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与困境：论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的,“权力书写”
庞秀慧
新世纪以来，农村的财政负担大大减弱，特别是自2006年1月1日起，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这对文学叙述影响很大：农民与村官的紧张关系在乡土叙述中基本消失。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传统宗法关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秦晖教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曾经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田园诗与狂想曲》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中提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进程就不仅要改造小资产阶级农民，更重要的是改造宗法农民，不仅要改造农民的私有性，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的宗法性。”a但是新世纪之后，他在此书的修订版中增加了一篇序言，肯定了“传统的小共同体”，提出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要走出“秦制”b，这种趋势体现了人们逐渐摆脱了以往话语对思想的束缚，可以多角度地审视中国的文化传统了。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述对于权力的描写也受到了这种影响，除了延续现代文学对于权力的批判传统之外，最突出地表现为作家们对于权力的理解逐渐趋于复杂，体现出了权力的复杂面貌。
一、权力的正义与能人的堕落
世纪之交，很多作家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制度约束权力的滥用，比如说赵德发《青烟或白雾》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白吕成为县长郭子兴的秘书，目睹了官场腐化堕落，愤而辞职。白吕认为传统的“清官”是“人治”的象征，只有完善的制度建设才可以真正保护人民的利益。由此他给儿子起名“民民”，在下一代身上寄予民主法制的希望。他研读法律法规，反抗乡村社会的种种陋习：他状告墩庄镇政府来为自己讨回公道，试图组织“农民协会”来维护农民利益;以《国家赔偿法》起诉县公安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参选村委竞选等等。白吕是一个理想人物，启蒙精神的承担者，他在中国乡村不断碰壁，又不断向前，最终获得亲人和乡民的理解和支持。白吕象征着乡村的觉醒与希望，展示出作者对于未来的期待。
在洛克看来，人类生而平等、自由且独立，唯一能使得人类放弃天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方式是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当人行使这个共同体所赋予的权力时，“除了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利和财产以外，就不能再有别的目的或尺度……这个权力仅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社会的人民的相互同意”。c有一些权力书写已经呈现出了这种源于共同体的权力。和军校《薛文化当官记》（《中国作家》2008年第18期）就是如此。薛文化是一个很笨的人，父亲调侃他，让他去当官。村里改选村主任，因为薛文化一心为村民着想，所以他当上了村主任。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孩子们从破落的村小挪出来，没有教室就暂时把自己家作为学校。第二件事情就是自费去学习先进经验。范技术员深受感动，称呼他为“梁生宝”。接下来，薛文化选卫生员去学习医药知识，又化缘修路。他的举动得到了村民们的认可，却得罪了苏副乡长;乡政府把薛文化停职，要他接受调查。薛文化在当选前，对于村官并无好感。妻子段麦香甚至说当官是受“作践”，“往后咋有脸活人”。但是当他有了權力后，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甚至于乡政府宣布薛文化停职接受审查，村民们都自发地抗议。权力在这里真正地成了“公器”。如果没有权力，薛文化不会对于乡村有任何想法，他只会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进城农民。正是权力激发起了薛文化的责任心;而且薛文化凝聚了松散的乡村。这样类型的小说为数不少，须一瓜的《双眼台风》 （《收获》2017年第6期）也是如此。傅里安和鲍雪飞的较量就是正邪两方的比拼。鲍雪飞为了升职，把顾小龙冤杀了。傅里安想尽办法拿到了证据，最后法律终于还顾小龙以清白。张平的《生死守护》 （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也是这种叙述模式，作者赋予这些能人以崇高的理想和端正的人品，权力在他们的身上完美地阐释了洛克对于权力的定义。
但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远远不止于此。中短篇小说限制于篇幅，只能呈现能人们的生活片段，或者奋发，或者堕落。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们的生命历程，乡村的权力书写都有一种“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特质，这在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其“兴”之际，这些能人充满活力，对于滥用权力充满反感;但是当他们开始掌握权力之后，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快感和愉悦，他们便因袭前人，显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清楚地展现出了权力对人的腐蚀。旷开田和楚暖暖开发乡村旅游，但是村主任詹石磴百般阻挠。于是暖暖提议旷开田竞选村主任，当旷开田当选之后，他先是要做新衣服，因为“现在西服才是官服”;又开始吸烟，“得像个主任的样子”。旷开田逐渐享受权力带来的威势，变得和詹石磴一模一样，以权谋私，贪财好色。旷开田炫耀地说这是因为自己把“权和钱扭结到一处”，最后触犯了法律。
无独有偶，蒋子龙的《农民帝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农民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让人忍不住感叹一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农民帝国》创造了郭存先成长、发家、致富乃至于堕落的过程。人们很容易认为此书是以某个现实人物为原型的。但是作家坚决否认，声称自己“研究了好几届农民企业家的资料，小说中的郭存先有这些企业家的影子，只要我研究的人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就拿到我的人物身上。但是郭存先不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筛选资料的标准是所有容易对得上号的都剔除”。d郭存先头脑灵活、心地善良、精明能干，比如说他做生产队长，发现暴雨要淹没庄稼，自作主张让队员去抢洼，提前把庄稼收回来。队员没有挨饿，他却被免职。郭存先秉持本心，呈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任何逆境都可以绝处逢生。他内心充满着雄壮之气，越来越渴望着权力，所以当调查组入驻之后，他特别留意别人是不是还称呼他为“书记”。身份成了他的象征和通行证，也让他忘乎所以。郭存先把郭家店建设得像封建庄园一般，有雕塑“天眼”，有世界最大的“九龙壁”，还有自己管辖的派出所。郭存先越来越膨胀，甚至武装对抗国家的武警部队。蒋子龙时时刻刻在思考郭存先的蜕变，指出正是郭存先的失败挽救了郭家庄。如果郭存先不失败，那么郭家庄永远只是一个封建主的土围子。郭存先是那种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的典型人物。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些曾经引领潮流的能人们如何在社会变迁中自处，有节制地使用权力而不被权力所改变？
从当下的权力书写中，我们还看不到能人身上有这种可能性。旷开田和郭存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对旷开田来说，权力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有了权力，他可以安心地扩大自己的旅游版图，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去赚钱，去报复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同时也惩罚对自己不够尊敬顺从的人。对郭存先来说，权力是他照顾家庭、安居乐业的路径。郭存先的人生格局远远大于旷开田。旷开田的朋友熙熙攘攘，皆为利益所往来。郭存先则时刻考虑到如何发展村庄的整体经济，保障村民们的利益。所以，郭存先不但成了郭家店的象征，而且实际上和郭家店已经合二为一。可是他们却殊途同归，均成了权力的奴隶，均违背了国家法律。费孝通对此有过论断：“在传统的模式里，既得利益者没有改进生产的愿望，而只是想巩固他们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传统规则永久化。”e在文本中，旷开田和郭存先虽然得到了他人的警告：帮助他们发展乡村旅游的谭老板谈到了权力对人性的侵蚀;有恩于郭家店的老县长封厚直接给郭存先写信，警告他不要得意忘形。但这些都无法制约他们，最终只有法律遏制了权力的无序扩张。然而权力受到了一定制约之后，权力书写并没有呈现出有序运行的理想状态，反而表现得无奈且混沌。
二、权力的混沌和喧嚣的乡土
伴随着城镇化运动的加快，郊区逐渐被纳入城市之中，地价飞涨，使得很多农民都因此致富。恰如韩永明《无边无岸的高楼》 （《当代》2017年第6期）中拆迁使得许佳红成为拥有大量财富的城市人。但是城镇化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巨大工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村官的形象也千姿百态。有一些乡土叙事延续了某些村官的无耻与贪婪，比如说王新军的《罪恶沙湖》 （《飞天》2002年第6期）里村长把村里生态旅游的资金给自己买摩托和手机，又用这笔钱来给乡长包养情人。邓宏顺《活法——五溪人系列》 （《大家》2005年第6期）中开发商贿赂村长，压低了农民的补偿金，村长想尽办法哄着领导，得到了“综合治理先进村”的荣誉。但是权力书写更多地展现出了权力的某些限度，这种限度有时来自于法律和习俗的制约，比如说李佩甫的《平原客》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副省长李德林是一个农业专家，袁隆平是他的偶像。但是他的婚姻却非常不幸。妻子徐亚男舍不得省长夫人这个身份带来的利益，不肯离婚，甚至于家暴李德林。李德林深感绝望，授意学生刘金鼎谋杀徐亚男。权力在家庭内部毫无用武之地，李德林又无法来维护自己的幸福。当他利用权力铤而走险之际，法律制裁了这位曾经前途无量的省长。
其实法律和权力的关系并不是《平原客》中那么简单明了。新世纪以来的权力书写中，权力博弈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展现出村官在权力面前的无可奈何。这种书写和权力批判不同，因为它呈现出权力的授权及其实施均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吴毅在《小镇喧嚣》中以海外华侨叶桦和小镇政府之间的博弈为例，谈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实用性特征”在基层的体现，感叹道“转型时期向我们显现出来的乡土地方性经济活动，与其说是一种市场和契约型经济，不如说它是发生在乡土社会各种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复杂的‘人脉经济”。f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 （初发表时名为《龙凤呈祥》，《收获》2003年第5期）官庄村现任村委会主任孔繁花年富力强，一心一意为村民做事，甚至于物色好了自己的接班人孟小红。然而，繁花发现无论是村官还是村民都是各怀心思：村官们把经济利益和政治身份结合在一起，村民们把传统伦理和经济诉求混为一谈。她空有一腔热情，却缺乏家族和经济的支持，不得不黯然退场。这个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无论是繁花、孟小红，还是其他村官，都愿意为乡村发展出力，然而他们的工作偏偏做不好。不但因为他们始终受到微妙的人情关系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影响，还因为村民和政府的压力结合在一起，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节奏和效率。
对村官们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来自对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这就是费孝通曾经谈到中国绅士的社会地位来自“其他被社会承认的有价值的知识”g。叶炜的《后土》 （青岛出版社2014年版）写出了乡村权力的更替过程。王远是第一代村支书，他表面上多年不拿工资，但是私下贪污不少财产，甚至于欺男霸女;刘青松、曹东风是第二代村干部，他们不敢像王远那样无法无天，村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到了刘非平、王东舟这一代年轻人手中，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经济建设上，成立了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建设成为权力书写的重点。班继胤的《城里来的女村官》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里甘英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接管家族的企業，而是到广西的贫困山村黑沟村任村主任。经过她的实际调查，她发现种植甘蔗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经济需求，毅然决定挖掉甘蔗、种植经济蔬菜，终于使得黑沟村摆脱了贫困。以前的黑沟村村民囊中羞涩，连电风扇都买不起;现在的黑沟村村民，随时带着万元现钞，不再为钱出卖身体和良心。可是甘英不能宣传她的业绩，因为黑沟村的甘蔗林是省里的典范，她未经批准便挖掉甘蔗是违反组织程序的。省人大的“三农”考察团发现她的违规行为，但是因为她给黑沟村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不但没有追究其不合程序之处，反而予以表扬。其实作者无意中揭示出了一个现象：基层经济发展和政府所要求的制度规范化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冲突。
这种冲突给了权力书写很大的表现空间，金燕平的《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由四十余篇短篇故事组成，大多数发生在2000年之后的清平县。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有关农村的重大政策，比如说2000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2001年之后的劳动力转移、2004年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等均在这些短篇中有所反应。乡长牛永贵这一形象体现了基层政治的微妙之处，讽刺中带有理解：牛乡长为官不易：《失踪》中牛乡长被绑架，他劝说绑架者改邪归正，并许诺给对方安排工作;他在《借力》中以耍无赖的方式平息了两个家族的械斗。作者既在《助手》写了牛乡长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也在《顺口溜》写出了他在利用潜规则时的狡猾精明。牛乡长的形象让人哭笑不得，他亦邪亦正，是一个随时可以根据外界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变色龙。
然而权力依旧有着巨大的破坏力，只是它的破坏过程不再像以往那么寡廉鲜耻。比如新城镇化运动不可避免地涉及拆迁，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呈现出一种混沌的状态，格非的《春尽江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就是如此。在一个封闭的乡村社会中，村官或者土豪可能可以为所欲为，但城镇化过程中人们的物权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有所增强，舆论的监督和人情关系对于权力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在某种程度上，权力的运作过程是博弈的结果。元庆在山林深处选了一块地，建成了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和政府签订了协议之后，成了那里的第一位精神病人。元庆以为合同能约束住政府，自己可以就此颐养天年。当精神病治疗中心运转正常时，人们称呼元庆为“王董事长”，院长还经常和元庆商量中心的运营方案。但是，当政府盯上这块地的时候，院长的口风就变成了“精神病人怎么能做出决策呢”？拆迁也波及了春晖纺织厂，工厂效益一直很好，但是市里领导要求工厂改制，因为房地产老板陈守仁要建高档的别墅区。其他工人不同意卖地，集体上访，但是为首的六个人被抓，还有一个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另一方面，房地产老板陈守仁的日子也难过。他始终没有办法施工，还被工人们打成了脑震荡。律师家玉对整体环境深感悲哀：在元庆那里，政府比法律强大;在春晖纺织厂这里，工人的意见比警察强大。家玉的房子被人侵占，无论是刑警队的唐燕升还是她的朋友都告诉她最好的方式是找黑社会。端午最终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真理可言。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一种依时而变的说法而已”。狄金华认为这是复合治理的困境，并称之为“话语∕规则混乱、治权丧失与合法性的消解”，现代司法规则进入乡村社会之后，冲击了原有的乡村秩序并引发了规则的混乱，“符合村社成员共同利益的‘大道理无法得到维护，相反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小道理变得满天飞。而且村干部权威倒塌导致的‘村干部身份的非神圣化后果，不仅使得村社内部没有了民间权威和政治权威‘护体，而且伴随着村民对村干部敬畏之心的削弱，村民与村干部在公共利益上的讨价还价变得愈演愈烈”。h基层干部和农民一样也是弱势群体。所以在现实困境面前，批判权力、警惕恶行不再是权力书写的主潮，对当权者的理解反而成了一种趋势。就像叶炜的《后土》 （青岛出版社2014年版）中作者较为冷静地对待权力腐败和社会习俗变迁。村民无论日常生活还是村政大事都要考虑到土地爷的存在，刘青松甚至被视为“土地爷”在人间的肉身。
對于权力的理解和体谅表现在各种方面，权力书写不再是对于“清官”们的简单歌颂，而是关注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生活情况。张平的《生死守护》 （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中改建扩建龙飞大道至少需要两千亿，但是政府目前只有两百亿。棚户区的住户要改善住房，对于拆迁有着高期待;龙飞大道周边的特色一条街和权贵群体有关;政府规划的旧城改造区域涉及了盗墓团伙挖掘的地道。城建局长辛一飞呕心沥血地处理各种利益诉求，保障改造工程的顺利进行。
《带灯》 （《收获》2013年第1期）更是如此，贾平凹对乡村有了新认知。《秦腔》中的乡村暗含着仁、义、礼、智，夏家老一代的四兄弟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四个方面，在《老生》中也是暗含着对传统的肯定。但《带灯》中的乡镇是充满着利益和关系的人间。按照政府规矩，镇长的车不能超过书记的车。书记公开宣称自己的七大原则和民主、清廉、公平、法治等无关，他要的是稳定、效率、经济和里子。带灯下乡，和村民一起干活交朋友，去村民家做客，心里却非常紧张，害怕惹上虱子。她发现了驿站旧址，但是山崖上的石刻却被书记下令炸了，因为这会干扰原有的经济规划。带灯见了书记不能生气，只能示好。马副镇长坚持要罚一对老夫妻的超生款，带灯让老夫妻躲出去，暗示他们哭穷，把罚款降低到50元。马副镇长很不高兴，带灯一语道破其中关键，原来马副镇长他们要钱是用来吃饭喝酒的。带灯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她作为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需要处理上访事件。她想做好工作，但是农民们并不淳朴，上访者中有真正冤屈的人，有无理取闹的人，还有上访代理。村民们千方百计地和乡镇干部讨价还价，田双仓宣称“收了黑钱必遭报应，没收黑钱那就是软弱无能”。带灯甚至被农民告了黑状，带灯不由自主地感叹“农民是那么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所以带灯并不鄙夷乡镇干部的粗俗，而是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市委黄书记下来视察，镇政府如临大敌，做好各种准备，但是如何看护好老上访户是个难题。带灯想出一个办法，让曹老八带着这几个人赌博，随后让派出所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带灯知道老上访户王后生又写了上访材料，便告诉了镇长，镇里几个干事群殴王后生，把他搞得一身屎尿，拿回了上访材料。带灯理解镇长，还送给他一幅画，让他到县上“跑跑你个人的事”。竹子说她们的工作就是“欺骗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予补偿和安慰，比如说她去看望被虐打的王后生，还给他写下了治疗糖尿病的药方。
带灯的无奈和崩溃看起来好像是她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基层干部的状态。就连镇长和书记也都是体制中的“弱者”。他们知道农民不容易，但如果不符合考核指标，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洪灾死亡12个人，在书记的话术之中，死亡人数变成2个。镇长劝说带灯接受“巧报”，“我，跟书记，都是苦根上发芽不容易呀，十二个人突然没了，我和书记的日子不好过，咱镇干部每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家都要生存么”，又给受难者准备了800元封口费。所以贾平凹在《后记》中说：“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i如何面对这种混沌而喧嚣的状况？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深深的失语状况。无论是乡镇干部还是农民，都又可怜又可恨。在鲁迅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可以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对农民欣赏和赞叹;在老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惋惜祥子那种注定失败的挣扎。可是在当下的小说中，往昔的审美经验已经无法容纳这些文本。如果说带灯是可敬的，但是她也有为了完成任务而心狠手辣的时刻;当她有冤屈想上访时，她也体会到了王后生的心境。无论书记、镇长、普通的乡镇干部还是农民，除了他们身份带给他们的立场之外，都有着自己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换句话说，身份已经无法代表一个群体，他们更多地是自我个性的体现，作家对于笔下的人物是赞叹和同情，他并没有去批判，也不想建构一个理念中的乡土。这就像丁帆教授说过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消逝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也变异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面化的写作，满足于快餐式的一次性消费，取消了文学的经典化。”j
三、价值的分裂和叙述的困境
这种困境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整个乡土的。张静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谈到：“乡村社会的冲突问题，根源在于实际运行的一系列政治规则的缺陷，这些制度在构造基层政权的角色、权利义务及其和村民的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紧张。”k这就像Davis和Harrell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政策”。l当乡土社会发生变动的时候，作家们没有办法去批判乡土中的人物，也没有能力对于乡土社会提出什么改进的建议。以前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但是他们发现“清官”没有办法解决结构性的问题，就只能再现或者呈现乡土社会中的情况。钟求是的《除了远方》 （《钟山》2020年第6期）老远请同学吃饭，贪污了17.63万元，判刑两年半。曾瓶的《所有的疑虑天知道》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8年第11期）范一丹刚任乡政府副乡长时，过于激进，导致农民喝农药自杀。但是范一丹觉得当官很好，“当官可以干事，当更大的官可以干更大的事”。范一丹主持旧城拆迁，没拿任何补助，半年不到，完成了拆迁任务。但当范一丹重病，所有行为都受到了审查和怀疑。这里显示了权力的无奈和荒谬。旧城改造过程中，发放补贴是为了调动基层人员工作的积极性，范一丹不收补助是因为他是管财政的县长，如果他领了钱，不好控制整体的局面。他清廉，对家属严格要求;他们拒绝了老同学张益的资助，倾家荡产供孩子范天明留学。但是审查人员发现范天明之所以能被录取，是因为张益给那个学校捐助。范一丹的妻子越来越迷惑，她无法判断范一丹有没有说过真心话，也无法回答审查人员的质疑。这个小说里明显存在着对权力的游移态度：范一丹是有事业心的人，但范一丹的行为让所有人都迷惑不解。文本的第三人称叙事造就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状况，我们无法在这里看到权力的清晰状态，无法确认一个官员的本质，这种混沌恰恰是目前权力书写的特殊状况：无法批评，无力制约，无可期待，只有承受。可以看出来，作家已经失去了全景式描绘乡村政治的能力。即便是吉光片羽的短篇小说，也需要作家对人物有着清晰的认知，对于人物以及整个事件有综合性的价值判断。可是这两个文本中，无论是范一丹还是老远，作家都没有展现人物的性格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先锋小说中经常出现逻辑链条的断裂，可是在当下乡土小说也出现了这种状况，只能说明一点：即作家无力去解释这个困境，只能呈现碎片化的故事。这其实也就是目前各种公共问题的共同困境，我们无法得知整个真相，只能在碎片中发挥想象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作家可以描绘整个事件，也会处于悖论，最突出地体现为对权力的理解、宽容和体谅。胡学文的《一棵树的生长方式》 （《飞天》2003年第3期）姚洞洞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饱受苦难。当姚洞洞开始作恶时，作者却暗含着对他的同情。王月鹏的《拆迁笔记》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中“我”是搬迁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亲身感受到了农民的狡诈、农村工作的复杂性，还有铁一般的政策。政府势在必得，坚决杜绝个别钉子户的过高价码。农民们各怀心思，有的早就看准商机发了大财。但是也有人生活贫苦，一心盼望拆迁可以改善生活。在经济利益面前，人们有百般姿态：有的人贪得无厌，老于头定下规矩，谁和他谈拆迁的事情，就要付谈话费，赵满银家财万贯，态度却是“公家的事，不争白不争”。有的人品德高尚，比如说赵光纯的续弦妻子只关心他的政治待遇，对房产毫不介意，最后飘然离去。有的人气急败坏，比如说赵胜利因为上夜班的女儿被拆迁办的人吵得不能休息，号啕大哭，还把斧子架在了“我”的脖子上。有的人暴露出家庭矛盾，比如说赵胜利和父亲共同拥有五间房子的产权，他不动声色地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赔偿，剩下的部分由拆迁工作组继续交涉。有的人趁机发财，潘小安打算买一个大挖掘机，因为未来十年之内，会有100多个村子等着拆迁。同时还有历史遗留问题：赵兴房子的问题在于老房契和现在的住房不符合，但是政策补偿依据是当年的航拍影像。赵兴家要求四套楼房，按照宅基地面积来说，并不过分，但是按照拆迁政策只能是两套楼房。所有人都觉得不公平，但是没有办法。“我”深深地感受到拆迁就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工作组要把农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调查清楚。工作组在政策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农民的诉求，同时利用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矛盾，解决了大部分的钉子户。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逐渐体会到思想工作是没有用的，关键是看能争取多少利益，就是“算账”。拆迁办的人认为“老百姓也腐败”，望村的地头蛇垄断了拆迁业务，谭科长评价说这是“各取所需”。拆迁工作的复杂性，使得“我”陷入了失语状态。“我”自认“怯懦”，最终拒绝了作家朋友进入现场的想法，因为陌生人会误解拆迁中的一些行为。
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喧闹且缺乏共识的状态。拆迁是建立于利益基础之上：农民希望的是要尽量多的补偿，拆迁工作组因为政绩考核和政策规定而柔中带刚。归根到底，農民没有办法抵抗拆迁。就像赵兴家一样，他们不拆迁的结果就是家中没电没水，没有办法正常生活。赵兴不断地和“我”商量双方各退一步，拆迁工作组多给他点补偿，他家少要一点。但是政策不可以变动。“我”不断地从生活细节上发现赵兴妻子的柔和，但是也不断体会到赵兴妻子在拆迁面前的强硬。以利益为权衡标准，权力书写是永远也不会有价值判断的。作为文字工作者的“我”在拆迁过程中一字未写就是证明。张炜的《艾约堡秘史》 （《当代》2018年第1期）试图用情感来抵抗利益的诱惑，这个作品给拆迁提供了两种价值体系。淳于宝册想把海边的土地纳入自己的商业版图，认为这是共赢的事情，但是吴沙原认为淳于宝册让人们失去了对正义和善良的信念。因此《艾约堡秘史》远不如他的《古船》那么激动人心。在《古船》中，不管赵家如何作恶，赵四爷爷始终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古船》始终有一个呼声萦绕在文本之中，那就是公正。
可是，这种呼声很奇怪地在“权力书写”里面消失了。无论是《带灯》 《拆迁笔记》还是《艾约堡秘史》，我们能看到的是价值的分裂。每个人的诉求都有合理之处，可是他们的诉求是互相抵牾的。就像《拆迁笔记》中赵兴家一样，所有人都知道赵兴家委屈，可是工作组依旧决定维持原有的补偿标准，因为他们不能违反政策，一旦违反政策，那么所有的前期工作都会付诸东流。
很明显，《古船》中所提倡的公正是理念上的公正，因此众人毫无异议;但是《拆迁笔记》和《带灯》等涉及了实际利益中的公正，这就对作家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换句话说，作家们需要对于当下的公众议题进行深入思考，需要对于整个体制的僵局进行反省;然而作家们并没有仔细考虑“权力书写”应该需要什么，就像尹学芸的《我所知道的马万春》 （《收获》2020年第2期）一样。马万春有能力有事业心，凭借一己之力，发动各方面的关系，把久旱的大洼乡变成了水浇田，造福几代人;进县城之后，他把不起眼的事业局管理得有声有色。但是“我”身为马万春的司机，很了解他的另一面。马万春心机深沉，睚眦必报：以关怀老百姓的名义，羞辱抛弃他的恋人;以照顾同学子女的名义，霸占谢佳佳;以关怀下属的名义，诓了“我”35万元。很明显，这篇小说模仿了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但是其情怀和丁玲的作品相距甚远。丁玲笔下的瞿秋白是有着崇高理想和丰富内心的革命者，这个小说却把复杂的人性最后落实在人品上，从“我”的角度，展现马万春的权威和深不可测，导致“我”临死之前都在考虑“马万春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种书写从价值观上来说，返回了中国古典传奇中的思想理念，即权力是否使用得当需要依靠人品的好坏。
由此，价值的分裂造就了“权力书写”的谬论。作家们在“权力书写”中无所适从，经常陷入叙述的困境：如果文本着重于人物的内心，就容易造成对权力者的同情或赞扬，例如《艾约堡秘史》和《带灯》;文本注重于事件，就会造就了人物的类型化，例如《湖光山色》和《农民帝国》;如果作家全景式地描绘乡土，就带来一种暧昧和混沌，例如《春尽江南》和《后土》。严格来说，这种困境是时代的整体性困境。自梁启超起，中国文学就承载着更新中国文化的希望，中国乡土小说也不例外。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使得他们容易陷入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加之“权力书写”涉及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性解释，原有的叙事方式已经难以契合当下的社会语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這种困境恰恰是一种机遇，说明原有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契合当下的社会语境，“权力书写”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来呈现这个时代。一旦能突破这种困境，中国的乡土叙述必然会呈现一种新的境界。
【注释】
a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b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c[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
d《蒋子龙11年心血铸就长篇小说〈农民帝国〉》，http：//news.sohu.com/20081031/n260368953.shtml
eg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37页。
f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5-148页。
h狄金华：《被困的治理：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98-309页。
i贾平凹：《后记》，《收获》2013年第1期。
j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
k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l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eds.）.1993.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转引自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