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陈晋华

“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汪曾祺

士大夫与名士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小说代表作家汪曾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在文坛崭露头角。80年代初期又重返文坛，以《受戒》《大淖记事》《异禀》等震动文坛。

但他却始终不温不火，一直是个边缘化的作家。直到近年来，他的名字又被反复提及，一股“汪曾祺热”悄然形成，“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标签又一次被翻出。

事实上，汪曾祺自己并不认同这一定位。他曾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士大夫”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概念。《辞海》中解释为：古代指官僚阶层，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也就是说，士大夫是古代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统称。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

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中国的官员和读书人绝大部分都是儒生，信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人们普遍认同，只有心怀社稷，有家国天下情怀的人才担得起“士大夫”的称号。

进入近代社会，虽然“士大夫”这个阶层实际已不存在，但从这个意义上来作比，近现代的一些文化名人中，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皆可称之，而林语堂、梁实秋、汪曾祺等就不像了。

是的，汪曾祺不是“士大夫”，而是“名士”，是一个“非典型”的儒者。他的儒家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国情怀、经世济民，而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人家的自然和美。他在乎的是“很美的生活态度”，追求的是一种“本乎心性，源于灵魂，按美的体验来表达自我”的生活状态，由内而外透出了一种“通透”。

黄永玉称自己是“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我想化用这句话形容汪曾祺——“里下河畔的闲真人。”

名士风骨：享受生活的真滋味

1920年，汪曾祺生于里下河水乡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仕绅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曾亲自教授这个最宠爱的孙子古文和书法。

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多才多艺，过着“富贵闲人”式的少爷生活。正因如此，汪家完全没有旧式家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父亲把汪曾祺当朋友，喝酒不忘给他倒一杯，抽烟也会分一支给他，甚至在他写情书时还帮忙出谋划策。

这种宽松民主的家庭氛围造就了汪曾祺“闲适恬淡”的气质和“自由洒脱”的性格。

他抽烟饮酒，热衷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兴致上來了，他还会亲自下厨，做两个小炒。

他能文能画，少时就“以画名”。1958年被补划为“右”下放农村劳动，在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他画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在那样的条件下，他没有怨言和愤恨，而是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曾幽默地回忆：“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他有很深的书法修养，临过《麻姑仙坛》、虞世南《夫子庙堂碑》、出岁啦《圣教序》、颜真卿《多宝塔碑》等。

他年轻时还爱唱戏。起初唱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还唱了一阵昆曲。右派摘帽后，他到北京剧团工作，成了专业编剧，代表作是著名的京剧《沙家浜》。

他的大学生涯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当时大多数青年都是满怀一腔热血来寻求救国真理和知识的。可汪曾祺说：“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在《骑了毛驴考大学》里，他写道：“……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痕子哟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对国事从来就不太关心。在《觅我游踪五十年》里，他写道：“有一次替一个小报约稿，去看闻一多先生。闻先生看了我的颓废的精神状态，把我痛斥了一顿。我对他的参与政治活动也不以为然，直率地提出了意见。

本想陪凌力去看看莲花池，传说这是陈圆圆自沉的地方。凌力要到图书馆去抄资料，听说莲花池已经没有水（一说有水，但很小），我就没有单独去的兴致。”

是的，他的初心就是躲避战乱，寻求一个安逸清闲，贪图一个自由散漫。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骨子里却是个狂生。建国后，汪曾祺在主持《说说唱唱》编辑工作期间，出差坐软卧铺车，享受的是“高干”待遇，但他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业务骨干，完成分内的工作，从不和政治沾边，更不委屈自己去迎合潮流，简直就是“不合时宜”。早年跟他有过交往的叶兆言曾说：“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关键的时候会一声不吭。”

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遵从本心，随遇而安，无问东西。

真爱永远：在庸常的日子里活出诗意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大概就是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

这样的爱情，着实让人羡慕。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第一次见贾宝玉——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象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宝黛二人相知相爱，最终一个报前世甘霖之恩泪尽而亡，一个抛却万千红尘遁入大荒山。小说里的爱情悲剧总是撼人心魂，就让他们永远住在想象中吧。现实生活里，这样的爱情，一定要美美的。

比如汪曾祺和施松卿。

施松卿的父亲是马来侨领施成灿。1939年，施松卿和汪曾祺都考入了西南联大，只不他们不同系，那时过二人并不认识。但缘分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体弱多病，原本读读物理系的施松卿后来改读了西语系，和文学有了一丝牵连;毕业后为谋生计，她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

真是机缘巧合。二人之前虽未谋面，但都听说过对方。汪曾祺对这个性格温和、纤瘦清秀的“林黛玉”很有好感。而爱好文学的施松卿早就知道了这个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她喜欢他那种渗透着厚实古文基础的文章，喜欢他清淡悠长、妥帖顺畅的语言风格。读他的文章，她总会想起父亲收藏的那幅水墨勾勒的仕女图。

二人相见恨晚，爱情悄然来临。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足迹。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

其实，当年在西南联大时，追求施松卿的人很多，她却独独爱上了小自己两岁的汪曾祺。他们的女儿汪明说过一个趣事：“一次，爸爸妈妈聊起联大的事情，妈妈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我们问：‘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妈妈很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能看出来。”

1950年，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夏天，二人喜结连理。结婚那天那天的阳光极艳，两人在一家饭馆要了两碗面条庆祝。婚后，他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她为他生了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家衣食无忧，其乐融融。

可是，命运时不时就会和他开一个黑色的玩笑。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汪曾祺偏偏遭遇了政治风浪。

1958年反右整风运动开始，因为一首《早春》的诗汪曾祺被扣上了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被划为了右派，下放到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1967年”文革“开始，因为剧作《小翠》《雪花飘》，他又一次被打成了右派;1977年，“四人帮”倒台，他却因写了样板戏《沙家浜》，被认为是“四人帮”同党而被隔离审查。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家忙着“划清界限”，父子成仇、夫妻反目、抑郁自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可他们的爱却坚如磐石。

不管处境如何，汪曾祺始终不改文人的小情调，施松卿也从不埋怨，和孩子们用爱一次次温暖他的心，让他平安走过了那些时光：被批斗的时候，她偷偷给他买酒喝;被下放时，她忙着给他买“狼眼毫”，教孩子们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们的感情丝毫没有苦难的痕迹。

后来，当他文章写不出时，她笑他“下不出蛋”;分房时他不肯打报告，她假装生气叫他“老头子”;1997年的5月他病逝，一年后，她也追随而去……

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懂他，他只要有她便足够。从昆明初见的第一眼，他们就注定了自然真实，不苟流俗，在庸常的日子里活出诗意来。

文如其人：怀温柔敦厚之心，过简单从容人生

汪曾祺的作品内容闲适恬淡，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更多的是记忆中的人和事，是对简朴生活、淡泊心境、自然景色、闲适人生的书写。

细细研读他的作品我们便会发现，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结构方式，或者是情节架构、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都显得自由散淡、随意单纯，简洁质朴。这其实和他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文学理想与人生境界是一致的。

汪曾祺的恩师沈从文自学成才，曾说自己师从契诃夫，汪曾祺也特别推崇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寫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走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同样，他的小说散文也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采用散文化的结构形态，语言平淡质朴，如话家常，让人顿生亲近之感的同时亦能发人深思。

他的小说很少描写繁华市井中世人对功名利禄的汲汲追求，而是营造了一个“小民百姓”的世界，是一幅幅世俗生活画。比如《大淖记事》中敢拼敢搏、敢爱敢恨的的女人们;《王四海的黄昏》中视爱情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艺人;《晚饭花》中自寻郎君的秦家三姐妹等。

他的散文，则似乎更能够代表他的性情和文字。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师生们关注的是国事天下事，他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昆明的雨》一文中，他回忆木香花，回忆好吃的菌子，回忆与朱德熙雨天去小旅馆喝酒……那种寂寥的时光，那种青春岁月里淡淡的惆怅和忧伤，就像中国画的笔墨和意境，蕴藏着诗意，耐人寻味。

即使在被批为右派时，他也不忘一枝梨花的美：“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花瓣是月亮做的。”（《葡萄月令》）字里行间散发出的那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闲适与恬淡，令人悠然神往。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对生活，他爱如初恋;对不幸，他照单全收，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

在《随遇而安》的开头他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那些苦难和不公在寥寥数笔中一带而过，既没有对时代的怨言和愤恨，也没有摆老资格式的炫耀。这并不是不在乎，而是千帆过后的通透和包容。

“万物静观皆自得。”活着是好事，生活是乐事。这一切，又似乎与清净、冲淡的道家之气藕断丝连了。无怪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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