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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岁月里的华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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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朝军

重庆华岩寺首建于唐代,明代时接嗣于梁平双桂堂破山大师,续禅宗临济法脉,明清时即是川东第一名刹。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支援抗战,华岩寺让出部分房屋供国民政府办公使用,组织僧伽救护队救护伤员,庇护大批避难文士学者,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抗战迁都 腾屋办公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为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并于1940年9月6日明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在此期间,政府机构、学校、工厂纷纷迁入重庆。

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将重庆南岸、沙坪坝以及巴县的人和场等地划为政府机构和学校的疏散区。

华岩寺今属九龙坡区中梁山街道,正位于当时的疏散区内。在这一轮机构疏散中,华岩寺承接了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业司入驻。为腾出房屋,华岩寺佛学院将两班合为一班,后迁至下院石林寺复课;又于1940年将寺院海云楼专门改为接待政府要人的用房,称为“官厅”。“官厅”是典型中式建筑,呈四合院布局,建筑面积近500平方米,门上悬有清代著名书画家龚晴皋所题“野鹤闲云”匾额。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长居华岩寺。他曾为华岩寺撰一联:说空不是,说有不是,问诸士如何下手;看真不得,看假不得,在吾侪好自作人。整联富有禅机哲理,镌刻于禅堂两侧石柱,至今犹存。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见华岩寺环境优美,便雇请工匠,在接引殿前荷花池旁的荒地建一面阔五间的茅舍,称为“阿耨茆屋”。为避日机轰炸,他一般逢周末来华岩寺茅舍住一两天。居正与方丈宗镜交往深厚,受其嘱托,为《华岩寺志》撰序。

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也与华岩寺多有交往。在经济部迁至华岩寺办公后,往来更加频繁。

组织僧伽 救死扶伤

抗战时期,曾有一支特殊的救护队伍——僧伽救护队。其中,最早成立的是上海僧伽救护队。该救护队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即开赴前线抢救伤员。此后广州、南岳、成都等地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僧伽救护队。

重庆慈云寺于1940年初组织僧伽救护队,多次参加轰炸后的救护,获得社会好评。因此,社会各界热切期望扩大僧伽救护组织。

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派定乐观、昌先、澄一、续成、本先、本立等七人为重庆市僧众救护队筹备员,并指定乐观为筹备主任

1940年8月24日,在首次筹备会议上,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重庆市社会局等相关部门商定了人员编制和组织大纲等事项。重庆僧伽救护队编为三队:慈云寺僧伽救护队为第一分队,华岩寺为第二分队,江北及市区各佛教寺为第三分队,每队人员均为50人。

8月25日,华岩寺僧伽救护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华岩佛学院的学僧及外来僧人,队长由赵铺候担任。救护队进行了短期培训,主要学习战地救护知识。当地信士为表支持,捐资配备救护器材和制式服装。队员平时诵经礼佛,日机轰炸时则背着救护药包,扛着担架奔赴被炸地区,引导疏散、灭火抢险、救护受伤人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迅速结束对华侵略战争,加紧对重庆市区和郊区进行“疲劳轰炸”。华岩寺僧伽救护队不畏艰险,英勇向前,“在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滚烫的瓦砾,穿行于断垣残壁之下,救出了数以千计的受伤难民”。

重庆市政府在表扬防空人员的大会上特别表彰了僧伽救护队,向每名队员颁发了一枚圆形银质的金色奖章。

华岩寺僧伽救护队中有一位重要成员,就是后来成为华岩寺方丈的心月。心月早年师从妙高法师学习医术,当时正就读于华岩佛学院,“在救护队里,是最奋不顾身,不怕苦和累的一名队员”。他在敌机轰炸的烽烟烈火间不畏艰险,积极参与救死扶伤,挽救群众生命财产。

文人避难 吟诗唱和

华岩寺因远离城区,风景幽静怡人,加之以宗镜为代表的寺内僧人修文续志、广结善缘,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成为当时文人参拜、避难之所。四川大儒赵熙、印石书画大家张宗祥、篆刻名家乔大壮等均与华岩寺僧交往唱和,在寺内留下诗文。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世称“晚清第一词人”,诗书画俱佳。他曾任重庆府主考、川东书院山长,长期寓居重庆,留下大量题咏重庆的诗词。描绘重庆气势雄伟的诗句“重镇天开巴子国,大城山压禹王宫”就出自他的诗作《重庆》。

赵熙与华岩寺颇有缘分,据考证来华岩寺多达六次。其中1936年来渝过七十大寿游览华岩寺之行,堪称文人盛会。当时,他由本地乡贤、重庆商会会长李葵安邀约,偕同向楚、龚秉权、朱令谦等贤达游华岩八景,并访方丈宗镜。赵熙作《华岩题名记》诗,众皆吟诗唱和,作诗十七首,辑成《慈香小集》刊出。后来,宗镜将赵熙等所赠诗句及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刻石,镶嵌于寺里官厅前面和后院墙壁上。1940年夏,赵熙再临华岩,居住于漱隘寺,作诗《得亮吉乐碛诗本却寄》。

张宗祥(1882—1965),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他精于书法印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张宗祥一路颠沛流离,于1939年元旦攜妻女抵达重庆。刚过半月,又遇日机轰炸重庆,遂听从友人劝告,迁至华岩寺避难。他与宗镜“一见相契”,成为深交朋友。宗镜拿出《华岩备志》给张宗祥看,张宗祥认为《华岩备志》记的是300年以前的事,之后的300年不能没有记载。宗镜深以为然,受此启发,开始了续志工作。

宗镜在华岩寺后园荒地修造旷恰亭,张宗祥作《新修旷恰亭记》,并绘画、诗记《华岩八景》。张宗祥受宗镜之托,先后写成《圣可和尚传》《镜山和尚传》《宏亮和尚传》等传记,以及《华岩洞记》《季尔关记》《华岩寺铜像记》《华岩八景》等诗文,编入《华岩寺志》,又为《华岩寺志》作序。

乔大壮(1892—1948),又名曾劬,四川华阳人,篆刻名家。避乱重庆期间,他曾在华岩搭茅屋、开荒地,自己种菜治印为生,生活艰难。他不计辛苦,节衣缩食,终于挣得万元积蓄。但他听说老友徐森玉因拒绝为汪伪卖命而身陷困难,当即将一万元赠给徐森玉。乔大壮与宗镜多有唱和,交情匪浅,作有《待老山华岩寺》《呈镜公》等诗,入编《华岩寺志》,并为《华岩寺志》题写书名。

此外,避乱重庆的末代探花商衍鎏、书法家潘伯鹰、词学家陈匪石等也不时造访华岩寺,吟诗留记。法相唯识学大师王恩洋曾莅临华岩佛学院讲学,佛教改革代表人物太虚法师、秀才出家的慈光法师也曾到华岩寺讲经说法。1941年除夕,太虚法师特地到华岩寺度岁,作《重游华岩寺》诗,云“世变惊何极,川流逝不回。禅心独常寂,日月任推移”,表达时世惊变、禅心常寂的心境。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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