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如何将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管党历程及经验研究”（18DJD279）
[作者简介]文记东，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哲学博士后（哈尔滨 150080）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028-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自我革命，强调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1]26自我革命就是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加强对自身的革命性锻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革命贯穿党的百年历程，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推进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并夺取胜利。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大革命时期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明确了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纲对党员条件、审批手续作了明确的规定，强调被介绍人必须经过审查和至多两个月的审查期。党纲还对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设置做了具体规定。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黨的二大在坚持最高纲领的同时，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通过了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共产党“不是‘知识者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而应当是 ‘无产阶级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的急先锋”[2]57-58，强调党不能离开群众，“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2]58;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这种组织和训练“必须是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2]59。《中国共产党章程》是第一个完备的党章，对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与结构以及组织原则、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经费来源与使用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强调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本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本党的一切决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二大党章强调党的纪律，明确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的纪律原则，对言论行动违反党章和党中央决议、连续两次无故不到会、无故欠交党费3个月、连续4个星期不做党的工作、留党察看期满不改悟、泄露本党秘密等行为之一者，予以开除党籍处分[2]63。党的二大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党的二大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根据二大制定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和中央西湖特别会议的精神，党积极推动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三大强调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努力从工人团体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2]116。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党的四大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党组织建设，指出组织问题是“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2]308，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吾党决不能前进”[2]308;指出要“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2]309;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规定有三名党员即可成立支部。党的五大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党的中央机关的建设，决定将党的组织依次划分为中央、省委、县（市）委、区委、支部;决定建立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立中央和省委两级监察委员会，并且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增设了“党的建设”和“检查委员会”两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首次把党的青年团的关系写入党章;首次明确入党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在大革命和工农运动的推动下，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党员人数是994人，到当年年底增加到10000人;从1926年4月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由11000人猛增到57967人。党员数量的急遽增长，给党的建设带来很大的问题和挑战，如党员的质量问题、新党员的教育管理问题、党组织的巩固问题等。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国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也由5.7万锐减到1万人左右。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党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折。八七会议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党的各级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设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强调要 “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的纪律;各级党委组织审查委员会，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八七会议以后，党组织得到重建、恢复和发展。
党的六大指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底无产阶级化”[3]184，提出使“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3]273。党的六大制定了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建党路线，对党的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主要有：第一，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改变工人成分的比例，“创造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使党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党;加强支部建设，改进支部生活，以党支部为战斗堡垒开展宣传和斗争;贯彻干部工人化的方针，改造党的各级组织;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强调党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加紧党员群众底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3]185，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第三，提出党员职业化、秘密工作同群众工作相结合、建立巡视制度等。但是过分强调干部工人化和过分强调阶级成分，脱离了中国社会和党的建设实际，对党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白色恐怖、农村环境和战争的条件下，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如何建设和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课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确立了党对军队和红色政权的绝对领导原则，通过三湾改编在红军中普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重视根据地党的建设，强调“工农武装割据”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第二，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三，强调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等错误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要有根据，要注意政治，主要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积极、正确地进行党内思想斗争;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强调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严格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第四，提出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问题，强调反对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同我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必须在实践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强调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五，在局部执政过程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廉政教育，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严惩贪污腐化分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党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对党的建设造成很大影响。主要表现为：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组织上的惩办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对党内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等。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实现了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转折，党的建设从幼年走向成熟。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在政治上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推动全党实现了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党在组织发展问题上有新突破，进一步向除工农以外的其他成分出身的人打开了党的大门，瓦窑堡会议明确吸收党员的标准主要看其“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社会成分出身应注意，但不是主要标准。同时强调纪律和教育，指出：“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4]620、621瓦窑堡会议还强调，着力培养新干部，把他们“送到各方面战线上去”，让他们“从斗争中学习和提高”[4]621、622。
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到来，中共中央于1937年5月至6月先后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动摇性，强调民族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够完成，革命归谁领导“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第二，无产阶级共产党应该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以及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5]262-263。面对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强调适应转变的形势要重新学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好的干部”，“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们“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5]277;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党内民主是必要的”，“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5]278;强调党的团结，认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确定了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实现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指明了方向。
在思想建设方面，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批判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提高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高度，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三、全民族抗战时期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系统展开、多方面发展，达到成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管党治党思想，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党的一大创举。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6]602。强调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并且详细论述了三者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指出了党的建设的关键性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党对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的清醒与深刻。
在政治建设方面，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鉴于王明右倾错误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与叛党，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团结统一和党的纪律。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7]535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延安整风发扬党内民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党的七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选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在思想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毛泽东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7]534毛东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强调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党的七大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使“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把“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7]59-60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随后，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强大党的组织的必要性，“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为了完成大量发展党员的任务，要打破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忽视党的发展、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8]466-467。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的中心任务”[8]718。此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有了空前的发展。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时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在作风建设方面，强调共产党员在各方面的模范作用，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要成为各个方面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自私自利，消极怠工，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6]522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加强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进步的模范党员和干部。陈云也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六项基本条件：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中共七大把党的作风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9]1094，强调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整风运动是党的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延安整风运用整风的形式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刻总结党的历史和经验、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很大提高，实现了全党思想大解放，是无产阶级政党管党治党方面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整风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党内错误思想和突出问题，在一定范围内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和突出问题，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新的团结。整风运动和整风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宝贵精神财富。
四、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時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建设，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拥护和爱戴，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极力推动政协会议的召开，争取和平建国。但蒋介石、国民党执意发动内战，其假和平真内战的图谋迅速被我党识破，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和经济政策，在从武装自卫到“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统筹推进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运动，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的重点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这次整风，清除了混进党的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肃清了党内地主、富农等错误思想;整顿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这次整党运动“基本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10]1343，“教育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10]1309。
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出现的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主要包括：违反中央路线和政策，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和缺点，对于原则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和慎重处置态度，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等。针对种种恶劣作风和不良现象，毛泽东指出：“这种状态，给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0]1332。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每两个月向党中央和中央主席做一次综合报告，报告该区军事、政治、土改、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做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每两个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10]1264-1266。后来的《关于请示报告的补充指示》又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向下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属于何项问题，均需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向中央局、分局前委所作的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需同时报告中央;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11]132。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强调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指出集中的革命纪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就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其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一切应当集中的权力集中在党中央手中。全党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纪律教育和纪律整顿，严厉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的严重的地方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自上而下逐级整顿，检查个人和党委执行纪律的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增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成效显著。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也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加强。”[12]137这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对建立和扩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作了具体的规定。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充分讨论，作出决定，然后执行[10]1430。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央决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做准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鉴于全国革命胜利后，党将成为全国执政党的新形势，强调务必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强调要力戒骄傲，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重要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的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
五、成果与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在战争与革命的环境中，如何将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这一时期，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
第一，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明确了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同时，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提出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格党员标准，明确党员条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调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中统一领导。克服了两次右倾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克服了罗章龙、张国焘分裂主义，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强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
第三，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结合起来。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法宝，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关系;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范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强调党对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作用，强调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注重建章立制，制定和不断修订较为详细的党章、党规。
第四，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左”右倾错误，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加强调查研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重视思想武装，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总结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之际，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
第六，创造性地开展了延安整风这个管党治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创举。整风，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面对特定的形势和任务，针对党的建设和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集中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突出问题，达到纯洁党性、增强党的思想力、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光辉典范。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3]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Z].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4]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Z].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冊[Z].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Z].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特约编辑 李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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