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入企：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中国实践

姚靖

〔摘要〕“政党入企”是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强化对非公企业的引领与监督的政策描述。目前，学术界对“政党入企”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稳定论”“有效治理论”“企业利益论”三个角度展开，尚存在分析对象局限于党组织和私营企业主、分析维度不清晰不全面的问题。基于对若干非公企业党建案例研究指出，“政党入企”架设了政企互动与党群互动的组织化、制度化平台，本质是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战略延伸。一方面，“政党入企”可以加强执政党对非公企业的全面领导，扩大非公企业和工人群众对党的认同与支持，进一步延伸党的治理网络;另一方面，党组织的嵌入也能强化非公企业的政治联系，拓宽企业获取信息资源与政策支持的渠道，并能通过党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融入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为新兴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以及国家保护社会提供组织路径。

〔关键词〕“政党入企”;非公企业党建;政企互动;执政能力;企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4-0058-09

一、问题提出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可以发现，党的权威建构和权力渗透始终是依托社会的组织化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推进，非公企业发展如雨后春笋，成为中国治理过程中的一场“组织革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非公企业组织数量众多、规模庞大且分布广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间，我国非公企业法人单位数量已达1752.2万个，占企业法人总数量的96.8%。①一些大型非公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等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二，非公企业聚集着大量的工人群众，关乎社会稳定和公民权益保障。截至2019年，非公企业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就高达27788万人。非公企业就业人员也是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第三，非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合同纠纷、生产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有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然而，与非公企业的重要地位相比，非公企业一直以来存在政治性低、党的领导薄弱问题。在行政力量介入有限的现实情境下，加强非公企业党建成为强化对非公企业的引领、监督的重要手段。40余年来，为推进“政党入企”工作，中国共产党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政策或活动，包括出台党建指导员政策、党费返还政策，组织开展党建共建活动等，为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展提供人员、资金、政策、平台与项目支持。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为58.4%，2017年，覆蓋率已经达到73.1%，四年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①，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推进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新的社会势力吸收进体制中来的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为政治体制的政策创制能力。“政党入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现代化过程中的组织政策，本质是党的组织网络向弱政治空间渗透，拓展党的治理空间的战略延伸。近年来，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的快速攀升提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政党入企搭建的政企互动与党群互动平台能给执政党、企业、工人群体带来哪些积极变化？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了解执政党积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非公企业愿意配合完成自身组织形态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转型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机制与权力运作策略，为转型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治理经验。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①数据参见《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4/06/30/ARTI1404097880744683.shtml;《2017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共产党员网.http：//news.12371.cn/2018/06/30/ARTI1530340432898663.shtml.

政党入企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延伸治理网络、拓展治理空间的政策实践。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持续推进，政党入企政策的推进与落实也引发了学界相关主题研究的热潮。目前，学术界有关政党入企政策或非公企业党建实践对执政党和企业双方关系和彼此利益的影响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种研究视角：（1）政治稳定论。该研究视角主要以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为分析起点，认为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造就了一批游离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的新兴经济社会力量，其展现出的拓展行动空间和自组织化的冲动打破了政党国家既有的权力利益格局，给政党国家的政治结构带来挑战和威胁。〔2〕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执政党实现政治统合的策略创新，能够推动非公企业嵌入党国体制与政党国家共谋共生〔3〕，化解新生社会力量对现存体制造成的压力和挑战，在强化政治认同的同时促进政治体系稳定〔4〕。这也是在中国市场转型并没有催生自主的私营企业主阶层〔5〕谋求系统政治变革的重要原因。（2）有效治理论。该研究视角以中国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模式〔6〕为出发点，强调在市场转型期国家与非公企业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提出逐渐壮大的非公企业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的税收来源和资金支持〔7〕。同时，该分析模式也提出党组织嵌入可以形成对非公企业主思想和行动方面的监督与约束，防止产生投机性行为〔8〕，频繁的交流与熟悉也有利于建立信任、长期性的关系，以及信息准确、充分的政策网络〔9〕。（3）企业利益论。该分析模式从企业视角出发，提出非公企业党建是企业建立政治联系、获得政府支持与保护〔10〕的组织路径。大量实证研究指出政治联系对企业融资、多元化投资、资源获取〔11〕等有显著影响。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不仅能够发挥政策渠道、信息渠道等组织资源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调整和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12〕，还能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培育企业文化、拓宽企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13〕。同时，该分析模式也对非公企业党建提升企业合法性〔14〕等方面的功能给予了一定关注。

总体而言，现有政党入企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从政企关系入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公企业聚集大量工人群众的客观事实，对执政党与工人群体的互动关系以及执政党嵌入非公企业给工人群众的工作环境带来积极变化的研究少有涉及。同时，现有研究侧重于宏观或中观层面的分析，对政党入企为政企双方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微观机制探讨不足。本研究以政党、企业与工人为非公企业党建所涉三方群体，将政党入企政策定位为政企互动和党群互动的组织化、常态化平台，是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中国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政企互动关系与党群互动关系，并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具体的赋能机制。

三、社会向国家赋能：大党治理与大国治理兼容耦合

权力是可扩张的，它必须被分割或分配，但同时也必须被创造。〔15〕吸收新的社会势力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政治体制权力总量的扩增。通过“政党入企”，中国共产党可以依托党的组织网络渗透实现对新兴社会空间的占领和权威创建，借助党组织搭建的政企互动和党群互动的桥梁强化新生社会力量对党的认同与支持，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并强化党对非公企业的领导。同时，通过“政党入企”，中国共产党还可依托党的基层组织的全覆盖实现党的工作的全覆盖，强化党对非公企业的监督与管理。

通过政企互动提升执政党的回应能力，强化新兴社会力量对党的认同与支持以拓展和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必须具备吸收并同化新生社会力量的能力，现有的政治体制若不能有效引导新生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政治，推动新生社会力量再组织化使之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就存在新兴社会空间和阵地被其他势力占领进而导致走向体制的对立面的政治风险。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非公企业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然而，较之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对非公企业的控制相对孱弱，政党组织和官僚组织介入程度低，与非公企业在新时代党的长期执政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不匹配。一方面，目前我国的非公企业分布广泛，规模庞大，工人群众基数大且相对集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非公企业吸纳就业人数高达6.7亿，占年度劳动力总数的84.0%。如果能吸收这部分力量进入政治体制并赢得其政治认同，毫无疑问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与人员支持。另一方面，非公企业以生产经营和增加盈利为根本宗旨，缺乏开展党建工作的内在动力。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正式党员超过3人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3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但这一强制性规定并未辅之以实质性的惩戒措施。内在动力的缺失与外部压力的不足导致非公企业中党组织覆盖率低，党员因为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在市场交易原则主导的环境中思想滑坡现象严重，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联系群众优势，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在行政权力不能随意干预市场、官僚组织介入有限的现实背景下，充分发挥党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属性，通过“政党入企”政策，在非公企业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积极开展组织动员和服务群众等工作，可以更好地回应企业精英和普通员工的需求，让每个企业及个体员工切身感受党的关怀，进而强化非公企业对党的认同与支持，进一步拓展和夯實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通过业务骨干与党员的双向培养实现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互动转化，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治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核心，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也是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要又红又专”〔16〕。如今，领导十四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其中，“政治过硬”强调的是党员的政治立场，“本领高强”指向的是党员的业务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超大规模国家里的长期执政，不仅要求其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并通过社会的组织化或再组织化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全面提升以强化执政合法性;也要求其善于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力体现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为人民谋福祉的能力。通过“政党入企”，中国共产党将基层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可以强化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互动转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开放组织体系吸纳企业主入党，可直接与经济精英建立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政治吸纳将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另一方面，通过将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有机融合，党员干部有机会深入基层，通过调查、观察、访谈等多种渠道全面准确地了解非公企业的运转机制和生产经营状况，并可通过一定的参与实践提升业务经营能力和企业管理技能。实践中，新东方的“在领导层发展党员”、金茂武汉的“优先发展管理层和业绩好的员工”，“党员干部化，干部党员化”的做法，以及斗鱼“把党员培养为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为党员”的“双培”理念等都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互动转化的实践创新，为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兼具理论基础与基层实践经验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供了互动平台，充实了党长期执政的人力资源基础。

通过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新兴社会空间的占领和权威创建，重新激活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17〕作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和实现治理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具有极端重要性。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8〕非公企业不仅聚集着大量的青年党员，而且聚集相当部分的工人群众，加之长期处在市场交易原则主导的环境中，容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抢占非公企业宣传的制高点，对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义重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19〕通过“政党入企”政策，中国共产党得以嵌入非公企业，以组织形式团结在企业家、党员以及广大工人群众身边，可以方便党组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光辉事迹，积极引导新兴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此外，推行“政党入企”政策，还能重新激活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市场机制主导社会运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个人革命理想与激情向物质利益转换、意识形态的治理效能逐渐递减的过程〔20〕。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推进，代际更替下党员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党员占比居多且呈日益攀升之势，这部分群体没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整个过程，无法深刻体会共产党对其人生轨迹的影响，因而对党的情感和忠诚投入远不如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党员党性意识和党性修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日渐式微。通过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可以将分散分布的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并以组织为载体开展党员的日常教育和严格管理。较为常见的有“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强国积分打卡、党支部书记讲党课等形式。另外，部分企业也有一些特色活动，如金茂武汉开展的“悦读悦享”读书俱乐部、红色主题月、党建知识线上考试和线下竞答活动等，组织党员学习党史党建知识;还有“红安魂”系列主题活动，定期组织各支部党员赴红安学习革命先辈的先进事迹，并打造“红安魂”主题党建活动室。通多多样化的宣传教育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个人的价值观系统，并依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与调适，重新激活党的意识形态治理功能。

通过党的组织全覆盖和全渗透推进党的工作全覆盖，强化党对非公企业的监督与管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差异巨大，造成了国家治理的实际困难。在制度资源贫弱，意识形态治理功能日渐式微的现实情境下，依托行政组织与党的组织全覆盖和全渗透将社会组织起来，通过整合基层党组织的单元治理实现现代整体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核心逻辑。“政党入企”正是新时代背景下这一治理逻辑的策略延伸，旨在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和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首先，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非公企业建设的系列要求与规划，都可依托党的基层组织来传达和贯彻，以确保非公企业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次，党组织的嵌入可以实现对非公企业的全方位、零距离的监督，及时发现企业决策或内部管理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权益的行为并敦促改进。再次，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可以实现党员的再组织化。目前，非公企业的党员总体较为分散，不利于党实现对党员的有效监督与管理。如当代集团党员人数很多，却分散在各个子公司，原来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有的在人才市场，有的在社区，有的在农村，管理起来没有统一的规划。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可以将分散分布的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强化对党员的监督与管理。此外，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互动转化，党组织对经济精英的组织吸纳与政治吸纳，使党组织自身的治理与基层社会的治理开始重叠并持续叠加，基层党组织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与整体国家治理的衔接日趋紧密，有利于打破国家治理在空间、领域上的碎片化，实现大党治理与大国治理的兼容耦合与有机统一。

四、国家向社会赋能：企业秩序与企业成长有机统一

作为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中国实践，政党入企搭建的政企互动平台与党群互动平台在优化执政党的治理结构，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与人力资源基础的同时，也强化了非公企业的政治联系与政治话语权，拓宽了企业获取信息资源与政策支持的有效渠道，并为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开辟了路径。此外，通过党组织的嵌入使政党回归社会，也为新兴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提供了组织保障。

通过政企互动强化非公企业的政治联系和政治话语权，推动建立“亲清”型政商关系并提供企业获取信息资源和政策支持的正式途径。我国政商关系的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是一个国家积极干预与企业主动参与的双向助推过程。良好的政商关系不仅有利于国家有效动员非公企业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同样也有利于非公企业寻求国家的政策支持促进企业成长。通过“政党入企”，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强化非公企业与党和政府的联系，实际架设了政企互动的新桥梁。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网络延伸的载体，与党和政府联系密切，在推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有机结合过程中，非公企业可以借助这一桥梁，快速全面地获取与企业相关的信息资源与政策资源，精准了解并充分利用中央或省市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或扶持政策，减少对政策、制度环境的误判，及时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投入与未来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更好促进企业的成长壮大。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这一政企互动桥梁也为非公企业的政治参与与利益表达提供了正式渠道。通过强化政治参与，非公企业不仅能提升政治话语权，向政治体制表达诉求争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还能在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党组织直接与上级党委或政府反映情况并寻求支持。此外，“政党入企”政策还能推动“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建立。非公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不像国有企业有很多政策和资金支持，为谋求生存和发展又不可避免地要与掌握资源的政府部门建立较为牢固稳定的政治联系。如某公司就要經常跟政府的经管部门打交道，主要包括金融局、税收部门、高新区的主管部门等。为防止政府不作为、慢作为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家往往须借助各种途径与之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非公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体层面的政治吸纳，如赋予非公企业相关人士党员、人大代表等政治身份;二是组织层面的基层党建。相较于企业家凭借个人政治身份或关系网络谋取各项资源等个人层面的政治联系所不同，组织层面的政治联系，即以基层党组织为桥梁，借助组织这一正式渠道获取各项资源，能有效压缩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确保官商保持“一臂之距”，有效推进“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建立。

通过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融入党的先进治理理念与科学治理方式，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并提升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近460多万基层组织、已经执政70多年并将长期执政的大党，能够在风云变幻的社会洪流中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实现大党治理与大国治理的有机统一，足以证明党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政党入企”，推动非公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将党的先进治理理念与科学治理方式融入非公企业的管理与发展中，全面提升企业的发展空间与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首先，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可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党组织的嵌入搭建了政党与非公企业组织化、常态化的互动平台，通过建立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等联席会议实现政企间的制度化互动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党组织与非公企业治理理念和主张的有机融合，有效提升非公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其次，党组织的嵌入可以推进企业文化创新。团结、责任、担当、奉献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的重要元素，通过“政党入企”，在非公企业成立基层党组织，可以将这些元素融入非公企业重塑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能有效引导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再次，党组织的嵌入有利于企业的人才培养。从发展党员的高标准来看，党员往往是具备较高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先进群体，而成立基层党组织的非公企业不仅更加重视党员人才的引进，而且能依托组织优势，将党员骨干培育成业务精英，优化企业的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机制。例如，有些公司就很注重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强调党员群体建设对单位人才队伍、公司文化、工作氛围的带动作用，通过将党建工作融入公司的日常管理中，积极引导党员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文化建设做贡献。

通过党组织的嵌入使政党回归社会，为新兴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提供组织保障。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提出任何政党，哪怕是宣称最民主的政党，最终都会走向官僚化〔21〕，而与作为“部分的政党”相比，作为“整体的政党”〔22〕的政党则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前者（如西方自由民主制）政党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且是公权力结构中的最能动的要素。在这种特殊的公权力架构下，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以及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23〕，相应的也存在两套官僚组织体系——政府体系与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可见，相较于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拥有更庞大的等级制组织体系，并掌握国家公权力，更容易走向特权化和官僚化。然而在中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远早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整体嵌入国家权力结构后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自己代表整体利益自居的政党不仅最为痛恨官僚主义，且以实际行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开展各种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党组织嵌入非公企业架设的政企互动与党群互动平台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推进政党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在催生大生产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区的结构化衰败。大量的工人群众游走于家庭与单位之间，个人关系与活动空间主要发生于生产单位，社区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起居单元与休息场所而存在。该现实背景下，非公企业党建较之社区党建更能实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功能，为新兴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提供了组织层面的保障。

通过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拓宽国家保护社会的有效渠道。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十足的乌托邦，一旦劳动力、土地、货币沦为商品，经济必将从各种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逐渐剥离并严重牵制后者成为首位的价值追求，引发严重的社会灾难。〔24〕中国现代化的本质也是一个市场经济取代伦理经济的过程。传统社会时期，经济关系受制于各种的社会关系，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服膺于互惠、责任等伦理规范;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仍然是一种伦理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工资合同制改革及邓小平南方谈话过后，劳动力、土地、货币逐渐商品化，伴随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伦理经济开始崩溃，中国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机制与交换原则不仅打破了底层民众的最后一层保护罩，滋生了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国家如何通过有效管制与制度安排保护社会，在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保障社会稳定，是现代化国家必将面对并解决的一大难题。非公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聚集了大量的工人、群众，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工，由于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维权意识不足且维权能力较弱，在官僚组织介入有限、国家法律运转不畅的现实情境下，“政党入企”政策通过党组织的嵌入能够直接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拓宽国家保护社会的渠道。通过“政党入企”，一方面党组织得以主动介入企业生产经营，了解员工的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排查企业是否存在违规延长工作时限，降低员工工资标准，拖延、克扣员工工资、奖金，不按规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等损害员工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情况;另一方面，当员工陷入维权不能的困境时，党组织不仅可以充当冲突的协调者，也可在员工权益遭受侵犯时协助其实现维权，拓宽国家保护社会的有效渠道。

五、结论与反思

“政党入企”作为中国共产党与非公企业双向互动的创新形式，是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实践创新，搭建了政企互动与党群互动的组织化、制度化平臺。于执政党而言，“政党入企”不仅可以延伸党的治理网络、拓展党的治理空间，实现国家权力的“组织性”在场，而且还能依托基层党组织实现对非公企业的全面监督与管理，扩大非公企业和工人群众对政党的认同与支持。于非公企业而言，党组织的嵌入能强化非公企业的政治联系，拓宽企业获取信息资源与政策支持的渠道，并能通过党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融入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于工人群众而言，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可以为新兴社会空间的民意表达以及国家保护社会提供组织路径。

然而，“政党入企”政策作为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一种尝试，在通过党组织的嵌入实现政党权力“组织性”在场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我们反思的问题：一方面，“政党入企”所产生的组织成本，为原本复杂的党务工作增加了新的负担。从“政党入企”政策的运作形式来看，无论是派遣党建指导员、提供党建经费支持，还是提供党建参与平台或组织开展党建活动，都依赖于一定人、财、物的支持，最终都体现为党建经费的增长。“政党入企”如何从以组织为平台的管理阶段转向以制度为平台的管理阶段是新时代深化政党—非公企业互动的新问题。另一方面，“政党入企”政策存在党组织或非公企业一方失去自主性的风险。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搭建政企互动的组织平台，需要互动双方能够保持相对独立却又联系紧密的关系。“政党入企”需要在相关法律规范内活动，是对企业治理的优化而非改动。惟有党组织与非公企业平衡发展，党建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才能独立开展又互相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能也才能真正实现。一旦双方力量失衡，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态势，则无论是党建内化于非公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是党建主导非公企业的未来发展，结果都是党组织与非公企业必有一方要失去自主性，或导致党的权威创建失败，或扰乱市场的自由运作。总体而言，“政党入企”作为新时代国家与社会双向赋能的战略延伸，对国家治理与企业发展具有诸多益处，但该政策目前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仍需对政策本身的执行效果以及政策的完善方向与未来走向做进一步论证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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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皇凤.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7.

〔21〕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任军锋，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

〔22〕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0.

〔23〕 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9，（8）.

〔24〕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刘阳，等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0-111.

【责任编辑：欧 露 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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