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寺相关问题考证

靖伟

摘 要：西山净明寺坐落于门头沟区九龙山南坡岳家坡附近，该寺已不存，现址为九龙驾校。文章从与净明寺有关的碑文着手，浅证二位太监的身份（参与兴建净明寺的两位太监阮伯山和韦暹）、净明寺与两位太监的关系、该碑的年代等相关问题。

关键词：净明寺;碑刻;佛教考古

西山净明寺坐落于门头沟区九龙山南坡岳家坡附近，该寺已不存，现址为九龙驾校，但仍有二碑贮立于其休息区的凉亭附近。一碑为明代的《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另一碑是《明景泰四年净明寺中官助缘功德题名碑》。此外，还有三座碑与净明寺有关，但下落不明，仅存拓片为《明天顺二年净明寺敕谕碑》《明正统二年净明禅寺助缘檀越题名碑》和《明正统三年敕赐净明禅寺记碑》。综合来看，《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图1、图2）十分重要，但是该碑仅简要提及净明寺重建的大概历史，以及参与兴建净明寺的主要人员阮伯山和韦暹。因此，关于净明寺与两位太监的关系及其背后相关因缘，历来学界少有研究，倒是该碑阴面额部有类似篆体的奇怪文字，学界贤达对此甚为关注，如潘慧楼先生①。笔者又请教罗照先生，罗先生初步判断其为一种特殊书写体的“藏文”，并且罗先生进一步推测该碑可能为元代刻碑，被明人重刻。至此，二位太监的身份、净明寺与两位太监的关系、该碑的年代等相关问题，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所以，笔者浅证净明寺相关问题，与学界诸位有兴趣的贤达共同探讨，望诸位批评指正。

1 净明寺创建年代

据《明天顺二年净明寺敕谕碑》《明正统二年净明禅寺助缘檀越题名碑》和《明正统三年敕赐净明禅寺记碑》所载，元代在净明寺址上便建有佛寺，“至元年间，僧人松溪所建。”据《补续高僧传·觉宗》①载：“觉宗，字道玄，别号松溪，扶风南氏子，世业儒。……至元四年，潭柘龙泉住持文公，退隐西堂。师补其处，法席视灵山为尤盛。师道貌修整，临众俨然，人望之生畏敬心。……以至元某年，坐蜕，塔于潭柘。”元代至元年间，创建净明寺的僧人松溪是元代潭柘寺的主持—觉宗法师。此外，因为九龙山的清水禅寺为潭柘寺的下院（详见《元至正四年清水寺碑》②），所以，元代创建的净明寺也可能为潭柘寺的下院（即附属寺院）。

此外，潘先生在《净明寺买煤窑地碑》一文中云，他本人曾亲自考察过净明寺，当时尚未建立九龙驾校，净明寺处于荒地之中，在净明寺两碑附近，发现断碑石刻，潘先生判断其为元代碑刻，上刻有“银青荣禄大夫翰林……阿邻帖木儿司徒，本山住持宗主智泰，中顺大夫高府尹吴提举监督，至元。”其中，阿怜（邻）帖木儿是畏兀儿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据《元史·阿邻帖木儿传》载：“阿邻帖木儿，善国书，多闻识，历事累朝，由翰林待制累迁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英宗时，以旧学日侍左右，陈说祖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元史·卷三十四·本纪第三十四·文宗三》载③：“……（至顺元年二月）专命奎章阁阿邻帖木儿、忽都儿迷失等译国言所纪典章为汉语……”可知，阿怜（邻）帖木儿“善国书”，即精通畏兀体蒙文，曾为蒙古贵族子弟的老师。“福藏司徒昭福寺的三十顷，二十顷还官。”“阿怜帖木儿八哈赤寺的五十顷田内，二十五顷还官。”④“福藏司徒昭福寺”即福藏司徒所建昭福寺，“阿怜帖木儿八哈赤寺”即阿怜（邻）帖木儿师傅所建佛寺。元代畏兀人亦多信佛教，阿怜（邻）帖木儿建佛寺绝非偶然。⑤

据《元至正四年清水寺碑》所载内容，元代可能已经创建了净明寺，其应为明代净明寺的前身，但是元代净明寺是否如潘先生所说与“阿邻帖木儿”有关，以及其附近是否尚存元代碑刻，目前只能待时机成熟，以考古发掘为主要依据，才能进行深入研究。

2 太监阮伯山、韦暹与净明寺

《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由明景泰年间内阁大学士商辂撰文，碑额的篆书由当时内阁经筵值王叔安书写。该碑主要记述内官监太监韦暹于景泰初年“因公务谒寺”⑥，看到正统年间“大太监阮公”修建的净明寺缺少钟鼓楼，因而发心扩建净明寺的事迹。这里不禁引人思索，阮伯山为何修建净明寺？韦暹又因何公务谒寺，进而发心扩建寺庙？继之，韦暹和阮伯山是何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明天顺二年净明寺敕谕碑》和《明正统三年敕赐净明禅寺记碑》拓片，表明至少在明英宗时期，阮伯山修建的净明寺已经获得皇家敕赐的名号，那么其具体情况如何？由上可见，仅仅是净明寺相关的大太监与官员便牵引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可知净明寺绝非是简单的由太监捐建的寺庙，至少其是个有独特故事的寺庙。

《明正统三年敕赐净明禅寺记碑》拓片载：“净明禅寺乃前朝至元间有僧松溪之所创建元末毁于火荒……。大明宣德癸丑中贵阮公伯山……建立宝方……正统戊午讫工具闻于朝仍蒙敕赐净明禅寺。”⑦《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亦有“敕赐额也”，明萬历年知县沈榜编撰的《宛署杂记》⑧载：“净明寺，在岳家坟，天顺二年建（1458年，似记载有误），有敕谕。”由此可知，就明代净明寺的修建而言，是由阮伯山主导结合其他太监发心共同捐建，并且得到皇帝敕赐匾额（参考《明正统二年净明禅寺助缘檀越题名碑》，但此碑记载净明寺于正统丁巳年讫工）。那么，阮伯山何德何能以至于能获得正统皇帝的支持而修建净明寺呢？

据潘先生所作《净明寺买煤窑地碑》⑨的观点：“明代，皇帝大多迷信，宫中推崇佛教。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许多太监都捐资捐款修建庙宇……1994年，笔者曾利用闲暇，三次到净明寺及其附近调查，到圈门及岳家坡村居住的老矿工家访问，与村中耆老座谈。传闻说，净明寺始建于元代，《西山净明寺兴造记碑》是在净明寺中元代碑刻的背面刻上的文字，将碑的背面转过来做了碑阴……净明寺曾是元、明两朝宫中采买煤炭人员到西山的驻辇之地。明代，又成为朝廷委派西山煤监管理煤窑、征榷煤税的办公之所。”

笔者认同潘先生的部分观点，净明寺应该创建于元代，明代阮伯山再次修建净明寺。但是就明代初期，即永乐年间至天顺年间，尤其是对于阮伯山和韦暹等宫内高级太监来说，他们兴建净明寺的原因，应仅与宦官崇佛以及与《明史》中提到的和西番僧交往、兴修寺庙有关，应与监督煤矿生产或监督皇家煤税无关。

关于阮伯山，他是景泰帝朱祁钰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帝位，加强对东厂掌控，提拔奉御（正六品太监）“掌东厂官校行事太监”。景泰帝从锦衣卫抽调一部分精干力量交给阮伯山，加大侦察缉拿力度，威慑奸佞之辈。在《明实录》中，相关介绍较少，其中主要有两事：一个与明代著名驸马沐昕有关①;另一个与督察京西边防有关。由“……（景泰元年，1450年）内织染局左副使阮伯山言：都督刘安，先守大同，因虏寇边，弃城奔还京师，及守易州，不修边备，又守备倒马，闻都督刘聚柔懦不才，守紫荆关都督顾兴祖老疾伤残，俱难委任，迄选智勇官代安等庶关隘严固事下兵部言宜降敕切责安，仍降聚与兴祖为，为事官或不降其官亦降敕切责俾其图报，帝曰边境得失系干重务，不可以一人所言，轻易更改，安聚兴祖，朝廷已委用之，未见有失俱令仍旧治事……”②可知阮伯山有机会到九龙山附近，他看中净明寺附近的环境，选择在此为自己建造佛寺，作为养老场所。正如《明正统三年敕赐净明禅寺记》载：“……大明宣德癸丑（宣统八年1443年）中贵阮公伯山夙慕宗乘，因游兹地，见其冈阜环抱，泉甘地肥，风水秀丽……。奉养使之体舒神宁而无挠乎……”

至于韦暹，史料记载较少，目前笔者仅在《明实录》《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明嘉靖四十四年重修万寿寺捐资题名碑》和西山大觉寺宣德五年的铸铜钟③上看到直接记录其名的记载，其中，《明嘉靖四十四年重修万寿寺捐资题名碑》中记载明嘉靖年间韦暹为“司设监太监”。《大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八·废帝第四十六》④载：“（景泰帝）命天下诸色工匠以十分为率四分与内官监各厂用工六分拨各处上工以内官韦暹督之。”可见，韦暹也应是管理工匠或管理工程营建的太监，而此时正是明景泰四年（1453），据《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记载，韦暹重修净明寺亦始自景泰四年（1453）“阮公之同志韦公，迩因公务诣寺”。笔者猜测韦暹此时可能受到皇帝的任命，到门头沟琉璃渠管理琉璃制造的工匠，或督造烧制琉璃。

因此，笔者认为韦暹很可能曾经是阮伯山的同僚或下属，感念阮伯山的培养提携之恩，借“公务”之机，为阮伯山扩建净明寺。明代净明寺的修建是因阮伯山和韦暹两位太监尊崇佛教，借在京西门头沟“公务”之机，为自己或相关人士兴建。

3 《明景泰四年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碑》碑阴的藏文

对于《明景泰四年西山静明寺兴造记碑》阴面碑文的怪异文字，潘先生认为其可能为元代所刻，但不知其为何种文字。笔者请教社会科学院的罗照先生，罗先生在观察拓片后，初步判断其可能为藏文或梵文。仔细观察拓片，发现该碑阴面刻有明景泰三年（1452）买卖九龙山附近大峪窑地的文书，与周围其他刻画文字相比，其存在深刻的磨化痕迹。因此，罗先生判断该碑石刻的年代可能比景泰年间要早，或为元代石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罗先生未能亲自识别该石碑解读藏文或梵文，也未进行深入研究，甚为遗憾。当然破解该碑对判断该碑是否为元代所书，十分关键，罗先生的判断也很值得我们思考。即该碑是否为元碑，是后被明人打磨后翻刻的石碑？

一般来说，历史上确实有翻刻前朝石碑的现象，北京五塔寺石刻艺术馆和北京东岳庙民俗博物館中就有不少明朝或清朝打磨前朝石刻翻刻本朝石刻的石碑。此类石碑的碑阴或碑阳明显有大面积被打磨的痕迹，若从水平或垂直方向观察这类石碑，会发现碑面的不平坦刨面。但是，此类石碑一般会多少保留一些前朝石碑的特点，如碑额等。那么《净明禅寺兴造记碑》是否为此类石碑呢，下面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

首先，从该碑碑额来看，其阴面和阳面均有祥云石刻，其样式大致为明代流行的云朵石刻样式，阳面石碑额部刻有篆书“西山净明禅寺兴造记”，阴面为藏文，篆字和藏文相同，与周围平面形成一个小型平面台，边界明显，应为一次作业完成，并非二次或多次加工，仅是该碑阴面底部的“土地买卖文书”打磨痕迹明显。据笔者观察，应是该碑制作完成之后，后人打磨重刻而成，内容为明景泰三年（1452）韦暹买地的记载，但不一定为景泰三年（1452）所刻，可能在该碑制作以后，即景泰四年（1453）以后而刻。

其次，从该碑的阳面碑身来看，其水平和垂直的剖面完整，比较平坦，未出现明显后期二次打磨现象，该碑四边为斜面，较为平整。

最后，在该碑阴面，藏文与汉文交接处明显，藏文与汉文看似完整，未有“叠压”和“打破”现象，也没有明显的打磨痕迹。至此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明景泰四年净明禅寺兴造记碑》为何会出现外文文献？依笔者浅见，阮伯山和韦暹同为佛教徒，他们很有可能和明代早期和中期的印度密宗僧人有过接触，有甚深因缘。

就目前可靠的相关文献来看，韦暹，其佛教法名为“福坚”①，与西番僧人可能有相关交往，例证如下：①在北京房山石经的宣德三年（1428）巡礼题名中出现“奉佛弟子……韦暹法名福坚”。明宣德八年（1433），佛弟子福坚施金书元代写经《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吉祥陀罗尼经》和《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此二经均为密宗经典。②据明天顺三年（1459）刘定之撰写的《仰山栖隐寺重修碑》载：“……自大金至我朝永乐之初年，有西域吉祥上师，知栖隐胜境，惜其废燹基存，意将鼎建，时年九旬有二，遽然圆寂。其徒智广禅师，龆年从学，巳得旨趣，有志峥嵘，不负师愿。宣德间，禅师以道明德播，遂承钦依，重开仰山，为第一代住持，是果了师愿力。正统丁卯，司礼监太监王公振暨司设监太监吴公亮，同举诚心，施资财以造焉。至天顺戊寅秋，又得□□□□□□及惜薪司中贵吴公琪等，大舍己资，鼎建殿宇，庄严金像，廊庑阶级，焚器僧舍，云厨碑石，悉已完毕……”碑阴篆书“舍财众官善信芳名”，碑文“舍财众官善信芳名 太监：□□□、周忠、周善、刘诚、韦暹。中贵：吴普山、张文峰、阮公平、谭圣童、杨福全、白德玉、苏普□。中使朱勤等。吴巨□、阮□□”。

由此，可知明代初期至中期皇帝对西番僧（印度密教僧人和藏僧）十分崇信，并且密切往来。从而引起宫内许多太监参与印经、造像、建寺等佛事活动。西番僧②如明代著名的具吉祥和其弟子智广（应为智光）禅师，便和太监韦暹产生了联系。此外，在天顺元年（1457），禅牒室哩“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主戒”。天顺二年（1458），三曼咎室哩“敕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官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举皆成就”③。笔者认为阮伯山与韦暹很可能与西番僧交往密切，况且其自身崇信佛教，此二人请求具吉祥、智光或其他弟子为其撰写梵文经典碑刻，或会同他们修建净明寺，都有很大的可能性。

4 总结

综上所述，经过查阅文献和实物考证，净明寺创建于元代，可能是潭柘寺的附属寺院。

净明寺是由明代初期太监阮伯山修建、韦暹重修而成，并且明英宗敕赐匾额。此二位太监在此修建佛寺，可能是因他们参与督造琉璃渠的琉璃制作，或管理琉璃匠人，或完成东厂太监监察西山军事要塞防务，抑或保卫京师安全等皇家任务，因此，他们有机会在九龙山附近营建佛寺。《明景泰四年净明禅寺兴造记碑》碑阴刻有的梵文或藏文可能与明初期至中期西番僧（印度密教僧人如具吉祥、智光、道深等）有关。诚然，若哪位贤达精通藏文或梵文，对净明寺尚有兴趣，望悉心研究，笔者在此感谢。■

（感谢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谭勇馆长、首都博物馆专家何海平研究员、京西煤业文化专家潘慧楼先生、房山石经研究中心专家罗照老师和魏来先生等，在笔者学习和整理净明寺相关研究中，诸位前辈与老师给予了支持与帮助，笔者在此一并感谢！）

猜你喜欢碑刻移泗州治记碑略论东方收藏(2021年12期)2021-12-27洛带镇燃灯寺历史沿革考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2期)2021-04-06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孙应鳌教育碑刻五种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4期)2020-12-28从安化黑茶碑刻看清代中后期湘中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看世界·学术下半月(2020年7期)2020-09-10许昌春秋楼的历史沿革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7期)2019-06-22九华山化城寺“禁谕碑”略考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4期)2018-03-30浅谈启功生平书法与书论青年文学家(2017年23期)2017-08-11开州清河店重建龙泉寺记碑简考文艺生活·下旬刊(2017年6期)2017-08-03山海关清代重修三清观碑考略北方文学·下旬(2017年5期)2017-06-02欲访汉碑游齐鲁 致尚宽厚遗绪新全国新书目(2016年6期)2016-07-11

推荐访问:考证 相关 净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