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中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策略
李莉
当代主旋律电影兼具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已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一方面立足于电影文本，重点分析其通过小人物视角来讲故事的创新叙事模式，提升影片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探究文本之外的传播方式，重点分析其如何利用“事件本身话题性”制造网络话题，为同类电影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电影行业也迎来发展小高峰，商业电影大获成功，不仅如此，曾被定义为“命题作文”的主旋律电影也日渐具备与商业电影博弈的力量。从2011年国庆档黑马《湄公河行动》再到2019年上映37天票房收入突破28亿元，进入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排行榜的《我和我的祖国》，这些主旋律电影不仅在票房、口碑方面不断赶超同时期的商业电影，而且突破了该类型影片题材选择单一化、人物形象刻板化、叙事直白化等束缚而被观众追捧，堪称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典范。为何当代主旋律电影深受观众喜爱？其又有怎样的传播策略？基于此，本文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重点探讨影片在主流价值观传播方面的成功示范，以期为主旋律电影创作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一、主旋律电影热度高涨
随着多部主旋律电影的院线飘红，使得主旋律电影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在中国知网上以“主旋律电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据不完全统计，共检索出与主旋律电影相关的学术论文1338篇，其中2018年231篇、2019年263篇，2020年235篇，足证该话题热度不断。经过归纳、整理与摘要阅读发现，关于主旋律电影与国家形象建构叙事手法、美学特征等研究较多，但关于其传播策略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如2020年李宁发表的《主旋律电影的主体重构与美学新变——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1]一文，分析了多重创作主体带来的美学内涵变化对青年受众情感结构的影响。2021年陈犀禾等人在《艺术百家》上发表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2]一文，重点分析了4种不同主旋律题材国家形象建构的问题;而关于主旋律电影的主流价值观传播的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相对较弱，这就为本文留下一些探索缝隙，在具体研究传播策略之前，首先应对主旋律电影与价值观内涵有所了解。
20世纪80年代，面对多元化、多层次文艺产品的百花争艳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1987年，时任广电部电影局局长的腾进贤正式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了“主旋律”①电影的发展方向。当时，主旋律电影的概念未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但在主流精神的弘扬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决定了该类型电影在题材、内容等方面的趋同性，题材——党的建设、军队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等，思想内容——主流价值观、民族精神等。因此，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几乎用一种直白而非艺术化、大众化的形式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等，几乎一律用“红色叙事”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故而被称之为“命题作文”。如《七七事变》《大进军》系列影片，无不是以“高举大旗”的主旋律宣扬形式来号召全国人民坚定爱国，“建国三部曲”用“红色叙事”讲述建国、建党、建军的历史，这在当时确有不同凡响的宣传效果。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迈入全面转型时期，大众娱乐文化日益兴盛，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日益多样化，主旋律电影在传递国家民族的主流价值观方面，也不应拘泥在传统意义层面而当寻找新的叙事模式与表达方式。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电影文化产业，主旋律电影由此获得新的生命力，其在人物塑造、叙事视角等方面开始创新，脸谱化的人物性格和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主人公被普通人取代，注重平民化、生活化的角色形象塑造趋势日益凸显，同时亦体现出一定的商业价值。对此，学者刘高志认为“主旋律电影逐渐走向成熟，原因在于其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的发展，其表达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找到了更加适合自身表达主流意识形態的方式，从而在观赏性、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达到平衡。”[3]学者程波认为，“当前主旋律电影出现了民族化、平民化、类型化和商业大片化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英雄人物的形象越来越亲民，越来越‘接地气了”[4]近年一系列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皆是如此，如《战狼2》中的主人公冷锋既有军人的责任，又有普通人的爱恨情仇，甚至其在早期是一定程度上的“问题青年”，为保护战友家人大打出手，为爱人复仇远赴非洲深陷危机……该片塑造出一位立体、饱满而又生活化的军人形象，受到观众追捧。可以说，主旋律电影这一变化既迎合了电影艺术本身经济、娱乐价值的回归，也坚守了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使命。
二、文本创新叙事模式
2019年国庆期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高达31亿元，目前豆瓣评分还保持在7.7分，票房、口碑均超越了同时期大多数商业电影，亦荣获电影界多个奖项，可谓大获成功。该片既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价值，又成功地传播主流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该片在主流价值观传播方面的成功经验，一是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7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表达“我”对祖国的热爱，更容易与观者产生“共情”效果;二是借助讲故事的方式，颠覆了传统“自说自话”式的主旋律电影叙事模式，让老百姓诉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成功的故事，更具说服力。
（一）小人物的视角诉说家国情怀
电影创作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物。传统的主旋律电影以脱离现实生活的“英雄人物”为主，采用歌颂式手法赋予其高尚的光环，《我和我的祖国》一反常规，放弃了“红色叙事”的宏大方式，舍弃了传统“舍家为国”的叙事模式，将视角从“英雄人物”转移到平凡的普通人身上，用普通人的人生观照祖国发展的历程，讲述着贴近人心的爱国故事，是这该片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一。通过从争分夺秒的工程师林治远、献身科研不计名利的科学家高远、高举天线的男孩冬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女飞行员吕潇然7个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叙说了新中国发展进程中7个重要历史性的瞬间，传递“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如此更贴近观众的现实心理与期待，达到价值观的共振与情感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华夏儿女的爱国情。如《夺冠》故事中没有伟人，更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该段落借助两位儿童的视角——机灵的男孩与美丽的女孩，为了让街坊邻居能看到奥运会女排比赛的直播，他毅然选择守护天线，却错失了与女孩的告别;多年后，少年在演播厅中又看到女孩时，此时正播放着中国女排再次在奥运会上夺冠的情形，激动、喜悦的情感再次迸发，既让人想起孩提时的美好岁月、朋友重逢的喜悦，又十分自然地将少年与女孩之间的情感融汇到时代的历史建构中。《北京你好》章节以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的视角，将奥运会、汶川地震等事件通过小人物视角进行转换，用老百姓自身参与的经历，讲述了历史事实与客观真理——新中国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普通人的汗水，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得益于国家的强大，较好起到了传播主流价值观的作用，同时妥善处理了影片“纪实性”和“真实性”之间关系。[5]
（二）讲故事的方式建构家国“共同体”
早期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模式常用宣传方式讲述英雄人物牺牲自我、保家卫国的故事，这种说教方式使得影片与观影者之间始终存在无法跨越的情感鸿沟，而当下的主旋律电影采用商业电影中的一些叙事方式，宣传鲜明的政治立场、宣扬主流价值观念，尤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宏观叙事中的英雄形象塑造成可感可喜的亲民艺术形象，《我和我的祖国》即这方面的成功典范。通过讲故事方式将话语权交给普通老百姓，让百姓自己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万难走向成功的故事，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岗位上爱国爱岗、甘愿牺牲的故事，拉近了个体与国家的情感距离，凸显了家国一体的伟大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主要采用特殊的分段叙事模式，由7个段落讲述了科技、国防、精神、领土、生活、扶贫、军事等7不同领域的故事，从而共同建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风云变幻的大事件，每小段的故事都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同时具备各自固定的主题与不同的创作风格，呈现出“纵式串珠”的特点，即多个人物的串联事件。7个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节点，但电影用艺术化的手法共同表达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可谓“形散而神不散”，如《回归》中的军人、警察和普通市民三者，为了1997年7月1日零时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准时升起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宣示香港回归中国的重要时刻，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争分夺秒”地努力着;《前夜》中一位恐高但要爬高的主人公为确保五星红旗准时、安全升起，他战胜了内心的恐惧，毅然决然地爬上22米高的旗杆，解决了自动升旗装置的故障;《白昼流星》中刻画了两位叛逆不羁的少年，却因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而改邪归正，完成了人生救赎。其他的几个故事也是同样，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事件构建了一个个“家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需要每个人都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与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如有学者所言，“《前夜》表现了工程师的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相遇》讲述了高远用一颗赤诚丹心保住了之前的试验成果;《夺冠》通过小冬冬讲述了各行各业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决心;《回归》体现香港人民与我们同心、血脉相连的情感;《北京你好》通过张北京以点带面凸显中国老百姓真实、善良的人性，《白昼流星》通过描述两位问题少年的改变体现了自己对家乡、对祖国的坚定热爱，《护航》中体现了吕潇然代表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甘心在幕后奉献的精神。”[6]该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这些道德品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每位观众的心中，形成情感共鸣，这也是为何《我和我的祖国》能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主因。学者贾磊磊认为：“中国主流电影，也就是中国主旋律电影，要想同商业电影竞争，就应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将爱国主题与电影语言，历史题材与娱乐化方式结合，将英雄人物、伟人的性格与大众日常情感融合，将国家需要建构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与大众的、商业的、流行的艺术创作理念相结合，”[7]而不是用概念化、直白化的方式按部就班地讲述国家大事，用公式化、刻板化方式讲述好人好事。
三、文本之外：利用网络制造话题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成功，不仅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网络传播也是其成功的助力之一。不可否认，互联网是当代不可或缺的传播途径与形式，社会焦点事件因“网”而“兴”，而“事件本身话题性”是点燃网络传播的驱动力。《我和我的祖国》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互联网以及移动短视频等新兴传播媒介的效果，通过网络传播，使得影片在未上映之前就开始传播爱国主义精神，燃起大众的爱国热情。
在“事件本身话题性”方面，《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主旋律电影，其目的性明确——传播主流价值观，这种意识形态导向鲜明的文艺作品一直以来在网络的话题讨论上较为薄弱，但该片上映前话题不断，主流媒体参与其中不断制造与之相关的话题，激发大众的参与热情。央视新闻频道在2018年底推出了“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其系列活动包括数千人齐唱主题曲、制作短视频和MV上传到国内各大媒体等，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播并对此次活动进行专题报道，形成了“明星领跑、青年响应、全民参与”的链式闭环，各种短视频在网上获得了大量转发、评论，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8]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中“我和我的祖国”独占鳌头。与此相关的网络衍生话题不断：如“心窝”“碧浪”“心中的歌”等歌词成为热搜词。可见，快闪活动通过将主体审美意趣与主流价值观完美交融，增强了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共鸣。
除此之外，为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我和我的祖国》制定了新浪微博大V影评计划，邀请影评人、作家、财经与美食博主等153业界大V参与影片的点评、推荐，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影评人赛人微博、斯库里等力荐观看，整体推荐度为92%。由此可见，在电影学术界，知名影评人等的助力之下，《我和我的祖国》的网络传播在短时间内爆发，为影片的传播，更为爱国情的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场。
结语
主旋律电影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有其艺术性、娱乐性等的特征，但其亦具有特殊性——承载着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肩负着建构、宣传国家形象的重任，尤其在大国竞争激烈、市场经济日益深化、大众娱乐文化不断发展的当下，如何借助主旋律电影的娱乐性、艺术性来传播主流价值观，是当前电影界应当思索的首要问题。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找到了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宣传，又有别于商业营销的传播策略，较好地完成了传播主流价值观的特殊使命。
①主旋律是音乐术语，是指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的旋律主题，或者在一部音乐作品或一个乐章行进过程中再现或变奏的主要乐句或音型，引申为一般文艺作品的主要精神或基调。
参考文献：
[1]李宁.主旋律电影的主体重构与美学新变——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003）：
198-205.
[2]陈犀禾，翟莉滢.改革开放40年来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形象研究[ J ].艺术百家，2019，35（01）：133-137，156.
[3]刘高志.当下国产主旋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 J ].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6）：52-53，55.
[4]程波.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论近年中国电影市场化趋势中的主旋律电影[ J ].
当代电影，2012（12）：96-99.
[5]冯海燕，舒敏.《我和我的祖国》：主旋律电影视觉表征策略聚焦[ J ].电影评介，2019（21）：33-37.
[6]徐敏.主旋律电影的家国叙事——《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评析[ J ].传媒论坛，2020（23）：143，145.
[7]贾磊磊.中国主流电影中国家形象及其表述策略[ 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01）：36-40.
[8]初曉慧.短视频对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创新探析——以“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为例[ J ].视听，2019（12）：6-7.
【作者简介】 李 莉，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讲师，马来西亚吉隆坡建设大学艺术、传播与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播音主持等新闻传播方向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郑州市社会科学重点调研课题“新媒体传播特征与高校意识形态管理的路径分析”（编
号：20200108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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