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乡愁与记忆的传承

班易文

宁夏作家郭文斌的长篇小说《农历》曾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小说以中国传统节日为主题，以六月一家的家庭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展现出极富诗意的乡村生活图景。小说标题“农历”是在农耕文明中形成的计时方式，劳动人民重视天气，根据耕种经验总结历法和节气，并形成节日民俗。“农历”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记忆，它以一种关于时间的意识乃至无意识渗入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无声无息而又至关重要。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关于时间的乡愁，以节日作为小说的叙事线索，用诗化的语言呈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本文尝试借助于文化记忆的相关理论，解读《农历》的审美内涵及文学史价值。

一、儿童视角下的文化记忆呈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有大量作品將“家”与“国”“族”“乡”等概念联系起来，从而思考“家”这一基于血缘形成的共同体背后的价值冲突、社会变迁、文化制度等问题。比如在巴金的《家》中，“家”是封建旧家族制度的象征，是青年们反对礼教的抗争对象，这种隐喻模式虽然具有浓厚的“五四”色彩，但在国家民族视角中叙写“家”，还是凝固为了一种叙事规范。在《农历》中，“家”是情节展开的主要空间，是团圆、和谐、温暖等民间理想的家庭关系的艺术化表现。六月一家，存在于中国的乡村，但作家并不着力于建构由主要人物衍生出的亲属关系以及村庄中的邻里关系，最主要的篇幅都在叙述五月、六月姐弟和父母的生活，对于哥哥嫂子、姐姐姐夫、改弟等人物只做简单的侧面描写。这就开辟了一个相对微观的视角，即围绕核心家庭向内部深入的叙事视角。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具有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但同样具有天然的庇护性质，它庇护着天真的童年，加固血脉亲情，传承家族乃至文化的记忆。郭文斌挖掘的正是“家”的积极意义，在《农历》中，作家表现和睦的家庭关系的前提是家庭成员的平等。郭文斌的多篇散文中都曾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如《时间简史》 《儿子如书》 《一片荞地》等，在这些散文中，传统的“孝顺”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身为父亲可以向儿子学习孝道，父亲对儿子的孝顺之举满怀感恩之情，传统文化记忆在作者的笔下完成了现代价值转化。作家的这一理念，同样体现在小说《农历》中，其途径就是选择儿童的视角完成叙述。作家在其早期短篇小说中，就曾运用儿童视角抒写自己的生命感悟，在《农历》中，长篇的篇幅与巧思的结构给予了儿童视角叙事更充足的空间。

《农历》中的十五个节日都是通过五月、六月两个孩子的视角来呈现的，古老的文化记忆由此鲜活起来。小说大量使用了提问/回答的对话模式推进叙事——

那啥时候才能惊蛰呢？

得等到另一个盘古开天辟地另一个三皇治世。

啊呀，那要多长时间？

你奶奶说得万万万个万万万万万年。a

那六月六是谁的生日？为啥想到六月六？

六月六我娘晒衣裳啊，也是谁的生日吗？

对，大禹的生日。b

五月与六月以天真的童心想象节日，文化记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俗与伦理中被激活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既是创世神话，又是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它经由民间的阐释，可以成为漫长岁月的象征，大禹治水的传说是通过生活中的习俗“六月六，晒龙袍”为契机来传承的。通过一问一答的生活场景，文化记忆被激活并口耳相传传承下去。早有《唐书·地理志》载：“茂州石泉县治有石纽山。石泉今属龙安府，山下有大禹庙，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c在这里，对大禹生日的明确记载是文字媒介所记录下的存储记忆，其在文化记忆的传承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口耳相传的民间传播同样重要。文化记忆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一切均可以成为用于对共同的东西进行编码的符号，重要的不是媒介，而是象征功能和符号体系”。d交往记忆中对传说的化用、文本记忆的编码和解码共同构成了文化记忆在民间的传承。《农历》中的人物有一个经常性的行为——“背书”，也就是通过对文字记载的故事或《弟子规》一类的传统蒙学教材，完成个人性的存储记忆来传承文化，但同时，孩童视角下的盘古开天辟地、大禹生日又可以被节日礼俗日常化，记忆的政治性的权威在儿童视角的叙事中是可以被解构的，可以是个人化的，这一过程，也是文化发展自身的创造性的传承过程。

在文学作品中，文化总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发挥活力，儿童视角往往被成人认为是天真的、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但其具有未被规训的边缘性，能够激发文化的活力，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形成张力，产生新质。比如父亲在给六月洗澡的时候，要先去试试水温。“这让六月想起了《弟子规》中的一句话：‘亲有疾，药先尝，昼夜守，不离床。爹试水的样子，就是水先尝吧，只不过爹不是用嘴尝，而是用手尝。”e六月对《弟子规》的“误读”，恰恰是作家通过孩童的视角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的内涵，《弟子规》的核心是强调“孝顺”与“孝道”，道统下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强调平等的现代社会的要求，作者虚构出六月认为父亲在为自己“尝药”的心理活动细节，个体之间的羁绊与感恩有助于建构现代文明的伦理关系。再如对儒家文化的核心“仁”的阐释，作家是通过“二月二”老百姓剃头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场景来表现的。天真的六月对这一习俗表达质疑。“仁”字承载了儒家文化记忆的内涵，但这一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集体记忆理论的奠基人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那样，“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f，人们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在姐姐五月给弟弟六月的解释中，“仁”即“感恩”，对家人感恩、对别人感恩有利于建构和谐家庭与社会，对天地感恩、对众生感恩亦具有建构生态文明的现代价值。

此外，孩童视角书写文化记忆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农历》被公认为具有诗意化特征，这一特征正是通过模仿儿童的语言来完成的。孩子使用的语言在语法上是常有谬误的，却恰恰呈现出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譬如六月采艾草时看见了“美的死去”、吃西瓜是在吃西瓜的“死”，而“‘死是一种甜”;五月品尝“化心梨”是沉浸在“化”里等。灵动且具有想象力的语言风格不仅形成了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还以孩童敏感的感官感受触发了生命原始的情感记忆。六月追问“本大人是谁造的”，在寒食节感慨“这死是真好啊，只有死了才不怕死，那么死了也不怕饿死，不怕淹死，不怕烧死，不怕打死，不怕病死，不怕……”g六月对生命来源的追问，对死亡的赞美，对性的好奇，与其说是童心的展现，不如说是作家倡导成人回归没有杂念的“清净心”“平常心”h，在作家看来，成人应当返璞归真，“当我们一旦有了儿童和成年之分时，平常心已经失去了，平常心一失去，文字就落在现象层面了，文字一落在现象层面，心灵那一层就被遮蔽了，感动就无法发生了”。i只有朴素的童言才具有超越性的特征，作家强调在充斥欲望的成人世界中保持生命本真性的感动，从而构筑具有澄明境界的生命美学。

二、由祈福仪式传承的集体记忆

阿斯曼夫妇在分析文化记忆的文字化过渡过程时，提出了存储记忆和功能记忆的区分。存储记忆的媒介是文学、艺术、博物馆等，其载体是文化集体内的个体。在《农历》中，人物不断背诵《弟子规》 《朱子家训》 《太上感应篇》 《论语》等，即个体通过记忆文字文本完成存储记忆的过程。功能记忆则更有效地在民间生活空间中发挥建立身份认同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功能记忆的最重要的媒介就是节日，尤其是具有集体纪念的公共仪式的节日。小说中不仅表现了存储记忆，还表现了功能记忆：《农历》中的人物除了背诵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集体行为——在重大節日的仪式上进行表演。五月、六月除了背诵文化典籍之外，还会背诵目连大戏、《孔子拜教》折戏等民间戏剧的人物台词，很大程度上，背诵只是前期准备环节，是为了节日仪式上的表演做准备。扬·阿斯曼在分析古埃及和中国的文化现象时就曾提出“记忆的仪式”（officium memoriae），人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持知识的大厦，依靠的不是书籍，而是仪式，因此仪式的参与者要负责地记得每个细枝末节，胸怀世界。j因此，五月、六月切身的感受证明了仪式能够充分调动参与者的身体，表演者与观众被卷入目连救母的故事中，身体感官与情感世界得到充分的激活。在众人的簇拥下，五月、六月暂时抛却了世俗身份，转为了戏中人物，抽象的文化记忆赋形于表演者的身体，正如六月穿上彩纸做的衣裳，“变成祖先”。通过主演们的表演与村民们的看戏，一个具有文化意义循环的交际空间形成了，帐篷搭就的戏台、父亲的高声唱词、幕外的齐声呼喊、写着“报答神恩”的大幕有机组合。“在这种庆典性的交际行为中，文化记忆通过其具有象征形式的全部多媒体性得到展示。”k

在《目连大戏》中，儒释文化交融，剧中目连和尚的佛教色彩并不浓厚，因为整个仪式的目的是建构对儒家文化中的“百善孝为先”“行善积德”等价值的认同。父亲说这出戏是六月的爷爷奶奶教他的，可见，这种集体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既存在于同时代的乡民之间，又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不同代之间，同时也可以是超越交往记忆的长时段的存在。哈布瓦赫指出记忆被唤醒的关键在于个体对自身隶属于集体具有明确且长时间的意识：“为了唤起回忆，仅仅依靠一点点地复原过去的情景是不够的。这种重构必须从既存在于我们意识中又存在于他人意识中的共同的环境和想象出发，因为它不间断地流转于这个意识和那个意识之间，这只有当所有的个体从过去到现在都同属于一个群体时才有可能。”l在《农历》勾勒的目连戏的表演以及其他的节日仪式场景中，乡民们始终是在场的，甚至是高度参与的，六月的紧张也是因为“幕外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们”。m文化记忆的重构流转于表演者与观众之间，流转于乡民们的意识之间，正是因为每个个体是属于同一文化群体的。仪式和节日可以说是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节日和仪式的定期重复，保证了巩固认同的知识的传达和传承，并由此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n郭文斌以仪式和节日作为小说的重心，将民间价值认同的产生过程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农历》中的节日仪式除了完成教化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达到祈福的目的。重阳登高，晚辈在山下接着长辈从山上滚下的锅盔，象征着接住了“吉祥如意”;冬至时融化福水，家人们依次“喝一口福”，表达美好祝愿;大年时更是要张贴春联、放炮仗、送祝福、迎喜神，完成一年里最隆重的祈福仪式。这些朴素真挚的祝福来自郭文斌对民间文化和民间生活的观察，也是他对“祝福性文学”的实践。他提出，“文学除了教科书上讲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批判等功能外，应该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o《农历》围绕岁时节日，描绘出生动的民间祈福场景。文学本身是集体记忆的一种传播媒介，但文学应当超越说教、娱乐、批判、审美的功能，传递祝福。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祝福本就是包含了情感记忆的一种文化记忆。一提到祝福语，中国人会自然地联想起节日，思维是抽象的，而记忆是具体的。饱含祝福的民俗仪式更是使民间的“记忆形象”鲜活起来。扬·阿斯曼说：“文化记忆有固定点，它的范围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一些至关重要的过去事件，其记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我们称之为‘记忆形象。”p在小说最后一节“上九”中，“说仪程”“迎天官”的仪式将祝福的氛围推向高潮，帽儿戏《天官赐福》、狮子舞、踩高跷、大傩戏、皮影戏轮番上场，共同构成了关于节日的“记忆形象”。在民间的庆典节日中，扬·阿斯曼所言的背诵的实践是融入仪式和民间曲艺表演中的，机构化的交流恰恰是借助于具体的文化形式调动大众，延续集体记忆，加强对集体身份的认同。记忆形象的特征是时空关联和群体关联，即特定的空间的物质化，特定时间的现时化，“集体记忆的时空概念与相应群体的各种社会交往模式处于一种充盈着情感和价值的共生关系中”。q小说表现的“说仪程”的仪式需要仪程官从一个庄走到另一个庄，村民们还会留宿仪程官，这一礼俗渗透在节日的社会交往模式中，交织着乡里民情。

“春官”本身也是“记忆形象”，其为古官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自唐以后逐步演变为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吏r，再到后来，朝廷的春官逐渐被民间艺人替代，与有着几千年传统的“说春”习俗相融，愈发民间化。s“春官”承担起为人们送去“节气表”，提醒人们春耕的“说春”的功能，一如小说里呈现的那样，担任议程官的六月挨家挨户送春贴，进行说唱表演、说吉利话。小说生动地展现了民间文化记忆是如何经由“仪程官”这一“记忆形象”传承的。“记忆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可重构性。从“春官”到“仪程官”，“记忆形象”依据过去的传统不断重构，小说中唱词的变化体现了这点，六月到刘木匠的徒弟根缠家说唱的“仪程大家从没有听过，就更加佩服六月，觉得他的仪程水词少，硬货多”t。到了上庄最后一家永生家，六月又唱了一段，“大家同样没想到六月会说出这么一段来，觉得非常新鲜。其实是老词儿，是爹给他讲的《春官求宿词》。”u社火活动中的仪程词选段一般都具有很强的祝福性和通俗性，既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旧词，也有仪程官即兴发挥的新词。在作家笔下，六月的仪程词实际上是对《春官求宿词》中的老词的新运用，让村民们感到耳目一新。集体对于传统的文化有较高的接受度，同时期待基于旧的范式产生的新的内容，小说中表现的集体记忆不仅在重构过去，也指向当下和未来，尤其是中国节日中饱含了祝福意愿的文化记忆，表达的是对未来的期冀，传承的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民间精神。

三、回忆叙事框架下的精神还乡

小说淡化情节冲突、大量运用抒情性语言，以十五个节日构筑小说整体结构等手法，都使得小说具有散文化的倾向，在乡土小说的谱系中更偏向汪曾祺的风格。这与新文学传统中经典乡土小说有意识地构建乡土文化空间或城乡二元的空间有所差异。从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1920年代乡土小说家们笔下落后愚昧的中国边地，再到沈从文的湘西，乃至“寻根文学”中的“鸡头寨”“小鲍庄”等，大多是通过再现/想象一个具有与现代性具有异质性的空间，对乡土中国表达乡愁或批判。在19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以长时段叙事构建具有地方色彩的“记忆场”，显现出强烈的历史纵深感以及家族叙事的宏伟。《农历》流露出的却是一种关于时间的乡愁，小说虽然也表现了宁夏的特有民风民俗，突出一些神话传说的在地性特征，提及西北地区特有的戏曲秦腔等，但都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淡化小说的地域性的特征。作家眷念的是传统时间观念，是基于这种时间观念形成的经验、情感与价值观念。这一家人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宁夏人、西北人，而是具有相同文化记忆的中国人。小说以节日为小节标题，并且将大年、上九（农历一年的初始）放在了小说的最后，暗示着传统文化中循环的时间观念。从叙事的表层上看，《农历》的情节推进在时间维度上是滞缓的，而侧重场景转换带来的民俗空间展示。但实际上，“空间”并不是小说的主题，看似悬停的“时间”才是，小说叙写了关于“时间”的乡愁，传递了传统时间观念包含的文化记忆。

小说在叙事时间上的设置类似于回忆的机制。回忆活动本身是一种筛选，选出那些对个体心灵而言颇具意义的时刻铭记，而遗忘无法引发个体强烈感觉的过往。“作为文化记忆首要组织形式的仪式将无文字社会的时间分成了日常时间和节日时间。”v《农历》从整个叙事框架上来说，就是将节日时间筛选出来，元宵、干节、龙节、清明、小满、端午、七巧、中元、中秋、重阳、寒食、东至、腊八、大年和上九这十五个节日，既是小说的叙事时间线索，也是中国农业社会漫长发展过程中积淀下的记忆时刻。农民日常艱辛劳作，顺应时序和天道，亦需要节日的时间获得短暂的休息。他们在节日里或完成庄严的祈福，或缅怀和祭奠先祖，通过节日仪式从轮回的岁月中超越出来。正如扬·阿斯曼得出的结论：“节日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晦暗的存在重新照亮”，“世上不是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节日的一种是日常的，一种是神圣的一种是世俗的，它们互不相干地存在着;而是在原初只存在唯一的秩序，这种秩序是节日的、神圣的，同时它又对日常生活起到指导作用。”w农耕文明的节日同样有这样的作用，劳作，尤其是按照季节、气温、降水、物候等规律来劳作的意义重大，但往往会被遗忘，节日礼俗所构成的秩序和时间观指导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农业活动，也给予人们精神的安慰。《农历》突出节日的叙事，与其说是创新的小说技巧，不如说作家带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真正经历过农事，理解乡村的劳动人民的悲辛与欢喜。小说反复提到人物对时间的感受极为细腻，如“一寸一寸地感觉时间。”x

人物对时间感受最深的时刻，正是临近大年的时候，或是在大年守岁的时候，一年以除夕为终，以大年为始，正是节日使得如水的时间获得了文化的结构，亦获得生活的节奏，节日的加入使得时间的流动不再是匀速的。那么，基于传统节日，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时间秩序也就产生了，日常生活在这种秩序中得到了自己的位置，农历所反映的便是一种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erlebte Zeit） 。y

饶有意味的是，除了以节日作为叙事时间线索，小说的叙事框架还有另一层设计：小说最后设有一篇具有非虚构性质的散文——《望》，它使得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回忆的结构”，呈现出回望过去的叙述姿态。“望”首先是时间概念，古人称每月十五为“望”，而阴历的一年又是以十二个朔望月为单位累计计时，传统的农历是阴阳合历，但在民间会被等同于阴历，因此，“望”模糊地象征了传统历法;其次，“望”的含义是期望，即老百姓在大年为代表的传统节日中表达的祝福和展望，是民间生活中世代相传的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最后，“望”是回望，是看向过去，是重拾记忆。关于农历的记忆是“热”的回忆，它具有扬·阿斯曼所言的回忆的神话动力，它以对时间的统摄获得了奠基的意义，以对过去的指涉照亮当下和未来。z从内容上看，《望》记叙了“我”在城市中过年的经过，“请祖先”“贴春联”“挂灯笼”等一系列的习俗都简化了，年味淡漠，失去本该有的仪式感，“我”在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在比较过去在家乡过年与城里过年的差异，流露作者驻足现代化社会对乡土乡俗的伤感怀念。“我”买年货时听到“请门神”的说法时，便想起小时候请灶神的事情来，回到过去那种让人敬畏的神秘气息中。可见，关于“大年”的节日记忆勾起的是作者对自己童年的怀念，对故乡的深情，以及对中国乡土文化的眷恋，“乡土”不仅是空间概念，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和文化根脉。《望》的最后，“我”以书写的形式温习“大年”，写下“这些文字”，可以理解为作者开始了这篇小说前面十五小节的创作。六月一家的故事便是记忆的故事，从“我”的第一人称叙事转为以六月等为主人公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亦呈现出作家对记忆的主体的拓展：关于农历的记忆，不仅是“我”的个人记忆，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

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现代社会，郭文斌坚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传承文化记忆以构筑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乡愁不仅是情感的、审美的表达，还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文学书写完成的精神还乡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找到积淀下的文化的力量。郭文斌的文学作品始终致力于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传达的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民间精神的肯定。“农历”所包含的文化记忆勾连过去和未来，并对当下有所启迪。

【注释】

abegmtux郭文斌：《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133页、274页、236页、155页、366页、367页、309页。

c钟利戡、王清贵编：《大禹史料汇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67页。

d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chtnis.Schrift，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a.a.O.，S.139. 转引自冯亚琳等：《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f[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hi郭文斌：《文学最终要回到心跳的速度——答姜广平先生问》，《瑜伽·附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281页。

jnqvwyz[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52页、31-32页、52页、53页、31页。

k[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l[法]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75页。

o郭文斌：《文学的祝福性》，《文艺报》2012年12月7日。

p[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r王知三：《六盘山区的春官词和传统春官词》，黄继红主编：《西吉春官词》，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s雒树刚主编：《中国节日志春节·宁夏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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