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忏悔录》与沈复《浮生六记》比较研究
摘 要：诞生在18世纪的《忏悔录》与《浮生六记》同属自传体回忆录，法国卢梭与中国沈复这两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国度里均崇尚个性解放与自抒性灵，表达反封建的要求，表现了初步民主主义精神。然而这两部作品产生的世界影响力却大相径庭。这源于两部著作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性质与注重个人感情色彩之差别，背后则折射出西方重忏悔意识与东方重内省意识巨大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卢梭 沈复 《忏悔录》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与《忏悔录》同属自传体回忆录，它们的作者沈复与卢梭都生活在18世纪。这两部回忆性自传体都写于作者中年之后，采取了几乎同样的欢乐与伤感交织为主要内质的抒情笔调和坦率真诚的写作态度。诚然，中国与法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显著差异，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又不尽相同，但这两部作品应运而生的社会基石与思想文化内涵却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从世界文学的地位来看，卢梭的《忏悔录》内容又要复杂得多，不仅占据受人敬仰的地位，更具有启蒙主义个性解放思潮的烙印。
一、东西方封建社会中个性解放的烙印
18世纪的法国已处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也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腐朽的时期，专制王权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矛盾日益尖锐。众所周知，法国启蒙文学批判力度相较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是最强的。其中把法国文学推向繁荣顶峰的卢梭便是其中的翘楚。平民出身具有激进思想的卢梭因自然神论备受教会与政府的迫害，于颠沛流离的晚年逃亡生活中对人生进行思索，剖析自我，忏悔透露自我的弱点，他对自己无所保留，完成了文学性自传《忏悔录》，表明自己在这个混浊的社会中是一个纯真的、诚挚的、追求自由的公民。他暴露自己的灵魂，正是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最突出最形象的表现。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从《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幕僚，有过一段短暂失败的经商经历，未参加科举，以卖画谋生。他所生活的乾嘉年间亦是中国封建社会滞固，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时代。“卢梭和沈复处于欧亚大陆，历史发展过程大体相当的阶段。”他们都处于封建社会矛盾日益加深，走向没落的历史时期，而二人又有着较为相似的个人经历，卢梭出身贫穷，从小尝尽人间冷暖，他的“晚年基本在不断流亡中度过，瑞士当局下令焚烧他的著作……欧洲反动势力不断毁谤和排挤他”。而《浮生六记》中的第二章坎坷记愁中记载沈复与其妻陈芸因家庭琐事失欢于父辈被沈父为代表的封建家长赶出家门，与年幼子女分别，避居别家颠沛流离。血泪文字反映了个人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无限痛苦，人生的艰难与悲凉跃然纸上。正是由于沈复与卢梭同处中法封建贵族统治阶级腐朽、疯狂的年代，他们的回忆录作品便具有了相似的时代意义与思想价值。加之二人均有个人与社会对立的矛盾冲突，又有以自己独特方式打破封建束缚获得暂时身心完全自由的愿望与行为，因此在二人的这两部自传体回忆录中均有着思想先驱者宝贵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自由与平等。比如《忏悔录》中卢梭真实地叙述自己是平民出身，不肯受束缚、受奴役，不惜万死也要把暴君除掉，是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即使受迫害也不屈服。他“对他的每位女朋友都有融合着崇高的景慕的真挚的爱”，甚至是对意大利的妓女徐丽埃坦，卢梭既哀叹她的命运又怀着崇敬的心情与之结交，他具有男女平权的民主主义精神。“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纯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总之，《忏悔录》诞生于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启蒙运动大潮中，坚定传达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要求，“是欧洲传记文学的高峰”。沈复的《浮生六记》属叙事体系列文言散文，诞生于统治危机日渐显露的封建社会晚期，以个人的婚姻生活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之尊来书写讴歌相濡以沫的妻子，这本身就是向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挑战，也与五四新文学要求个性解放有内在联系。“因为在文以载道的封建正统文学理论统治下，如此浓墨重彩地抒写夫妻生活的作品是纯然不多见的”，用相濡以沫的夫妻深情来反抗冷漠无情的封建宗法关系，蕴含了淳朴自然的民主主义思想，又具有近代启蒙思潮的意味。沈复夫妇在大家庭之外与友朋相聚、畅游山水的鲜活姿态，于贫穷生活中过出闲散风雅来；
与船家女在月夜舟中不拘形骸，芸娘与浙江名妓幼女憨园结为姐妹种种，“是对那个时代过于严厉地规范男女关系做法的嘲讽”，古来布衣蔬食过日子的夫妻很多都迫于无奈，而他们夫妻二人摒弃世俗的观念，反抗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和对下层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都蕴含着反封建贵贱观念的意识。从思想内涵上来看，卢梭的《忏悔录》与沈复的《浮生六记》都顺应了时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与历史的前进方向一致，两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国度里崇尚个性解放与自抒性灵，写出了真实的人生体验和痛苦的社会真相，表达反封建的要求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
二、现实主义批判性质与强烈个人感情色彩之差别
然而卢梭与沈复虽然同为18世纪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异常悬殊。卢梭作为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在他出生后“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人类的政治、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声。而沈复从未参加科举，也不是知名的文人墨客，不贪慕官宦生活，投身幕僚或到处学习经商，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甚至《浮生六记》成书后都手稿零落，几近湮没，民国时才渐受重视。《忏悔录》是卢梭怀着恐惧与痛苦的心情写作于受法国和欧洲各国封建政府与宗教残酷迫害最猖獗之时，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都掀起了反卢梭的浪潮。他颠沛流离被四处驱逐，遭到通缉，到处流浪。书中追述阴谋的根源，揭露虛伪的朋友，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为自我正名，他希望用这部灵魂自白书反抗不公正的迫害，公开事情的真相，真正让世人了解自我。在《忏悔录》的第十二卷中，他记述了从《爱弥儿》被列为禁书和他被驱逐出圣皮埃尔岛这段痛苦的经历。因此《忏悔录》虽然是以他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穿插写成的，实则具有了现实主义小说批判的性质，对后世影响深远。《忏悔录》前6卷叙述了卢梭童年时代和青年时期，后6卷从他到巴黎开始，一直叙述到1765年离开圣彼得堡为止。时间跨度如此之长，便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社会人情、国民性和社会矛盾，把他所遭遇的人生苦难，形象地昭示给人们。这便具有了真实描绘现实生活、注重社会底层的批判现实生活的特征。
而沈复的《浮生六记》是中国由近世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时期涌现出的一部回忆性叙事散文，它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并没有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深刻与复杂，也不是怀着忏悔心态来回溯人生历程、剖析人性，而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个人日常生活实录，正如他自己篇首自谦所云，这文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如果说《忏悔录》中的卢梭是猛烈抨击封建社会的斗士，沈复则有着苏州小市民活泼的内心。《浮生六记》中有风格轻松抒情的夫妇日常，有辛酸悲凉的颠沛流离，又有平和通脱的游历生平，所以记叙下来，很多事情平铺直叙，不以文胜以质取。沈复好热闹，喜交友，声色美景娱乐他都不讨厌，性格上是典型的江南市民。因此这部回忆性叙事散文更多的像审美意味浓厚、语言优美生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小品文。也就是说，沈复的《浮生六记》并未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影响，当然沈复的境遇与卢梭的生活经历和活动范围不可同日而语，他除了一部《浮生六记》外再无其他传世之作，而卢梭是以社会政治论著登上法国文坛的，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批判。除此之外，卢梭还创作出18世纪内容最丰富的小说《新爱洛依丝》和推动欧洲革命进程和文学发展的哲理小说《爱弥儿》，观点之明确，思想之激进使其在之后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被奉为先驱和导师。纵观背后社会原因，18世纪末19世纪初沈复所生活的中国封建社会还并不具备法国社会需要卢梭那样的条件，清政府正在极力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封建统治势力腐朽而强大，加之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镇压思想，软硬两手的文化政策以震慑民众，树立皇帝绝对权威。那时期文坛虽活跃，却仍不敢对现实有所批判。“清代文士与明代相比确实是缺少负气敢言之士。也缺少直斥最高统治者的诗文，这是专制统治加强的结果。”沈复固然有个人经历眼界的局限，但《浮生六记》展示市井人生图画，贴近实际生活，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主体意识。虽然未如《忏悔录》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之高，但难能可贵的是《浮生六记》所体现出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对个人的迫害，这也是它在中国近世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三、基于忏悔意识与内省意识的文化差异
卢梭的《忏悔录》采用时间顺序记述方式，开篇便从自己的出生、自己的童年开始仔细回忆，坦白直率地把“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在开篇卢梭便说：“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在作品中卢梭用“忏悔”意识贯穿始终，他对自己人生成长经历中犯下的过错进行了真诚的袒露和深刻的自我批判，他忏悔为混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新教的信仰，忏悔自己在偷窃之后嫁祸栽赃陷害一个女仆，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好色滥情等等。他相当彻底地暴露了自己的灵魂，大胆承认自己说谎、调戏妇女、偷窃等卑劣的念头和下流的行径。在卢梭看来，“一切人的内心，不管如何纯洁，都饱含着某些可憎的恶习”。卢梭一方面忏悔自己的行为，一方面又充满自豪，宣称自己做着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卢梭在《忏悔录》的开卷中说：“我造就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他认为自己的忏悔是勇气的表现，是令人敬佩的美德。这种赤裸裸的灵魂告白与真率的忏悔则源于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忏悔意识源于圣经中的原罪观念，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必须要不断忏悔以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才能求得主的原谅宽恕，而人对自我罪恶的认识和忏悔远比救赎本身更具有意义，更具有启示性，罪是人内在特质的一部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忏悔并不仅仅是对自我灵魂的拷问，同时更是对社会历史广泛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呼唤，因为他在颠沛流离生活的过程中，忠实而形象地记录了法国广阔的社会画面。卢梭写《忏悔录》的初衷便是要以其为武器，抛开一切顾虑，回应不公正的责难与非议，表达了对当时法国社会现实的洞察，批判社会不公与人类不平等的现象，把贵族、法官、教会的鄙陋粗俗展现出来。卢梭认为自己本是一善良的人，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使他沾染了种种恶习。因此《忏悔录》一书具有较为深邃的社会历史批判价值。
而沈复的《浮生六记》并未有西方忏悔意识中强烈的社会历史批判意识，它并不是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以时间顺序从童年开始回忆往事、记述事实，而是以个人的婚姻生活为中心，不同章节之间既有重叠，又有主题侧重。如闺房记乐叙述了沈复和妻子芸娘从相识到相知再到感情甚笃的过程；
闲情记趣主要记录了生活中和妻子、朋友等一起玩耍的快乐故事；
坎坷记愁主要写了作者家庭中的误会、生活的潦倒、妻亡子夭、父亲病故等；
浪游记快则记录自己从早年到后来，因各种缘故，游览天下名山大川的经历。在沈复心中，婚姻生活部分显然是最能凸显自我独特性的传记素材。芸娘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她能识字作诗、心灵手巧、勤劳善良，富有生活情趣，林语堂曾夸芸娘是“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作品中沈复一样有个性解放的需求，但他却是个体的内省，是对个体本身品行与精神世界的调整和拷问，并未放大至人性与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生在太平盛世，但一生淡泊名利，家庭频遭变故，与爱妻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生活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中妻子病故、儿子早夭、父亲去世，他悲痛欲绝，四处游幕，于四十六岁之时写下这本自传，这部書就像布衣文人的一首平平淡淡的哀歌，反省着自己的人生。内省是现世性的，它源于儒家哲学。儒学认为学会内省，修身修心，就能够培养人的忠义、正直、耿介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高尚品行，成就自我完美的人格，因此必须“吾日三省吾身”，即通过内省调节自己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浮生六记》虽为“记其实情实事”，然而它独抒性灵，富于生活情趣，又饱含个人心酸的叙述恰恰是内省的结果：省察大半生的悲欢离合，洞彻人性现实的斑斑血泪。沈复在《浮生六记》中云：“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沈复虽未考取功名，然婚后也曾师从在会稽开馆授业的杭州赵省斋先生三月有余，古代士大夫的内省意识与君子严于律己的思想都对沈复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记载沈复的父亲去世后，催债之人上门讨债，沈复愿代其弟偿还债务，他招呼弟弟启堂：“兄虽不肖，并未作恶多端，若言初嗣降服，从未得过纤毫嗣产。此次奔丧归来，本人子之道，岂为产争故耶？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可见，沈复一方面要在回忆人生历程中达到观照人性、批判家族制度与礼教的目的，一方面又要以儒家的道德理念约束自我，审视剖析自己的心态与行为。
参考文献：
[1] 周伟民.卢梭《忏悔录》与沈复《浮生六记》比较研究[J].江汉论坛，1986（11）.
[2]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85.
[3] 茅于美.中西诗歌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8.
[4] 柳鸣九.忏悔录·译本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聂珍钊.外国文学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 吴元迈，赵沛林，仲石.外国文学史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 蒋寓.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
作 者：
朱林，硕士，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基础部语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上一篇：以一朵映山红的背影（组诗）
下一篇：像被风暴吻过（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