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代釉里红瓷器若干问题的研究

一、高温铜红的起源

在中国陶瓷史上，以铜为呈色剂的高温铜红最早发现于唐代长沙窑。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唐代长沙窑白釉红绿彩写意纹执壶（图1）上的红色纹饰，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最早的高温铜红，但通过对纹饰红绿色彩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红色的效果很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此外在长沙窑的遗址中也时有发现带有红彩的瓷片，在绿彩的边缘部分有时也会出现红彩，在有些绿彩中还存在用肉眼不易分辨的红色斑点或流纹①，但这类瓷片的数量极少。铜红彩在长沙窑的出现说明当时窑炉内部位的温度和气氛还比较合适于铜红的发色，但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烧制技术，所以产品极少，大多带有偶然性，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后来宋代诸窑的烧制，尤以宋代钧窑受其影响最深。

关于钧窑，明代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上卷“论窑器”中对宋代钧窑器有过这样的描述：“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②文中对“均州窑”器物的颜色、底款等进行分类描述及说明，也是目前我们见到最早记载钧窑器物釉色特征的古代文獻。而关于钧瓷釉色装饰的工艺来源是独创还是源自其他窑口，却只字未提，其他古文献史料也无迹可考。关于这一问题，台湾学者何政广、许礼平根据宋元两朝陶瓷实物，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宫廷旧藏及考古史料策划并编纂出版了《宋元陶瓷大全》一书，该书第四章《钧窑及钧窑系诸窑》有以下论述：“禹县瓷厂在小北峪钧窑遗址发现唐代窑址，唐窑的遗物有黑釉斑彩装饰的壶、罐、拍鼓（图2）等物，提示了钧窑早期的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③也就是说宋代钧窑器在烧造过程中是受到了唐代彩釉瓷的影响。从钧窑器的工艺来看，铜红主要是运用于釉料中，这种窑变釉极具审美效果，是因在不同色调的蓝色乳光釉面上分布呈现出大小不等的红色斑块与紫色斑纹（图3、图4），宛若落霞游于天水之间，从而深受人们喜爱。红色斑块和紫色斑纹分别是由铜离子着色的液相小滴和赤铜矿晶体，以及灰蓝色灰铜矿多晶小珠穿插分布所形成的④。钧窑在掌握铜红的运用方面较唐代长沙窑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基本可以熟练地将铜红运用于瓷器的釉面装饰中。

参考以上的研究数据，再结合唐宋时期釉下铜红彩和铜红釉的烧造，我们可将元代釉里红创烧成功的原因推测如下：

1.宋代虽然没有烧制出釉下铜红彩瓷，但唐代长沙窑和鲁山窑等窑场的彩瓷装饰技术在宋代钧瓷烧制过程中得以借鉴延续，其传承不被湮灭。

2.金人入主中原后，在宋廷南迁的历史背景下引发又一次的北方移民南下，由此宋代钧窑以铜红釉装饰技术得以南传，景德镇窑场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能工巧匠，尤其是那些已经熟练掌握了钧窑铜红釉烧造技术的工匠们。

3.元代景德镇窑工们对钧窑瓷器上的铜红釉呈色肌理作了深入探索与吸收后，再结合同一时期使用氧化钴料烧制青花瓷器的做法，创造性地将铜红釉烧造技术与景德镇的“温润如玉”的白釉细瓷融为一体，成就了元代景德镇釉里红创烧成功的历史。

二、元代釉里红瓷器的烧造时间

关于景德镇何时开始烧制釉里红瓷器，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定器”条记载：“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⑤表明景德镇在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就烧制出了“窑变，色红如朱砂”的瓷器，但其所指瓷器是釉里红瓷器还是铜红釉瓷器尚不可知;其次，宋代景德镇以生产青白釉瓷器闻名于世，而宋代铜红釉瓷器在景德镇的历次考古发掘中都没有发现，因此《清波杂志》的记载很难作为釉里红瓷器的创烧时间。

目前发现的元代釉里红纪年器仅有两件，分别是江西省博物馆所藏元至元四年铭文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图5）和元至元四年青花釉里红堆塑人物楼阁式谷仓（图6），前者器颈上用青花书写“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后者用釉里红书写的墓志中记载“……殁于至元戊寅年五月……”两件器物同属景德镇长芗书院院长凌颖山之孙女殁后随葬品，为同年制成，元代世祖忽必烈和惠宗妥懽帖睦尔都使用过“至元”作为年号，这两件瓷器经过研究应为后至元四年（1338）制作，为目前仅见的有明确纪年的元代釉里红瓷器。

在1976年发现的韩国新安元代沉船上也出土了一件釉里红双叶诗文盘（图7），其制作水平已达到了一定高度。关于沉船的年代问题，从发现的280件附属于器物的木牌在经过化学处理后，上面出现了许多可以通读的墨书文字，其中有记有“至治三年（1323）六月一日”的木牌，考古学家据此将新安沉船的沉没年代定在1323年稍晚一些⑥，船上瓷器大约也是这一时间烧造的。而沉船中出土的景德镇瓷器包含有大量的青白釉瓷器和卵白釉瓷器，但却并未发现青花瓷器。元青花主要作为贸易用瓷在该船上没有发现，则从侧面说明当时元青花尚未大规模生产，或者技术尚在摸索阶段。而釉里红诗文盘的出现则说明釉里红技术的成熟要早于元青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景德镇元代釉里红的创烧时间目前来看基本与新安沉船时间一致。从新安沉船仅发现一件釉里红瓷器的情况看，釉里红的烧造技术应该刚刚成熟不久，创烧时间应在1323年左右。

关于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止烧时间，则和元末农民战争的爆发蔓延有着重要联系。战祸不停、贸易不通、商贾不行，陶瓷生产必然停歇。据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二十七日，蕲贼项普陷城，杀戮甚惨。”⑦说明浮梁城（即景德镇）曾被红巾军所攻克。在这一时期，浮梁城一直处在农民起义军与元军的厮杀争夺之中，民不安，商不通，瓷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元代“浮梁磁局”也在战火纷飞的至正十二年消亡。直到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收复包括饶州在内的鄱阳湖周围地区，战乱才相对平息。可见，从1352年到1363年这十二年间景德镇都陷入兵患，难以进行日常手工业生产，因此元代釉里红瓷器生产的下限在1352年。景德镇在1363年归属明军控制后，直到1368年“明洪武初始烧造岁解”⑧“明洪武初，镇如旧，属饶州府浮梁县，始烧造岁解”⑨，开始恢复对宫廷提供瓷器，中间有几年的空缺。期间制瓷业从战火中恢复，很多前朝窑工重新开始陶瓷生产，陶瓷风格并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而突然发生变化，因此具有元代风格的釉里红瓷器在明初依旧可见，加之一些器物还不能明确断定年代，因此对于元代釉里红的分期会扩展到明代早期。

三、元代釉里红瓷器的装饰方法与分期

目前元代釉里紅瓷器的装饰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涂抹绘画和线条绘画装饰两种。根据陶瓷工艺由简单向丰富发展、釉里红呈色效果掌握由生疏到相对熟练的原则，可以推断出釉里红的装饰方法是由染色式的涂抹向线条式的绘画装饰演变趋势。

涂抹彩绘装饰是用毛笔沾彩料进行涂抹或泼洒色料的装饰方法，主要用于染色加彩的效果和实现烘托效果。涂绘的装饰手法经常与贴塑以及刻画手法相结合，如江西省博物馆所藏元至元四年铭文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图5），在贴塑装饰的部分进行釉里红涂绘以达到加彩的效果。再如故宫博物院藏元釉里红地白花暗刻云龙纹四系扁壶（图8），是将刻划与涂绘相结合而进行装饰，元代工匠在制作此罐时，先在罐胎刻划上所需的龙纹及辅佐纹饰，再在刻划纹饰之外以釉里红设地，后施透明釉一次烧成。利用釉里红和白釉的色调反差，结合釉下暗刻划装饰产生红地白花的效果。

釉里红线绘是指在瓷坯上运用釉里红料进行线条描绘纹饰。这种装饰方法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用釉里红料双钩纹样轮廓;另一种是简笔彩绘手法，出现较少。由于釉里红对窑炉内还原氛围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极易出现晕散及烧失现象，因此元代烧制的釉里红线绘产品非常难得。如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的釉里红开光花鸟纹大罐（图9），是元代釉里红线绘产品的精品。器表纹饰构图严谨，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同时窑内气氛把握良好，釉里红色泽艳丽，与构图的精巧相得益彰。

在元代釉里红瓷器中，较多使用线绘装饰技法的是玉壶春瓶。在传世品中，线绘的玉壶春瓶屡见不鲜，如大英博物馆所藏元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图10）。该类瓷器布局相较元青花疏朗，色阶也较元青花单一，基本只有一种较浓的色阶。这都是与釉里红发色困难和极易晕散挥发有关，采用这样的装饰方法可以尽可能地提高烧制成功率。

元代釉里红主要生产时间在1323年～1352年间，由于纪年器物较少，所以对于元代釉里红的分期更多是结合相关的实物资料。从纹饰特点来看，元代釉里红瓷器主要经历了从粗到细、从涂绘发展到线绘装饰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期。

初创期（图11），这一时期处于釉里红的初创阶段，装饰大都采用涂绘，点染的技法，在瓷器上形成大块红斑或者结合刻花装饰的红地白花或白地红花的装饰效果;有少量的线绘装饰。

过渡期（图12），这一阶段属于釉里红初期到后期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线绘瓷器数量增加，多采用白描和简笔画法，布局舒朗。器形较前一阶段也更为丰富。

成熟期（图13），这一阶段釉里红线绘装饰进一步发展，受到“至正型”元青花的影响，线绘布局从疏朗变为繁密，多层纹样装饰。这与对釉里红呈色控制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早期由于铜红彩易晕散的特点，难以烧制复杂纹样，随着经验的积累，窑工可以掌握烧成规律，使复杂纹样的釉里红瓷器烧制成为可能。

四、元代釉里红瓷器对后世的影响

从目前国内所掌握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釉里红瓷器创烧于元代，它既是我国古陶瓷在发展过程中对色彩装饰的再认识，又是我国古陶瓷装饰技术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元青花和元代釉里红等釉下彩瓷的创烧成功，致使刻划印花等装饰工艺就此开始逐渐退出元代景德镇主流陶瓷产品烧造的行列，也标志着中国陶瓷艺术风格大转型的到来，釉里红因此和元青花一起不仅改变了元之前磁州窑吉州窑等其他窑口以褐色为主流的装饰技法，而且继承发展了唐代铜料彩绘瓷及宋代钧红釉瓷的优点，结束了景德镇以烧造冷色瓷为主的局面。在工艺视觉上，元代釉里红瓷有了新的建树和突破，其涂抹技法，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线;釉里红作用在雕塑瓷上使器物更富有立体感，釉里红与青花组合使用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图14）突破了单色釉下彩绘装饰效果，使红蓝衬托得格外醒目。元代釉里红的烧造是中国陶瓷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承前启后，使景德镇由此步入彩瓷时代。

明洪武釉里红瓷器受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影响最为深刻。元代釉里红瓷器在元代中期创烧，到洪武朝间隔时间不长，前朝窑工在后朝继续烧造瓷器的可能性很大。从洪武朝瓷器很多具有明显的元代豪放风格中可以看出，工艺基本承袭元代制造工艺。元代釉里红瓷器多是以小件居多，进入洪武朝釉里红大件瓷器数量增加，其器形有高达50厘米的大尊（图15）、直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图16）、直径在40～55厘米的大盘（图17）以及梅瓶、玉壶春瓶（图18）、双耳瓶、三足炉、玉壶春执壶（图19）等。除去元代常见的釉里红瓷器的器形外，釉里红的器形更为丰富，大件器物增加也体现了釉里红烧造工艺的进步。从纹饰上看，洪武釉里红纹饰不如元代丰富，内容主要以花卉为主，绘画严谨工整，缺少变化，但画面布局力求突出主题，一改元代那种多层次绘画，繁缛华丽的时代风尚。常见的主题纹饰有缠枝或折枝花卉：如菊花、莲花、牡丹、菊石，树石庭院，松竹梅等。扁菊纹在元代使用不多，但在洪武器物中普遍使用。辅助纹饰有卷草纹、忍冬纹、回纹、蕉叶纹、如意云纹等等。

整体来说，洪武朝釉里红瓷器在器形上继承了前朝的器形类型，在常见器形上造型有一些变化;纹饰多以线绘植物花卉为主。另外釉里红器形增加，如大尊、大盘等大型器皿上也运用了釉里红装饰并取得良好效果。

结语

元代釉里红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起源方面，以铜为红色呈色剂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以长沙窑为主的窑口对铜红彩釉的实验摸索。之后的宋钧窑将铜红运用于釉装饰，使铜红的使用进一步成熟，在铜红彩釉技术的保留传承方面做出了贡献。宋代景德镇并没有发现铜红彩釉瓷器，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创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北方窑工的南下，带来了北方制瓷技术，促进了陶瓷业的创新。其次，景德镇成熟的高温瓷烧制技术也为其创烧提供了保证。创烧时间应该在14世纪20～30年代，早期元代釉里红瓷器的涂绘装饰技法产生的效果与钧窑瓷器类似。同时元青花对釉里红瓷的线绘装饰产生了影响，釉里红结合彩绘技法推动了釉里红瓷器的成熟。

二、元代釉里红瓷器按其发展脉络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创期，特点为使用釉里红涂绘装饰，笔触较为轻率、常见晕散。第二期为过渡期，特点为釉里红涂绘装饰开始向线绘装饰转变，多采用白描简笔绘画，与后期装饰风格差异较明显。第三期为晚期，釉里红制作转向线绘装饰，受到“至正型”青花瓷的影响装饰采用多层装饰，图案繁密，制作较之前更为精良。

三、元代釉里红瓷器创烧后，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洪武瓷器基本继承了元代釉里红的制作工艺，在对釉里红的烧成控制方面较元代进步，晕散较少;元代釉里红多小件器物，洪武釉里红出现了大件器物，可以说是釉里红瓷器制作的高峰。后世少见精美的铜红釉线绘瓷器，更多的转为铜红釉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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