金棺。
Ⅱ类有棺座，可分为两类：
A类棺座是工字形须弥座，棺座较高且豪华，分为带护栏的和不带护栏的两种：
a.带护栏的工字须弥座，如庆山寺银椁和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的鎏金铜椁，四边带有万字形护栏（每边护栏中间有缺口，似为坛城）。
b.不带护栏的工字须弥座，如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的鎏金铜棺也为工字须弥座，但不带护栏。
B类棺座就是有镂空壸门的一层简单棺座，分为有护栏的和无护栏的两种。
a.有护栏的包括泾川大云寺金棺银椁、周至仙游寺银椁、太原龙泉寺银椁。
b.没有护栏的包括：临潼庆山寺金棺、扶风法门寺两个银棺、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鎏金铜棺、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物纪念美术館藏鎏金银棺。
如前文所述，不带护栏的简单底座多为内棺。外椁多为带护栏、有底座，最为复杂的当属有工字须弥座的临潼庆山寺银椁和日本泉屋博古馆藏的鎏金铜椁，它们都显示了唐代金棺银椁最奢华的形制。
3.装饰
根据对比分析，当代金棺银椁的装饰纹样有以下几大类题材：
Ⅰ类佛教人物：在金棺银椁的装饰题材中，佛教人物占据了很大比例，可细分为以下几大类：
A.佛或佛足。一般来说，金棺银椁上没有佛的形象。但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镀金铜棺上出现了佛。此外，还有佛足。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出现在前档的佛足是倒悬的，如庆山寺银椁。有一些佛足则是正置的，出现在后档，如现藏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物纪念美术馆的鎏金银椁和太原龙泉寺的银椁上的佛足。
B.胁侍菩萨，如庆山寺银椁门扉两边的菩萨，还有法门寺双凤银棺门扉两边的菩萨。两个菩萨胁侍在佛的两侧为唐代佛教美术中的经典图形。
C.弟子，如庆山寺金棺棺身上的十大弟子形象，仔细看来呈悲恸的样态，应是代表了佛入涅槃，弟子哀悼。
D.迦陵频伽或伎乐飞天，如法门寺和甘露寺的迦陵频伽、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镀金铜棺上的伎乐飞天，都装饰在棺身比较显眼的位置，非常华美。迦陵频伽为人头鸟身，为佛教中的“妙音鸟”，代表了佛国净土。伎乐飞天也是佛国世界的象征，联系到山东造像碑顶上佛塔纹都环绕着飞天，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舍利的棺身上要有伎乐飞天了。
E.天王力士。在须弥世界中，四大天王守护四方，而金刚力士也多放置在佛教洞窟或寺院门口，代表对天国世界的守护。
Ⅱ类动物：
A.狮子，佛说法为狮子吼。在北朝的佛教碑刻中，狮子和香炉是最常见的搭配，狮子也在佛入涅槃时出现。
B.龙凤和四神等图像，代表了佛教世界中的祥瑞，也是四方的象征。
Ⅲ类植物：
A.宝相花和其他唐草纹，为盛唐典型风格。
B.树叶纹，娑罗双树的代表，涅槃图像的象征。
武则天创造的金棺银椁即使在后世看来依然熠熠生辉，体现了一种“错彩镂金”的美。下面我们在形式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唐代金棺银椁的装饰意匠。
（一）唐代新风与海上丝绸之路
佛教自传入中国起就一直在经历着本土化的改造。以舍利容器为例，印度所见的舍利容器多为瓶和罐，而隋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舍利容器以盝顶石函为主。武则天采用棺椁形制作为舍利容器也是以中国人熟悉的形式革新舍利容器的一个创举。正如徐苹芳先生在《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中指出：“这种用金棺银椁瘗埋舍利的制度是前所未见的，改变了印度中亚用罂坛或盒瘗埋的方式，而用中国式的棺椁瘗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3]
为什么唐代开始用棺椁作为舍利容器呢？很多学者，包括徐苹芳、宿白、杨泓等都认为，这是唐代舍利瘗埋制度墓葬化的表现。冉万里在《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中总结道：“唐代舍利瘗埋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与当时墓葬形制相类似的地宫以及采用棺椁形式的容器瘗埋舍利。”[4]确实，在中国传统墓葬中，棺椁是最常见的容器。棺椁为两重，椁是棺外层的容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5]然而，棺椁形制作为舍利容器的中国化表现，是不是就等同于墓葬化？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方面，关于金棺银椁并非舍利容器墓葬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金棺银椁的创始人武则天曾专门颁布《禁葬舍利骨制》，其中规定：“释氏垂教，本离生死，生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6]在武则天看来，佛陀的离世是涅槃，与一般人的死亡是不同的。金棺银椁虽然采取了葬具的形制，但完全不能与世俗的葬具等同，并非墓葬化的表现。前文提及的金棺银椁上的佛教装饰题材，尤其是涅槃题材的频繁出现，不能体现舍利瘗埋的墓葬化。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金棺银椁的出现与焚棺图的出现有关。唐代敦煌壁画中已经出现了焚棺[7]的图像，而且焚烧的棺和唐代的金棺银椁在形制、装饰、材质上均一致。《南史·顾欢传》记载：“棺殡椁葬，中夏之风；
火焚水沉，西戎之俗。”[8]然而，焚棺图的出现，说明中土对舍利焚棺的情形已经了解与接受。这与当时重要的涅槃经典《大涅槃经后分》（也称《荼毗分》《阇维分》）的翻译有关。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会宁传》载，益州会宁律师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西行求法得到此卷并翻译。此经在武周时期（690—705）成为最流行的经典后，中土才开始出现大量焚棺图像。其实印度和中亚早有很多焚棺图，但一直不曾在中土出现。可见，棺椁与舍利的关联的建立，与此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并翻译流行有很大关系。由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玄奘、义净、王玄策等多次到达天竺取经返回，他们在印度的见闻丰富了唐人对印度本土舍利供奉制度的理解，这是唐代舍利容器造型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
（二）创造神圣：宗教仪轨中佛陀真身的存在
正如林伟正所认为的，金棺银椁的出现是舍利拟人化，或者说“身体化”的表现。[10]印度现存有一早期的舍利容器铭文把其所藏的舍利称为“这是释迦如来活生生的身体”（梵文英译为“This is the body， endowed with life， of the blessed sakyamuni”）。例如，佛足等装饰图像在金棺银椁中频繁出现，说明在唐朝人心中，佛舍利即为佛真身的一种象征。在唐代，佛舍利被称作真身，法门寺塔被称作“大圣真身宝塔”。金棺银椁形制唤醒的是关于佛真身的联想，见舍利如见佛真身，这本身是一种神圣存在的象征。
此外，金棺银椁的首创是武则天于显庆五年（660）将法门寺佛指舍利请到东都洛阳宫。如前文所述，“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专门制作如此华丽的舍利容器是为了在迎奉仪式中使用。据经典记载，大唐皇室为迎奉舍利设重大仪式，以公元704年武则天第二次迎奉舍利的仪式为例。舍利被迎入神都（东都，今洛阳），武则天下敕令王公以下，在洛阳城内组成庞大的迎奉队伍，配以精美的幡华幢盖等，又组织盛大的乐队，在明堂专门演奏。王公官属竞相组织盛大的瞻礼仪式，并各自施舍种种奇珍异宝。九重棺椁是大唐帝国等级规格最高的舍利容器。九是帝王的象征，只有帝王才有權享受九重棺椁的待遇。因为古人认为，九在阳数（奇数）中最大，有最尊贵之意，也是最高的规格。例如夏禹制九鼎，乃是皇权的象征。棺椁被赋予九重之套数，说明舍利真身已经被大唐帝国视为最高规格的护国神器了。
因此，金棺银椁更重要的是作为宗教仪轨中的圣物而存在。正如巫鸿所认为的，“礼仪艺术的功能并不在于创造可供独立欣赏的艺术品，而在于构造不同的礼仪场合和空间……所反映的是集体文化意识，而非个人的艺术想象——往往也反映了各种礼仪和宗教的内在逻辑和视觉习惯”[11]。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迎奉仪式的场合中，金棺银椁的创造，金银七宝与九重至高规格已经成功构建了佛舍利的神圣，在人们脑海中成功绘制了“物质”（遗物）和“文化/信仰”的大型图景。
（熊雯/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唐代地宫珍宝与丝路文明——结合数字化技术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K013。）
注释
[1][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七[G].大正藏（第52册），第2103号.
[2]不同经书所译的“七宝”各不相同，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所说的“七宝”为金、银、琉璃、珊瑚、砗磲、赤珠、玛瑙；
玄奘译《称赞净土经》所说的“七宝”为金、银、吠琉璃、颇胝迦、牟娑落揭拉婆、赤真珠、阿湿摩揭拉婆；
《般若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
《法华经》所说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玫瑰。
[3]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29.
[4]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00-101.
[5][清]阮元，校注.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G].北京：中华书局，1980：1189.
[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2：76.
[7]焚棺，即荼毗，佛陀离世后，其身体经火化烧成舍利，舍利也是佛陀身体火化的结晶，如《魏书·释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
[8][唐]李延壽，等.二十五史·南史·顾欢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83.
[9]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29.
[10]林伟正.被身体化的舍利佛指——从法门寺地宫的“真身舍利”谈中国舍利瘗藏与墓葬[J].典藏，2010，（11）：162-169.
[11][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M].郑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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