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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过程中的“转换”问题研究

|来源:网友投稿

张涵

【内容摘要】本文注意到从面向“小众”的科学研究作品到面向大众传播的科学普及作品转换所存在的相关困境,指出了在进行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分别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转换;科学研究作品;科学传播作品

一、引言

科学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相关传播主体对相关科学研究主体及其所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于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有可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进行广而告之的一种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套用一位伟人的话说乃是“惊险的一跃”!①“跃”得好则会柳暗花明,如果“跃”得不好,则有可能跌落在原地,甚至跌入到汹涌激荡的洪流当中而灰飞烟灭!所以,要确保科学传播“跃”得好,就有必要对如何“飞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下面,本文拟从“转换”的视角,对于科学传播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完成从面向“小众”传播的“此岸”到面向大众传播的“彼岸”的“飞跃”作一番研究。

二、科学传播“飞跃”时在“转换”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科学传播“转换”过程中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转换动机出了问题,二是转换方式方法出了问题,三是语言运用转换过程出了问题,四是转换评价出了问题,下面分别展开加以阐述。

(一)转换动机存在的问题

一般来说,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过程中,其动机概括起来说,无非有两种,一是自我满足,二是服务他人。“自我满足”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自我炫耀、自我证明、自我虚荣、自我爱恋、自我浮夸等等不同的心理;而“服务他人”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为自己身边的人服务,为自己所供职机构服务,为自己所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以及为全社会服务等。“自我满足”与“服务他人”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有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并没有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可能就出现了畸轻畸重的情况。其实,“自我满足”与“服务他人”并不是完全绝对对立的。完全可以在“自我满足”的基础上去“服务他人”。但是某些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卻往往并不重视,甚至从根本上忽视了“服务他人”的动机,而仅仅把科学传播活动视为一种“自我满足”的实现方式。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像古希腊神话美少年纳喀索斯(Narkissos)一样,往往沾沾自喜于顾影自怜,总是想通过创作科学传播作品来向别人炫耀自己在某些方面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是多么的精深,结果可能不仅没有达到自我炫耀的目的,反倒在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一种笑柄。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教训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抗战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一起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延安的城墙上书写具有科普性质的标语。把“人民”的“人”字的右边那一“捺”拐了几个弯,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批评这个标语的书写者,实在是因为这个标语的书写者没有想清楚,书写标语也就是进行科学普及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从宣传鼓动群众的角度加以考量,书写标语的动机是而且只能是“服务他人”,而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书法作品写得有多么奇妙!这个教训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其实,岂止是在城墙上书写标语的时候,某些书写者往往沉湎于自我炫耀而常常不能自拔,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也常常沉湎于自己所掌握科学知识的“高精尖”而不能自拔。

(二)转换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

我们经常听人说,教育工作要寓教于乐,科学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教育,所以,也应当寓教于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转换的过程中,他们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却常常存在着以下两种极端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分别是“有教无乐”和“有乐无教”。我们先来看一下“有教无乐”。所谓“有教无乐”就是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传播对象与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所面对的传播对象虽有重合,但却并不完全相同。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的传播对象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关学科的“科学共同体”,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一般都具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必要的知识储备,所以,对于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的受众也就是读者来说,不存在着不能了解相关知识的情况,而科学传播也就是科学普及作品的传播对象却并不一定都具有相关科学研究共同体所具有的那样的理论预设和知识储备,所以,如果不增加一点有趣和生动的东西,就简单生硬地进行科学传播,往往可能会事倍而功半,甚至完全达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②所谓“有乐无教”,则是指科学传播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另外一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前提,就是在这些转换者的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假设或者预判,他们非常顽固地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受众已经完全不能接受严肃和严谨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自己的科学传播作品中,就往往都只用轻松、娱乐、搞笑的东西来代替严肃、严谨的东西,其结果有可能弄得像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③实际上很多受众固然也非常喜欢轻松和娱乐,但是就像大鱼大肉虽然非常好,但是总是吃的话也会感觉到厌烦和反胃一样,如果一味只提供轻松愉快的东西,那么受众肯定也是不会总买账的。

(三)语言运用转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语言运用”主要是指“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一般涉及到“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种情况。所谓“消极修辞”一般是指“词通句顺”。④在“消极修辞”方面,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与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虽然都追求“词通句顺”,但在所用词汇方面,还是存有较大的不同的。前者也就是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往往更重视词语的准确性,而后者也就是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则往往更重视所用词语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布局”“谋篇”方面,前者也就是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往往采用的是“分层布局”的方式,通常会把所要使用的语言和词汇分成“正文”和“注释”两部分,能用“注释”标出的一般不会在“正文”中呈现,这也是此类作品区别于其他类型作品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在某些国家,很多严谨的行为主体撰写的科学研究作品甚至还会出现“注释”内容多于“正文”的情况,比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正文”部分中的一条“注释”往往就多达数千字。而科学传播作品,也就是科学普及文章的作者,他们在结构、布局、谋篇的过程中却往往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呈现,换句话说,一般的科普文章是不会出现“注释”这个逻辑版块的。在“正文”中一旦遇到受众可能不了解的词汇或概念的时候,科普文章的作者往往都是采取两种方式进行处理,一种是采用“加括号”的方式,对大家不熟悉的术语或概念在括号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另外一种则是不加括号,而是用几句大家都熟悉的内容来对大家相对不熟悉,比较陌生的概念或术语加以诠释。如果不能充分了解这一点而在进行科学传播也就是撰写科普文章的时候,硬是要将自己所传播的内容,活生生地分成“正文”与“注释”两个部分,那就不管你是采用放在每页下面的“脚注”,还是放在整篇文章最后的“尾注”等方式进行注释。也都有可能“吓”跑一部分不愿意随时被打断思路的受众,影响他们读下去的兴趣。与“消极修辞”相对的是“积极修辞”。所谓“积极修辞”,顾名思义,就是指积极调动各种修辞手段开展创作活动。这里所说的“各种修辞手段”主要是指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对偶、象征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开展相关传播活动。“修辞格”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修辞手法”,据有关专家研究,汉语的“修辞手法一共有63大类,79小类。乃是通过修饰、调整语句,运用特定的表达形式以提高语言表达作用的方式”,⑤如果使用得当,使用“修辞格”确实可以达到吸引传播对象关注等目的。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万能的,每一种东西可能都有最适合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和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这二者而言。一般来说,前者也就是学术论文为了追求严谨性和严肃性,一般很少使用包括比喻、象征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用老祖宗的话说那就是“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而对于科学传播作品也就是科普文章而言,为了让不具备足够的相关知识储备的受众能够比较好地透彻理解其所要介绍的严肃高深的科学内容,就有必要充分调动包括但不限于比喻、夸张、拟人、象征、排比、对偶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来增加其作品的可读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增加其作品的“用户黏度”。这些从理论上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可能就出在二者之间的转换上,在对前者也就是学术论文进行科普转换的过程中,开展积极修辞的某些相关行为主体,可能难免会出现“偏多”或“偏少”的情况。所谓“偏多”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好看,就不顾实际需要,在相关转换过程中频繁使用或者说不恰当地使用包括比喻、象征、夸张、拟人、排比、对仗等等在内的各种修辞格来装点自己的文章,其结果往往是让受众眼花缭乱,最后有可能会造成被“买椟还珠”的情况。所谓“偏少”则是指相关行为主体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运用各种修辞格来开展积极修辞这个优势,反倒对于学术论文的原文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往往使得他们的科普文章看起来更像是学术论文!无论是“偏多”还是“偏少”,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四)转换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在评价一部作品的传播效果时,往往有两个尺度,一个是“量”的角度,一个是“质”的角度。前者更多强调的是受众数量的是否多,后者则更加强调受众质量的是否好。这两种评价尺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具体到本文所探讨的“转换”成果评估,前者也就是数量尺度,它衡量的是作为大众传播的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它的覆盖面究竟有多大。我们知道大众传播实际上是一种“点对面”的传播。仅就数量而言,这种“点对面”的传播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当然还是希望其所覆盖的面越大越广越好,没有谁希望自己的传播,尤其是作为大众传播的作品像是卡拉OK那样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所以,“尽可能多的覆盖面”乃是评价一个科学传播作品在对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进行转换过程中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作品进行相关转换的过程中,没有一定的面和一定的量是不行的,但仅仅有一定的面和一定的量又是不够的,所以,还必须引进另外一个评价尺度,那就是“质”的尺度,也就是“好不好”的尺度,“好不好”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评价主体是科学传播的对象,也就是受众或读者,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所进行的转换是否有价值往往取决于这些评价主体主观上认为这种转换之后所形成的作品以及相关的传播活动是否有助于提高其生活质量,是否有助于开阔他们的视野,是否有助于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智慧水平等等,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加以考量,那就是是否有利于个体的进步,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序良俗的保存,是否有助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了“贪大求多”潮流的裹挟或者影响,更重视自己的科学传播作品是不是有更多的收视率,更多的发行量,更多的点击率!有可能为了追求这种“吸睛”的效应,也就是追求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往往不惜“剑走偏锋”,甚至“走火入魔”,其结果虽然可以在一时之间获得较多的关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则有可能不仅影响到其自身,甚至会影响广大受众对于整个科学传播作品的观感,导致科学传播作品在广大受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趋式微。⑥

三、应对策略

在比较详细地列举了从科学研究文章到科学传播作品转换过程中存在的包括但不限于转换动机、转换方式方法、转换语言、转换评价尺度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完成相关转换,笔者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妥善地处理好“不同的我”与“不同的传播”之间的关系,以便化解传播动机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我”是一个比喻用法。由于外界环境或者对象情况的不同,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在进行相关转换时,其行为必然也会受到诸多限制,“我”也必须以变应变。我们不妨从“不同的传播”说起。我们都知道,大众传播学将人类的传播分成了大致四种,分别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人内传播”中的“我”,从理论上说所受到的限制最小,甚至可以说是毫无限制:一个人独处时头脑中可以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任何人,可以在自己的神游世界中去做任何事,只要你不付诸行动,是没有人能够干涉到你对你进行限制的!因为现有的科学技术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观察到每一个人大脑深处在思考什么。所以在“人内传播”场域中的“我”可以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都没有任何问题;紧接着“人内传播”的是“人际传播”,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了。这里所说的一定的限制,是指在进行“人际传播”的过程中,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必须顾及到两种判断即“工具判断”和“价值判断”。⑦这里所说的“工具判断”是指经相关行为主体的转换所形成的传播作品,它的传播对象是不是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看得明白;而所谓“价值判断”则是指传播对象对转换之后所生成的科学传播作品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喜欢看。正是由于受到包括但不限于这样两种限制,所以在进行“人际传播”时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转换时,就不能完全考虑自身的需求,不能够完全放纵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了;比“人际传播”更进一步的是“组织传播”。在“组织传播”这一语境中,作为转换主体的科学传播主体可能就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他不仅要考虑到像“人际传播”时传播对象的相关感受,还要考虑到组织传播场域中的组织需求和组织感受。⑧因为一个组织里的所有人并不一定是传播对象所熟悉的人,为了维护组织的权威和价值观,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就要充分适应组织的需求和组织的价值判断;在大众传播学的叙事体系中,最高层次的传播应该属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场域中的“我”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多。因为即使在组织传播场域,尽管相关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熟悉所有的传播对象,但起码这些传播对象是有一个组织作为他们的母系统的,所以,只要把握了这个组织的宗旨、价值判断和价值观,就有可能可以比较好地完成相关的传播转换工作。但是,“大众传播”是以一“点”面对不可预测的各个“面”所进行的一种传播活动。在对传播对象基本陌生的情况下,作为转换主体的“我”在进行相关转换的时候就受到非常非常多的限制,为了使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传播对象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自己的传播活动,甚至喜欢上爱上自己的传播作品,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相关转换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极大地限制作为“我”的自己的某些想法,不能也不应任性,不能也不应自我炫耀、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换句话说,就是要妥善地处理好“满足自己”和“服务他人”“愉悦他人”的关系!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能是在服务好他人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努力做好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化,以便化解科学研究作品转换成科学传播作品中存在的转换方式方法方面的问题

“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加以阐释就是指传播是要看对象的。不明白这一点胡乱进行传播,就有可能收不到想要达到的传播效果。有一个成语叫作“对牛弹琴”,常被用来讽刺一种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传播活动。“对牛弹琴”之所以具有相当大的讽刺作用,并不是因为或者说并不完全是因为弹琴者的琴弹得不好,而实在是因为弹琴者没有注意到他是弹给谁。换句话说,弹琴者没有明白自己的传播对象和他是不是在一个逻辑平面上——在人们心目中,琴一般是只能弹给人类来听的,弹给非人类的牛来听,那只能说选错了目标!所以,“对牛弹琴”一直流传至今,专门用来讽刺或者警醒那些不看传播对象而胡乱进行的传播活动,可以说,这个成语已经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起深入到每个中国老百姓的血液中。在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开展传播的时候不能也不应“对牛弹琴”,要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对症下药”!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知道而做不到呢?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易而行难”。为什么会“知易而行难”呢?仅从“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个角度而言,其最大的难度就在于这句话原本是用来规范“人际传播”活动的,“人际传播”的时候传播主体一般是能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话是要讲给谁听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却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传播对象的高度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传播主体是并不知道自己的传播对象具体身在何方,姓甚名谁,有什么样的喜好!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可以说千人千面、众口难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调和众口呢?这可能就涉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另外一句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加以阐释的话,就是指传播要注意不同的场合,这里所说的场合既包括空间的概念,又不仅仅限于空间的概念。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它既是一种场域,也是一种圈层。我们都知道文化学往往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一个大的母系统,这个母系统下边有很多小的子系统、孙系统等等,这些子系统和孙系统用文化学的术语来加以表示的话,就是不同的“亚文化圈层”,这些不同的“亚文化圈层”可以说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每个圈子之间虽然不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基本上也都是有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如果不看到并且承认这一点,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就是要在看到并且承认“亚文化圈层”存在的基础上,开动脑筋顺时应势做好相关的转化工作。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相关的转化工作呢?那肯定就要在不同的“亚文化圈层”中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而画出“最大同心圆”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实现一个大的转化,也就是从以往的“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化。就是要摒弃那种唯我独尊,我的传播只要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能够看明白就好,根本不顾及传播对象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看懂的那种理念。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来加以概括,那就是要用绝大多数“亚文化圈层”的传播对象都喜闻乐见的轻松愉悦的方式来进行相关的转换,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化解转换过程中存在的方式方法问题。

(三)认真做好语言供给侧改革,紧紧抓住“对话”与“变量”这两个关键要素,确保转换过程中“度”的正确把握

这里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供给侧改革”的问题,科学传播领域同样存在着“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提到“供给侧改革”就不能不提到“需求侧”。以往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供给侧”和“需求侧”这两方面看起来似乎有联系,但实际上往往却是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缺乏应有的“对话”。这里所说的“对话”至少包括“自我对话”和“与他人的对话”。以往,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进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进行过“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往往更多的是在传播者自己的头脑内部进行的,换句话说,他们在进行科学传播过程中,在使用语言的时候往往都是想当然地认为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而实际上,在开展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的时候,都是需要与传播对象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对话”的,如果罔顾这一点,只是想当然地开展相关的转换和传播,那极有可能就会造成“自说自话”的情况。为了避免“自说自话”就有必要引进两个“变量”,这里所说的两个变量一个叫作自变量,一个叫作因变量。所谓“自变量”,就是能够自我进行控制,操纵和把控的变量,而因变量则是因为受到自变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量。以往,某些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在对科学研究作品开展转换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是考虑“自变量”,而很少考虑到“因变量”,所以往往就会表现得非常任性。为了矫正这种任性,就必须使相关行为主体明白,在进行相关转换,开展相关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时刻考虑到需求侧一方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欣赏程度、关注程度等,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很难确保相关科学传播作品转换的成功,就有可能会造成“过犹不及”,或者达不到应有力度的情况。

(四)借鉴“360度考核法”,注重强调考核评估的“多维性”和“立体性”,逐渐引导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从“只多不好”转向“又多又好”,乃至“又好又多”,以便化解转换传播评估方面存在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360度考核法”原本是一个管理学的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爱德华&埃文等提出来的。它是一种从不同角度获取组织成员工作行为表现的观察资料,然后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评估的方法。⑨“360度”是一个比喻,意在强调这种考核的无死角性。这里所说的“360度”一般主要包括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分别是被考评对象的上级维度、被考评对象的同级维度、被考评对象的下级维度和被考评对象所服务的顾客或者用户的维度。从这四个维度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考核方法一般只适用于考核一个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因为一般员工是没有下级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完全照搬360度考核法,而是意在借鉴或者强调考核的全方位性,也就是立体性和多维性。以往相关行为主体在将相关科学研究作品(学术论文)转换成科学传播作品(科普文章)的过程中,由于为了顺应某些人员的审美观念而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偏差,一度曾经以多为美,以快为美。具体到新媒体领域,往往就是更多强调的是点击率和浏览量,如果具体到传统媒体领域,对于纸质媒体来说,往往更强调的是发行量,对于电波媒体的广播来说,往往更重视其收听率,对于电波媒体中的电视传播来说,往往更注重其收视率。重视上述这些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这种重视推向极端,最后变成只强调这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有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借鉴包括但不限于“360度考核法”在内的所有有益的考核方法,具体来说,可以在对相关行为主体进行的转换活动及其成果采用以下几种维度予以考核:一种是从数量维度予以考核,这一点我们不能偏废,还有一种就是侧重从“质”的维度予以考核,具体一点说可以引进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是引入相关传播主体的上级维度,假如是体制外的传播主体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上级的话,那就引入其所在的传播平台对其的满意度,对其进行考核;其次就是引入其同级的维度,假如其是体制外的从业主体,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同级的话,那就不妨引入业内同行对其的评价,看看其在业内同行内的口碑如何?第三是引进其用户也就是其服务的对象的维度对其进行考核,看看其获得的点赞率、好评度、满意度如何。把这几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完备没有死角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困难甚至阻力,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扭转曾经一度存在的只重量不重质,只强调“多”不强调“好”的情况。就有可能将相关行为主体的转换行为,从只重视“多”不重视“好”,变成既重视“多”又重视“好”,乃至先“好”后“多”。这样才能够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不会为了追求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阅读量、发行量等等而不顾一切地“语不惊人死不休”,弄出一些奇葩的作品贻笑大方、危害社会、殃及后代!

四、小结

“百度百科”将“翻译”解释成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⑩这种转变有“准确”“通顺”“优美”等几个衡量指标,这些衡量指标用一位名叫严复的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述的话就是“信”“达”“雅”。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翻译”的过程。“翻译”离不开翻译主体也就是“译者”,离不开翻译的客体也就是“原著”,离不开翻译出的作品也就是“译著”,离不开翻译作品的传播对象也就是“受众”,一般说来,上述这四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却需要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翻译的主体也就是“译者”。作为一个合格的“译者”他或她是而且只能是“一手托几家”的,首先,他或她必须对于翻译的对象也就是“原著”有超乎常人的熟悉和理解,像清末民初的林抒那样的不懂英文却敢于翻译英文作品的译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其次,他或她必须对于所使用的“母语”有超乎常人的把握和运用能力,这样才能够确保翻译作品的“通顺”和“优美”,還有,他或她还应该而且必须对于翻译作品的服务对象也就是译著的读者或受众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使得其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译著不会被弃之如敝屣!同样的道理,在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中作为“译者”的相关传播主体也应该像“译者”那样对于其所要“翻译”的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其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掌握,对于其所要面对的受众的审美需求有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把握。本文从学理的层面指出了“科学研究作品”变成“科学普及作品”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尝试从学理层面对于化解这些问题进行相关思考,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为从“科学研究作品”到“科学普及作品”这“惊险的一跃”提供一定的参考。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形象地指出:“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这里是借用,代指从“科学研究作品”向“科学传播作品”的转换之惊险。

②Krapp .A. (1999). Interes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n education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4(1), 23-40.

③Ross.M. S. (2009). Postman, media ecology, and education:
from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through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to technopoly.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9(2), 146-156.

④Sun. G. N. (2011). Passive and Active Rhetoric in Writing Judgment.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⑤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修辞格”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E%9E%E6%89%8B%E6%B3%95/9047884?fromtitle=%E4%BF%AE%E8%BE%9E%E6%A0%BC&fromid=5696310&fr=aladdin.

⑥《科普论文阅读量1万+可参评国奖,“好规则”也要“防投机”》,《新京报》2020年9月24日。

⑦Knapp, M. L, Vangelisti, A. L ,& Caughlin, J. P. (201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Allyn and Bacon, Inc.

⑧Fort.M, Gris. G, Aubel.B, Vidal.A, Romero. L & A González, et al. (2010). The new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ain Supplements, 4.

⑨李娜:《360度考核在中小学教师绩效考核系统中的应用》,《渤海大学学报》2016年6月第31卷第二期。

⑩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修辭格”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E%E8%BE%9E%E6%89%8B%E6%B3%95/9047884?fromtitle=%E4%BF%AE%E8%BE%9E%E6%A0%BC&fromid=5696310&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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